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特质——创生与融合的文明
摘 要：文化是人文地理环境的产物，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必然具有不同的文明生发模式。由于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环境，不仅为农业提供了长足的条件，而且为文明的创生与发展提供了保护，从而创造了与西方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文明发展模式迥然不同的农耕、兼并、融合三位一体的独特文明发展模式。
关键词：人文地理环境；农业长足发展的条件；和小农；创生与融合
中图分类号：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5)01-0000-08
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环境
“世界屋脊”与海平面的巨大落差，使中国的自然环境变得十分复杂：在气候上，纵跨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和寒温带，几乎包括了各种气候类型，从而构成一个以温带为主、十分有利于农耕文明长足发展的大环境。而且，正如美国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土壤与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迥然不同。”[[i]](P67)“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ii]](P323-324)其实，这种情况不仅是中东和欧洲，就连美国、印度等国家也无法比拟。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就说过：“在中国，冷热的交替并不像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所看到的那样毫无、无法预测、变幻不定，而是平稳、井然有序的……中国人的日历把二十四时节的其中一个定为‘霜降’。几年前，霜降是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年，直到十月二十二日，都一直无霜，恰好在二十三日的凌晨，大地辅上了一层白霜……从未看到过有超过他们历书上所确定的日期三天的反常情况。”[[iii]](P216-217)印度的农业则全依赖季风的正常与否，“每当季风推迟，就会给印度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只要这类现象连续重复二、三年，那就是一场饥荒”[[iv]](P53)。
在地形上，中华大地则从西往东倾斜，形成从西北的青藏高原、中部的丘陵地带到东南沿海平原，落差世界第一的三级台阶式、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的地貌，更有众多江河湖泊所构成的水系穿插其间，因此，尽管中国的可耕地仅占全部领土面积的10%左右（领土面积略小于中国的美国，可耕地高达40%），却具有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极其丰富多样的自然风貌和自然资源。就农业资源而言，农作物品种的丰富多样也是世界第一，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农产品的世界博物馆。相形之下，西方的农作物品种就相当单一，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小麦、面粉、面包三位一体，贯穿整个欧洲历史，对当时的人来说，活着，‘那就是啃面包’……面包价格‘上涨’会牵动一切，掀起轩然大波。伦敦、巴黎或那不勒斯，莫不如此。”[4](P165)而在中国，五谷杂粮、蔬菜瓜果十分丰富，任何一种主食农产品歉收，都只能造成局部的影响，从不会因此引起轩然大波。
在人口上，中国从远古到秦，才发展到2 000万~3 000万之间，至汉以降的近1400年间，虽然在唐代安史之乱前的755年，达到过8 000万~9 000万的高峰，北宋后期(11世纪)也曾达到1亿，但皆是昙花一现，总的来说，一直在5 000万~6 000万左右徘徊，直至明代后期（17世纪初）才突破2亿大关。就是说，尽管中国始终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但之于地大物博，直到近代之前，人口却并不“众多”，并且始终没有形成过西方国家的那种必须向外扩张的人口压力。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天灾人祸不断[1]，但正如歌词所唱：“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广阔的发展空间给予灾民以足够的回旋余地，无论是人口压力还是资源枯竭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杀婴、移民、流民、就食、游民、戍边、罪犯流放……直至周期性的造反起义和改朝换代，以及开荒、围湖、修梯田、发展间种、引进高产作物等多种方式加以缓解和消化。所以，正如葛剑雄所说：“中国本身的人口压力从来没有成为向外扩张的原因，也不是开拓疆土的动力”，即或中国的人口“增加到上世纪的4亿多，但都是依靠本国生产的食物供养的，从未产生过向境外寻求生存条件的企图，因而中国的人口数量从来没有构成对外部世界的威胁”。[[v]]
就人文环境而言，中国——这个面积比西方(主要是西亚、西欧和南欧)的总和大得多的广大地域，却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与西方那种四通八达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照。正是这一“举世无双”的人文地理条件，不仅使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得以独立自主地创生，并且在基本上没有受到异质文化摧残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地生发出一套独特的生存发展模式——即与西方的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vi]]截然不同的农耕、兼并、融合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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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是一条黄河，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两千年中便决口1 590次，大规模的改道26次。仅1938年的改道，受灾人口就达1 250万，死亡89万。参见胡兆亮等编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第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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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院出版社，1992.
[[ii]][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iii]][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iv]]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2.
[[v]] 葛剑雄.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兼论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夏季卷.
[[vi]] 汪国风.西方文明的起源与特质[J].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4(1).
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独特生存发展模式
中华民族早在一万多年前，便有了原始的农业生产[1]，至标志文明社会的青铜时代前夕，已有了8千年的发展历史，并且在相对封闭而又丰富多样的环境中，创生出多种多样的农耕文化圈。荦荦大端，则为已故的苏秉琦先生所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六大区系，即面向海洋的三大块：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块：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关中、豫西、晋南邻境为中心的中原，以洞庭湖、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这意味着中国的农耕文化不仅具有六大类不同的模式，而且兼有大陆和海洋两种文化内涵，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中国在人文地理上这种‘两半合一’和‘一分为二’的优势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i]](P170)
由于农耕文化、特别是始终处于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状态的农耕文化所具有的靠天吃饭和自给自足的特性，决定了农耕社会不可能积累起足以让北方游牧民族垂涎、并诱发他们化为骑马民族的巨大财富和物质文明，所以，邻近的游牧民族在很长的时期中，也基本保持原始状态并未化为骑马民族。加之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的保护作用[2]，使中华农耕文化能够在没有受到异质文化摧残的情况下向农耕文明过渡，从而也就保证了中国农耕文明以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独特发展模式独立创生和发展。
直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后期和秦汉帝国时期，农耕文明已然成熟、成型之时，骑马民族的冲击才姗姗来迟。因此，尽管在以后的两千年中，他们不止一次地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甚至在元、清两代完全入主中国，却非但不能毁灭中国的文化传统，反而无一不被中国文化传统所融合，自己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也就是说，就血统而言，中华民族、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汉族，与西方各民族一样，都是杂种民族。但就文化而言，中华民族文化，却始终是围绕着汉族文化发展，并形成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兼收并蓄的融合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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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考古发掘，在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永州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12 000年左右的“玉蟾岩栽培稻”，以及最古老的陶器残片，这表明中国早在1.2万年前就有了相当成熟的原始农业和原始陶业。参见乌东峰：《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有新拓展》，《新华文摘》2003年第7期。
[2]中国的封闭状态只是一种相对的封闭状态，并非像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那样“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而是始终存在四条通道：除了大家熟知的出河西走廊过中亚沙漠绿洲的丝绸之路外，还有近来逐渐进入大家视野的经南海西行的“海上丝绸之路”与越过云贵高原到达印度和东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鲜为人知的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之路”。但高山、大漠、海洋、森林等构成的艰难险阻，既不妨碍中国与四邻相互间的交流，从而为中国农耕文化的长足发展不断提供新鲜的营养和动力，使之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且又阻止了异质文化的长驱直入，有效地保护了中国农耕文化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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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
中华文明的特质
一、农耕为本，血缘共有。
农耕社会的人或家畜皆以植食为主，因而人们就像植物皆为根所羁一样，为土地、水源和家园所构成的物质和精神的“根”所束缚，不但失去了采集狩猎时代到处游荡的自由，也不能像游牧民族那样逐水草而居，随遇而安，而只能累世聚居于一地。由此便形成了农耕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这种安土重迁、重农抑商的民族特性，与西方人喜欢探险、经商、殖民的民族性，形成鲜明对照。所以，中华民族始终固守大一统的向心传统，几千年来，无论国力如何强盛，从未越出相对封闭的界限去向外开拓，即或在明代，具有当时世界第一流的航海技术和最强大的远航舰队之时，也仅仅是本于“有教无类”地将华夏文明昭彰四夷的文化传统，进行“赔本赚吆喝”式的礼仪往来和文化交流[1]，既未用来扩展贸易，更未进行任何掠夺、殖民勾当。
农业生产分农忙和农闲，农忙时必须集中大量劳力抢种或抢收，而农闲时则只能让大量劳力闲置，却又不能遣散，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农业生产不违农时，而且保卫自给自足的小农——防盗、争水、抗灾、兴修水利……也需要维持一支稳定的“常备军”，而维持这样一支“常备军”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维系重视传宗接代、人丁兴旺的家族体制。由此便形成农耕文化的又一基本内涵：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共有观念。与西方人的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体私有制观念也是泾渭分明。西方的文明社会，是通过货币经济和个体私有制对于原始氏族制度的彻底破坏建立的；而的文明社会，则是通过坚守自然经济和血缘共有制，保存、扬弃和氏族制度完成的。由此便形成一种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血缘和拟血缘[2]的差序结构财产共有观——“其相与为共的，视其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亦要看这财产的大小，财产愈大，将愈为多数人所共。盖无力负担，人亦相谅；既有力量，则所负义务随之而宽……然则其财产不独非个人有，非社会有，抑且亦非一家庭所有。而是看作凡在其伦理关系中者，都可有份的了”[[i]](P81-82)。亦即一种既非个体私有制，也非国家公有制，甚至也不是介乎二者之间的团体或集体所有者，而是一种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公私杂糅、变幻不定，按亲疏厚薄分配责任与权利的血缘和拟血缘圈子共有制。或者说，是一种没有明确边界，兼有多少社会角色，便负有多少社会责任并享有多少权力和权利的共有制。
采集狩猎基本上是一种单纯向自然索取的非生产性活动，可以“手到擒来”，常索常有；而农业生产则是一种基于改造自然的生产性活动，首先,它需要寻找和开拓一个适宜农业生产的生态环境，并且必须不断地进行生产和改造方能维持，稍有懈怠或中断便会前功尽弃。其次，它还需要一套远比采集狩猎复杂得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各种农具、牲畜、水利设施、天文气象知识、农耕技术、养殖技术……等等才能进行生产。这就需要全体成员聚居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中，合理分工，齐心协力，常年不懈地进行维持和积累。因而，集体的经验智慧便超越了个人的聪明才智，成为决定性因素。这就又决定了农耕文化的又一与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和团体精神的传统观念也大异其趣的基本内涵：崇尚家族主义和血缘伦理的传统观念。由此又派生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意识：重传承因循而轻改革变异的祖先崇拜意识、重伦理秩序而轻个人奋斗和个体素质的子孙崇拜意识、重等级专制而少民主自由的伦理封建意识、重社会安定轻开拓创造的保守意识、重经验教训而轻逻辑思辨的意识，以及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天人合一、天道循环的中庸意识，等等。
二、兼并战争，家国同构。
累世聚居必然导致族群的膨胀，却已经失去了采集狩猎时代“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只能在“根”的束缚下，囚在一个固定的地域向社会化方向发展——即由族群发展为氏族、胞族、部族、部族联盟、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宜农地区的稳定与富足，又必然吸引不同血缘族群、氏族向同一地域集中。不同血缘的族群或氏族间的矛盾纷争，势必要求某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权威来加以管理和仲裁。加之，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但治水非一家一户、一族一乡所能胜任，必须进行更广泛的、超血缘的联合。为了调解和裁决血缘群体或异血缘群体之间的水资源纠纷，领导大家更有效地治水与合理用水，也需要产生一个凌驾于各个群体之上的权威机构，从而也就必然推动和加速农耕社会的社会化进程。中华大地上的第一个文明古国——夏，便是治水、管水的产物。
国家的出现，是公认的文明社会主要特征之一。而文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财富的积累与财富的集中”[[ii]](P473)。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国家不过是积累和维护财富的工具而已。但西方的“文明是由生产技术革命与以贸易形式输入新的资源这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9](P496)。我认为，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西方文明是通过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刺激生产力和积累财富的产物。[6]而中国“财富的集中是借的程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借技术和商业程序（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的”[9](P481)。具体地说，就是充分利用宗族自然分支所形成的“社会与经济的分层”，和大宗对于“巫教的法器的独占”，从而达到积累和占有以青铜器为主要象征的财富的目的。[[iii]]当然，尽管积累和占有财富的方式不同，最基本的手段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战争。
国家是暴力或战争的产物，东西方皆然。然而，农耕社会的战争，既不同于大抵始于公元前三千纪上半叶，骑马民族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了三千年的掠夺战争；也不同于西方人始于公元前16世纪，以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国为滥觞，一直持续至今的海上掠夺和海外殖民战争，而是一种农耕社会内部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的兼并战争。在时间上，农耕社会的兼并战争要早的多，而骑马民族和西方海上骑马民族所发动的掠夺战争，则不但发生在农耕社会的国家形成之后；并且正是以农耕国家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主要对象。就战争目的而言，兼并战争的主旨在于兼并和统一农耕生产的领导权或组织权而非掠夺或殖民。因为在农耕社会的国家形成之前，分散的、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并无多少财富可掠夺，若将被征服的氏族或部族的人口作为奴隶进行掠夺，则被征服者的土地便会荒芜，从而造成治水的缺环，而且征服者的土地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也无法承受人口的激增，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掠夺或破坏，皆会削弱整个农耕社会的生产力。加之兼并战争的双方皆属植食文化[3]，天性中便缺少嗜血成性的残暴因素，更不会像骑马民族那样对被征服者实行“三光政策”。因而，兼并战争的结果便通常是，只要被征服者俯首称臣，交出军事与生产的支配权，并且按时纳贡（包括一定数量的奴隶），就让他们留在原地维持原状。征服者当然要派人去加以监督和管理，便有了最初的官僚制度。
兼并战争的性质，又决定了它在发展形式上，往往是以某个最强大的氏族或部族为核心，如滚雪球般一层一层地越滚越大。最初的被征服者大抵是同祖的远亲，战争的结果便成为认祖归宗——将被征服者的图腾并入征服者图腾，结合成以征服者为核心的、具有共同祖先的胞族或部族，然后再去兼并不同血缘的氏族或部族，最终形成部族联盟的国家。就其性质而言，也就是家国同构——即建立在血缘氏族基础上的拟血缘国家。“黄帝”便是在拟血缘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逐步演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拟血缘共同始祖的。
由于兼并战争基本上是农耕社会内部的战争，每个人都是以氏族或部族一员的身份参战，本来就不多的战利品皆归全体成员共有，个人从中得不到什么实惠。因而，调动征服者内部成员战争积极性的主要措施，便是实行有限度的奴隶制──将部分俘虏化为奴隶，作为征服者全体成员的共有财产；或鹊巢鸠占地将被征服者的肥沃土地据为己有，而将被征服者迁徙到贫瘠的或偏远的地区。与此同时，由于被征服者所失去的,主要是对于自己原有土地和人口的支配权而非所有权——无论如何,他们都仍然保持着氏族或部族的完整和足以养活全体族人的土地——所以，对于征服者而言，调动被征服者战争积极性的最佳措施，便是通过联姻结成更大的联盟，去继续兼并其他的氏族或部族，以不断扩大盟主的支配权（而非所有权）。而对于被征服者来说，这不仅可以从心理上将自己化为征服者的一部分，在新的兼并战争中还多少能获得些好处。而且，被征服者越多，自己所承受的义务便相对越少，又何乐而不为？这就决定了农耕文化的又一基本内涵──以核心民族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大一统观念。
与欧洲水系相比较，中国内陆水系具有明显的统一性。欧洲大陆从东北到西南斜贯着一条由乌瓦累丘陵、瓦尔代丘陵、喀尔巴阡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安达卢西亚山脉构成的分水岭，使欧洲大陆形成两个斜面——北冰洋－大西洋斜面和地中海－黑海－里海斜面。故而欧洲水系分别流向四方。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系的不同流向，从客观上促进了政治的分裂。而中国西高东低，长江、黄河、珠江等主要水系皆自西向东入海，下游平原又有利于开掘运河，形成水系。正如唐人李之仪的词《卜算子》所云：“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水系的统一性，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文化和政治的大一统。
如果说，丰富的生态条件与自然资源使中国不存在向外扩张的政治需求；那么，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便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向外扩张的物质条件，因而，中国的兼并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或一定边界（通常不超出农耕文化区），便会自动停止，转为防守，极少再向外扩张。从而形成中国所特有的将兼并政治权力置于掠夺财富之上的战争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事侵略大为惊异，并在日记中写道：“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1](P14)
三、海纳百川，生生不息。
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既保障了中国农耕文明的独立创生与正常发展，又为它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新鲜动力——与异质文化、特别是游牧文化的交流和交融。
众所周知，正如生命必须通过新陈代谢来维持和发展一样，文化也是通过不同文化的冲突、交流和交融而发展的，任何一个处于绝对封闭状态的族群，即或不走向灭绝，也只能成为文化活化石而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变化。例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生活于难以穿越的密林禁地中与世隔绝的塔桑代人（Tasaday），被发现时仍处于旧石器时代。全族群只有24人，一直穴居在岩洞中，过着钻木取火、使用石器或竹木工具、主要靠采集为生的生活。没有文字，语言中也没有数字。[[iv]](P1-20)故而，中华农耕文明之所以能够长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相对封闭而非绝对封闭。
事实上，被尊为中华文明始祖的黄帝和炎帝，就是西北地区以畜牧为主的半农半牧部族的代表[4]，他们正是靠着游牧文化喜欢游动、长于开拓、吃苦耐劳、骁勇善战、机动灵活……的优势，在不断的迁徙中战胜中原的农耕氏族，建立一统天下的。而且，黄帝和炎帝的祖族氐、羌族，与西亚的游牧民族还具有一定的文化渊源。[5]从一系列考古发掘资料看，“早在铜石并用时代就已经有原始欧罗巴人种进入西北蒙古，而年代为前七世纪至三世纪的乌兰固木墓地的颅骨绝大多数是欧罗巴人种”，“西周晚期的周人已和欧罗巴人有所接触”。新疆地区青铜时代古墓群中，也发现了不少“分属不同支系”的欧罗巴人颅骨。“上所说的匈奴和东胡，从现在已掌握的资料看，均属北亚蒙古人种的大范畴”。他们从战国中期开始大批南下，与向北方长城地带扩张的中原强国，展开持久的拉锯战。[[v]]可见，中华文明在其创生与发展的过程中，与异质文化之间不同形式和规模的交流就没有断过。
就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游牧文化和骑马民族的确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但如果说他们在西方的文明史上扮演着“食腐兽”角色的话；那么，他们在中国则大抵充当了“强心剂”角色。即每当中国的农耕文化陷于衰败之时，他们便步黄帝的后尘东进或南下，为中国农耕文化的持续发展，注进新鲜的活力。例如，继任舜担任华夏部族联盟盟主的禹，便是“兴于西羌”的、留在当地的黄帝族的后裔。商王朝衰败时，灭商继任华夏族盟主的周王族，与夏禹一样也都是黄帝族留在西北的后裔。而从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建立中华帝国的嬴秦一族，同样也来自西北。[6]此后，凡是中华帝国处于衰败之时，便会有游牧的骑马民族来为其清除腐败，注射持续发展“强心剂”，它们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入侵，都为开始衰败的中华帝国带来新鲜的活力，致使中华帝国在动乱中重振雄风，再创辉煌。到了中华帝国和农耕文明进入烂熟期之时，他们便索性以易主的方式入主中原，成为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却依然维护、遵从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未有过任何偏离或中断。君不见，中国历史最辉煌的三个朝代汉、唐、清，皆是骑马民族的“强心剂”作用的结果——汉承秦制，没有嬴秦一族的东来，有怎么会有汉帝国的辉煌？唐继隋业，不但是南北朝长期动乱的结果，而且，唐李氏一族本身就具有胡人血统；清易明主，取代病入膏肓的明王朝入主中华的爱新觉罗一族，则是正宗的骑马民族出身。
真真是南橘北枳啊，在西方的货币经济环境中扮演“食腐兽”角色的骑马民族，到了中华民族的农耕人文环境中，竟充当了“强心剂”的角色。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一以贯之地传承数千年，最重要的原因，除了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环境这一客观条件外，恐怕就在于中华农耕文明特有的、以“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华夷之辩”、“以天下为己任”等为内涵的文化包容性。正是这个“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使周边的游牧文化和骑马民族，入乡随俗地充当了“强心剂”的历史角色，甚至以入侵乃至易主的方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共同维护和发扬了这一独特的文化传统。
要之，“农耕为本、血缘共有”，“兼并战争、家国同构”和“海纳百川、生生不息”这三者，也就是中华文明“农耕、兼并、融合三位一体”的生存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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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以，花了近三十年时间七下西洋的三保太监郑和，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当地人共同信奉的神明，有关他的种种神话传说、仪式、庆典，历经大约六百年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发展为当地的民俗。
[2]所谓拟血缘，概括地说，就是孔子所谓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或通常所谓的“家国同构”，即将血缘共有制及其相应的等级关系和伦理观念，放大、延伸、扩展到整个社会和国家，如将“孝”发展为“忠”，忠君爱民便是孝悌的延伸，社会道义便是血缘伦理的延伸；将亲缘关系扩展为乡缘、地缘、业缘、学缘等拟血缘社会关系，拟血缘关系便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国君或官僚的权威便是家长、族长权威的延伸，等等。
[3]即以植物食物为主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亦即筷子文化；与之相对应的是游牧民族和西方诸民族以动物食物为主的肉食文化，亦即刀叉文化。
[4] 《国语·卷十·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据刘起釪考证：“少典之‘典’，显然是‘氐’的音转”，“蟜”的古音乃“古羌字的音转。”（刘起釪：《续古史辨》，P181,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所以，少典族即氐族，有蟜即羌族。自从远古以来就一直居住在广大西北湟渭之间，即今陕西、甘肃、青海地区，都是主要从事畜牧业的半农半牧部族。
[5]据孙新周考证，在黄河上游诸青铜文化中，与古羌人最密切的辛店文化，其彩陶的艺术风格，与西亚彩陶具有完全一致的人物造型。而是为古羌人南迁的后裔的彝族，其神话和艺术风格也与古希腊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皆属于游牧民族的“马文化”的范畴。请参阅孙新周：《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P134~141，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6]关于嬴秦一族的来源，史学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西来说，以王国维、蒙文通为主，认为秦之祖先，起于夷狄；一是东来说，卫聚贤、黄文弼等主之，主张秦为颛顼之后，禹殷商同属于鸟系祖先传说系统。即或按后说，嬴秦是“或在夷狄”的东夷族的一支，他们至少也是长期生活在西北，与游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从而具有骑马民族优势的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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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ii]]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99.
[[iii]]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M].沈阳:辽宁出版社，2002.
[[iv]] 刘达成.当代原始部落漫游[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v]] 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J].燕京学报，2003(11).
结 论
文化是人文地理环境的产物，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必然具有不同的文明生发模式。就像不同的家庭环境形成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个性又必然具有不同的成长模式一样。
概括地说，西方文明史是一部在普遍缺乏农业长足发展条件而又开放的人文地理环境中、由于骑马民族的反复冲击和不同文化的不断杂交而形成和发展的，打着鲜明游牧文化烙印的历史。就其性质而言，大抵属于一种不同文化相互竞争，优胜劣败、你死我活的竞争型文明。而中华文明史则是一部在得天独厚的具有农业长足发展条件而又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中，独立自主地创生，并通过同质文化的不断兼并和对于周边异质文化反复融合，始终保持农耕文化特质的历史。就其性质而言，大抵属于不同文化相互融合，和而不同、共济共生的生存型文明。
要而言之，西方文明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一个“争”字；中华文明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一个“和”字。
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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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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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bstract: Man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lways regard the productive mode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the general mode of the human civilization in a long term. They conscientiously and arbitrarily apply them i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ed history of China, not practically summary the Chinese-self civilization mode from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of China. The anthropo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richly endowed by nature, provides not only the conditions for agriculture tremendous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tection for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ts civilization. Furthermore, the existence development mode of merging the agriculture, annexation, amalgamation, created by China's anthropo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s far differ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onditions for agriculture tremendous development; nature and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creation and amalga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