投资机会/审计风险与审计质量研究

　　假设2：在高投资机会公司，审计能够有效地遏制被审单位的可操控性应计。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4年—2008年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只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按以下标准对样本做了剔除：首先，剔除了金融和保险业的上市公司；其次，剔除无法完整获取相关数据的公司；再次，排除了当年上市的公司。最后，我们得到5542个样本观测值，其中2004年—2008年的样本观测值分别为1148、950、979、1208和1257个。
　　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均来自中国股市和财务研究数据库（CSMAR），审计师的聘用数据来自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
　　（二） 投资机会的代理变量
　　因投资机会很难用一个具体的财务指标来衡量，故本文参考Smith（史密斯）等的研究，选取4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公司的投资机会大小［2，5，8，12］。这4个指标的定义如下：
　　MAS=长期负债+权益的市场价值总资产；MEQ=权益的市场价值权益；EP=非经常性收益前每股收益年末收盘价；PPVR=固定资产总值长期负债+权益的市场价值。
　　（三） 投资机会（DS）代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因子分析
　　其中， 因变量AQ为审计质量。经验研究中经常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来衡量审计质量［18］，因此本文也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来衡量审计质量。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每年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前百家信息中的排名，该年度排名在前14位的会计师事务所包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国内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为高质量的事务所，取值1，反之为低质量的事务所，取值0。
　　自变量DS为投资机会，我们选取4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公司的投资机会大小，然后对MAS、MEQ、EP和PPVR进行因子分析的得分来衡量公司投资机会。
　　我们选取固定资产比重、规模、财务杠杆、权益增长可能性、损失可能性以及净利润改变的可能性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5，19］。CAPINT为固定资产占销售收入的比重；SALE为销售收入的规模，对销售收入取自然对数得到；LDEBTAT为长期负债的比重，用长期负债除以资产总额表示；ISSUE表示权益增长的可能性，如果前一期的权益增长率大于10%，取值1，否则取值0；LOSS表示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如果前一期净利润小于0，取值1，否则取值0；LARGENI表示净利润改变的可能性，如果净利润改变大于10%，取值1，否则取值0；IND和YEAR为行业和年度控制变量。
　　为检验高投资机会公司所聘请的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可操控应计的抑制，我们构造如下模型：
　　ABADA=β0+β1DS+β2AQ+β3DS×AQ+β4LEV+β5SIZE+β6CFLOW+
　　β7ROA+β8IND+β9YEAR+ε（2）
　　其中，因变量ABADA为可操控应计的绝对值，可操控应计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通过对每一年每一个行业计算而来；自变量DS和AQ的定义如上；我们选取财务杠杆、公司规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重以及资产收益率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5，20］。LEV表示长期债务权益比；SIZE为公司规模，用总资产取自然对数表示；CFLOW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总资产的比值；ROA为资产收益率；IND和YEAR为行业和年度控制变量。
　　四、 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表4是总体和根据审计质量分组的变量均值和标准差，高审计质量样本为1637个，低审计质量样本为3905个。从表4可以看出，高审计质量公司的投资机会（DS）比低审计质量公司的投资机会（DS）均值高，而且在0.01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高审计质量公司的固定资产占销售收入的比重（CAPINT）比低审计质量公司的要低，并且在0.01的重要性水平上显著；高审计质量公司的销售收入和权益增长的可能性要显著地高于低审计质量公司；另外，高审计质量公司发生损失的可能性要显著低于低审计质量公司。
　　（二） 回归结果及分析
　　（三） 删除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后的结果
　　在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上，国际“四大”与非“四大”、“十大”与非“十大”及国内“十大”与国内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选择行为存在显著差异［16］。因此，为了验证国际“四大”以及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投资机会以及可操控应计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删除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后对模型（1）和（2）再次进行了回归，删除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后有5395家公司，回归结果见表5和表6。从表5的（3）和（4）的回归结果看，删除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后，模型整体拟合程度没有太大变化，各参数估计值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明显变化。表6的（5）、（6）和（7）的结果显示，选聘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有效减少高投资机会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这说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不会对上述检验结果造成偏差。
　　（四） 样本自选择问题
　　由于会计师事务所选择的内生性会使样本存在潜在的自选择问题，这使上述结果不可靠。我们采用两阶段回归方法，第一阶段对会计师事务所选择模型（3）进行Probit回归，然后计算出IMR，并将probit模型回归后计算得到的IMR（作为第二阶段回归的控制变量）对模型（2）进行回归［5，2122］，即：
　　AQ=κ0+κ1SIZE+κ2ROE+κ3LOSS+κ4LEV+κ5MF+κ6ISSUE+
　　κ7HERF5+κ8INDM+∑δ′INDU+∑θ′YEAR+ηi（3）
　　其中，INDU和YEAR为行业哑变量以及年度哑变量；SIZE为公司规模，用公司总资产取对数表示；ROE为公司净资产报酬率；LOSS表示公司是否陷于财务困境，若前期净利润小于0，取值为1，否则为0；LEV代表财务风险,用资产负债率表示；MF表示公司的代理成本，用管理费用除以期初总资产衡量；ISSUE代表公司是否进行增发配股，当公司当年存在增发配股行为时取值为1，否则为0；HERF5为前五大股东的赫芬达尔指数；INDM为公司所处的地区治理环境。表6的（4）和（8）的IMR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样本存在自选择问题，有必要对自选择问题进行控制。表6的（4）和（8）的结果也表明，在控制自选择后，我们上述的研究结论不变。
　　五、 研究结论及启示
　　审计是一项制度安排，它不仅可以解决公司代理问题，而且还可以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本文以我国2004年—2008年只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的基础上，检验审计质量、投资机会和可操控性应计的关系。结果发现，高投资机会公司股东为监督公司的管理者有动机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同时，投资机会越大的公司，其可操控性应计越高，即高投资机会公司的注册会计师面临着更高的审计风险；而注册会计师为了降低审计风险和被诉讼的风险，也有动机提高自身的审计质量，从而遏制被审单位的可操控性应计。
　　本文为我国外部审计是否能够监督公司管理者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审计质量与投资机会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而为通过提高外部审计质量来监督高投资机会公司的管理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本文的结论还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加强审计监管、提高审计质量以及完善各地区的法律环境，是监督高投资机会管理者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Myers S C.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J］. JourncOm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7,5(2): 14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