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企业文化的碰撞

　　——他们有什么样的质量控制计划?他们遵守这些计划吗?
　　——他们怎么鉴定他们的供应基础?他们对其购买的材料和产品有哪些要求?他们怎么进行质量控制?
　　——工厂清洁干净吗?员工看上去健康吗?他们的情绪怎么样?工作效率如何?
　　——他们的解决问题机制怎样?他们在推行精益制造吗?他们在利用有据可查的流程去解决问题吗?或者他们只是简单地从经验中去寻找一些临时的解决办法?
　　——他们的生产线是传统的吗，或者是更为复杂一些?如果它是线性的，他们有什么计划以使这个流程更有效率?
　　——劳动力的教育情况怎样?工人有多方面的培训机会吗?
　　——工程师队伍足够强大吗?他们有什么样学历和经验?他们的知识是基于实践的还是基于书本的?
　　“通过在厂子里转一下，跟企业的管理层、中层管理者甚至是生产线的工人交谈，我们就会得到上面的所有信息。”Juarez如是说。
　　Han建议美国的工程师要尽早地去实地考察至少一次，向对方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和建议。“合作状态是很重要的，它会稳固两者之间的关系。”
　　实地考察在确立双方合作关系的初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Juarez认为，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双方关系的可靠性是合作的基础。“你要么让你的员工呆在那里以确保每件事儿都如约完成，要么就派驻一个代表。”
　　除了在生产中的作用，实地考察仍会发挥很多其他的作用。“你将时不时地需要这么一种人为你做些事儿——他能说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你的生意，可以随你的召唤到达现场。”Juarez说，这是通过一个美国代表每隔一段时间来查看情况所不能比拟的，“如果中国企业有违诚信，那么利用这样一个人，我们还有时间来改变局面。”
　　另一方面，通过在一开始就创建起一种良好的关系，以及考察对方的作业流程，那些最坏的情况就有可能被避免。Juarez说：“当你坐在那个人的对面时，你才知道你是否能跟他做生意。”
　　
　　建立一种关系
　　
　　当然，没有哪种关系可以很容易地被确立起来，尤其是文化和语言的不同会带来更多的困难。
　　Plastikon公司负责工程和销售的副总裁Kaveh Soofer和他的同事最近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工厂，他们体验到了这一点。
　　这种情况总是出现在他们在中国的前几个项目中。公司计划在广东东莞开辟出新的天地。“我们想成为一个有着足够激情的组织，我们想与众不同，我们想在美国的制造原则基础上创办中国工厂，”Soofer说，“我们不想改变已经存在于一个公司里的文化。”这个工厂的目标是，不仅要服务于中国本地市场，同时还向美国和欧洲供货。
　　P1astikon公司的营销总监BretBaumgarten说：“我们最初意识到在中国不会有太多这种美国标准的工厂，而这种标准完全可以满足客户的需要。”
　　但是，把这种流程移植到中国却是非常困难的。Soofer介绍，这个项目是跟中国香港的Hung Tat公司的合资项目。这意味着，中国的伙伴将会管理这个项目的一部分，而Plastikon的主要责任则是技术、设备和美国的资源。一旦这些东西被运到中国，“双方将一起工作。”Soofer说。
　　这时，文化的差异开始显现出来。许多挑战来自中国伙伴的工作节奏。“他们所说的最终期限并非我们理解的最终期限。这些期限更多的是一种指导性的东西。他们常常会说：‘好吧，我们忘了这事儿了，但是我们下周会好好考虑这事儿的。”’Soofer说。
　　“我们飞到那里，期望能看到某些事儿发生，或者是为一个会晤做准备，”Soofer说，“我们开始慢慢意识到，他们的文化不允许他们直白地传达坏的消息，他们不会说‘不’，不会说‘我们没有准备’。”
　　“是的”是另外一个让人头疼的词汇。在美国或西欧，“是的”是表达明确的同意。在中国，这个词的意思就有些模糊了。“它意味着，‘是的，我理解你要我去思考的问题是什么，但并不意味着我同意去做你正在讨论的这些事儿’。”Soofer说。
　　“不直接了当是那里的一种文化，”他继续说，“不直白地传递坏消息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我知道这会使你烦恼。’但是，这种情况却更让我烦恼啊——我坐了16小时的飞机飞到这里，只是为了会晤某人，而你却告诉我什么还都没到位。”
　　简而言之，Soofer说，“你必须要为很多令你惊讶的事情做好准备。他们的时间表有很大的弹性，在他们说他们要做完这事儿时，他们实际上还没去做这事儿呢。”
　　Soofer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来回跑，担当起项目中的许多管理任务。Soofer说他会派一个美国的项目工程师到中国，负责监督项目的进展。在未来，Plastikon还可能会派代表继续定期到中国监督项目的执行情况。 另一方面，Soofer毫不迟疑地肯定了中国工人和工程师的素质。“我们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他说，“尤其是在技术端，中国相比美国有更多有才能的技术人员，我们真希望我们也有那么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