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对抗性公共空间·批判的知识分子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1、 学科化与文化科学诸领域的分离
在西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由于日益加剧的学科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参与能力与文化批判功能的丧失。当然，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只是在西方，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因而西方知识界也更早、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亨利·吉罗克斯（Henry Giroux）、大卫·萨姆韦（David Shumway）、保罗·思密斯（Paul Smith）以及詹姆斯·索斯诺斯基（James Sosnoski）等人在其合作的长篇《需要文化研究：抵抗的知识分子与对抗性公共领域》（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 resisting intellectual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中指出：在北美的大学中，对于文化的研究因专门化而变得支离破碎，它被纳入孤立的、相互隔离的系科（2），并因此而生产出一种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压制批判性的思想。人文科学的理性化的结果是对于特定而狭隘的学科"领土"完整的一味守护，它通过把统治性文化的批判者们加以隔离的方法，极大地帮助了统治性文化的再生产。批判的知识分子正在蜕变为相互隔离的"专家"，他们在"学术自由"的旗帜（所谓"专家们自己指导自己的行动"）下把自己捆绑在限制他们的批判权利的学科话语藩篱中。（3）
我们可以看到，学科分化的结果已经使得研究文化现象的各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
（1）、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叫卖式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常常以激进的姿态出现，或抓住一些所谓文化名人的隐私或文字大加讨伐，或在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姿态背后隐藏着迎合的阴暗心理，其共同的特点则是在制造虚假的公共问题与知识分子批判话语。
（2）、（3）、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l Smith，James Sosnoski：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 resisting intellectual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 and Gita Rajan编《文化研究读本一种：,理论，实践》（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history, theory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1995. 第647页。
历史学、文艺学、文化学、美学等）之间产生严重隔阂。这些学科中的学者丧失了就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其相互交流、相互协作的能力。比如，西方传统大学体制内的文学理论教学是在一个封闭的学科框架中进行的，这一框架在对一个社会的研究与对一部小说的研究之间设立了几乎是不可跨越的边界。这种情况在今天依然未有根本的改变。更为严重的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学科分化与知识分子的专家化，还导致专家（比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与公众的分离，文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与更广泛的社会公共领域的分离。"就专家必须通过与由非专业人员组成的公众的区别来界定自己而言，专业化使知识分子脱离了其他的公共领域。批判因此而成为不可能的，而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机制倒是大行其道。"（1）
在这里我们必须把所谓"专家"的角色与知识分子的角色加以区别，这种区别对于我们理解文化研究的意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Paul Piccone指出的："除非我们依据纯形式的与统计的标准来胡乱制造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否则非常清楚的是：现代社会所生产的是一支异化的、私人化的、没有文化的专家组成的军队。这些人只有在非常狭隘地划定的领域才是有知识的。这种技术知识分子而非关心总体性的、传统的思想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以便管理日益复杂的官僚与机构。然而它的合理性只是一种工具的合理性，仅仅适合于执行狭隘的任务，而不是处理社会组织与方向的实质性的问题。"（2）
这正是人文科学的学科分化与知识分子的专家化导致的严重后果。
本文力图要表明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有助于打破文学理论（尤其是大学与专业研究机构中的文学理论）话语的生产与社会公共领域的日益严重的分离，促使文学工作者批判性地介入公共性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文化研究的根本旨趣是一种"解放的旨趣"（哈贝马斯语）。用吉罗克斯等人的话说："在能够批判性地分析一个社会的矛盾的知识分子缺席的情况下，统治性的文化就会更加有效地继续再生产自己的最坏的影响。而且，缺少文化批判的领域，抵抗的知识分子在公共事务中就没有自己的声音。"（3）
2、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
上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文化研究对于西方传统人文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而随着文化研究在的兴起，这种挑战同样也是中国的人文科学者面临的问题。文化研究的挑战首先来自对于传统人文科学学科划分的质疑。一个没有疑义的共识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跨学科性或反学科性。依据劳伦斯·格劳斯伯格的概括，文化研究的特征包括：1、文化研究关注文化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关系（文化是整体的社会方式），反对孤立的研究精化，或把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截然区分，并且只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认识到这个问题必然使人们超越文化领域进入一系列其他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跨学科的；2、文化研究特别关注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关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的价值取向是坚决站在边缘的或弱势的文化一边，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与参与精神，"它是由关切而不是理论关切驱动的，它的问题从来不是来自自己的理论实践，而是来自其与"真实的"权力组织的相遇"；3、文化研究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性、地方性、实践性，反对普遍主义，反对任何理论话语（包括它自身的理论话语）正规化与权威化，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高度自我反思的；4、最重要的是，文化研
（1）、（2）、Henry Giroux，David Shumway，Paul Smith，James Sosnoski：The need for cultural studies: resisting intellectuals and oppositional public spheres，参见：Jessica Munns and Gita Rajan编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history, theory ,practice，第647页。
（3）、同上，第647-648页。
究是极度语境化的，它的理论、政治、问题、对象方法以及承诺都是如此。"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context is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s context for cultural studies），这意味着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价值立场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建构起来的，并且依据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调整。不能被等同于任何特殊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或理论场域，不管它是交流、意识形态还是表征、身份以及主体性。（1）
格罗斯伯格把跨学科作为文化研究的首要特征。在他与别人联合编选的《文化研究》（集，1992）"导言"中，他再次强调：传统的界定一门学科的方式，常常是通过厘定其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型；但是这两者都不适用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既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也不存在什么不变的分析方法。（2）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S．杜林在他编选的《文化研究读本》的"导言"中也说："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3）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化研究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有意识地地打破科学界线。学科归属上的"无家可归"状态在文化研究的早期就已经定下基调。霍加特在创建伯明翰中心时就强调：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这一点使得文化研究老是在各种学科之间游荡，而自己则不能、且拒绝成为一门学科。与传统的正规学科不同，文化研究并不拥有、也不寻求一种界线明确的知识或学科领域，它是在与不同的机构化学术话语（尤其是文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话语，以及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分析学的话语）的持续碰撞中，也是在机构化话语的边缘、交叉处开花结果。
可以说，文化研究是一个不断地自我反思乃至自我解构的知识探索领域。当然这并不否定特定的文化研究派别在特定的时期或出于特定的原因自我封闭化与僵化的可能。学术研究总是存在向典范化或正规化方向的动势，在今天这个学术机构化已经成为无克逃脱的历史的命运的时代就尤其如此。而且任何一种知识或理论，尤其是像文化研究这样知识领域，它不可能不提出自己的立场与价值尺度，哪怕是临时性的与可以修改的。文化研究总是在后式的绝对的相对主义、非本质主义（从而无法形成自己的立场与价值选择）与本质主义的僵化的立场与价值选择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斗争。在绝对主义、必然论、决定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但正如霍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指出的：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在选择一种理论或立场、观点的同时，必须坚持一种理论的开放视野，"坚持这点是文化研究绝对必要的。至少，假如它仍欲保持为一项批判的与解构的计划时必须如此。我指的是，它一直是自我反思地解构自己；它一直需要在理论化地前进/回归运动上发生作用。"他还认为他"对理论（theory）本身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不断进行"理论化"（theorizing）。这也意味着文化研究必须来自各方面的向外在的影响开放。（4）
3、学科场域的建构性与权力
在的大学或专业研究体制中，人文学术与一样，是分门别类的、学科化、
（1）劳伦斯·格劳斯伯格：《文化研究，现代逻辑以及全球化理论》见Back to Reality？Social exper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ed by Angela McRoddi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8。
（2）、见格罗斯伯格（L.Grossberg）等编的集《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Studies,Routledge,1992）"导言"部分
（3）、S.杜林(Simon During):《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Routledge，1993年，第1－2页。关于文化研究的特征请参见本书第一章中《文化研究的特征》。
（4）、参见《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录》，《思想》，第4辑，暨南大
学出版社，1999年，第229-230页。
系科化的，于是习惯性地，进入这个体制的大部分人文学者或文科学生，都把学科的划分看作是 "自然的"分类范畴。也就是说，把一个学科与一个所谓的"客观"事物联系起来，而且仿佛这种联系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天经地义"的。比如，人们不假思索地认定：
文学不同于，因为文学与历史是不同种类的事物。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把一个学科与一个客观的对象等同起来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首先，一组特定的客体可以是不同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同一个文本，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既可以被文学研究者加以研究，也可以被历史学家加以研究。其次，某一学科研究的特定对象在该学科的历史上并不是保持不变的。虽然"文学"一词现在的指涉对象是小说、诗歌与戏剧等虚构性的文本，但是我们知道这只是一种现代的建构，"文学"一词所包含的内容在历史上是变化不定的。最后，界定分类范畴的方法也不是固定不变的。（1）
因此，特定时期在某个学科名义下被研究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自然的"对象，而是一个人为建构的场域（constructed field），这个场域本身就是通过学科的实践建构起来的，因而带有相当程度的任意性。说它是任意的，倒不是说它是纯粹的兴致所至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说它是依赖于历史环境的，并因此而反映了特定的文化、社会以及机构的需要与利益。所有学术场域的情形都是如此，但是人文科学的学术场域尤其如此。（2）
学科场域的建构不但是任意的而且是与权力密切关联的。福科的著作已经出色地表明：作为一种社会控制与社会组织的特殊战略的规训（discipline）出现于西方古典时代的末期，并在现代逐渐取得统治地位；而现代的学科建制正是"规训"之一种。因此，虽然福科并不把自己的兴趣限于学院式的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建制，但是他的许多分析实际上是针对并适用于学科的（discipline一词在中兼有"规训"与"学科"的含义）。具有悖论意义的是，"规训"技术的特点是它具有同时实施规范化与等级化、同一化与分殊化的能力。学科的情形同样如此。现代的学科建制既是一种分化（允许并制造差异）也是对于差异的控制。学科的建制因此是对话语的限制。成为一个学科的一部分意味着提出特定的问题、使用特定的术语系统、研究相对有限的对象。学术机构通过各种等级化的奖励与惩罚机制而强化了这些限制。其中最严重的也是最终的惩罚就是排除或边缘化。
作为一种批判语言，它必须揭示学科体制背后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利益，以及学科体制将生产统治性文化并予以合法化的方式，这是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务。它必须抵抗包含在业已确立的学科与系科中的利益，这种政治经济利益往往不是赤裸裸的，而是隐蔽在特定的、由学术体制确立的知识-理解模式中，隐蔽在科学真理与审美价值的评估系统中。特定的知识-理解模式与"真理"评估系统绝不是像它自己声称的那样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被它赋予真理与审美价值的陈述或表征绝非仅凭自己的客观真理性或审美价值而成为主导的科学或美学话语，在它的背后有来自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强大支持。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揭示学术体制所确立的"真"或"美"的评估-筛选-奖惩系统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的大学文学教科书中可以看到：所有被纳入教科书的作家或理论家都被整齐地安放在一个等级化的序列中，这个序列似乎是一个以中立公正的审美与价值为标准建立的客观自然的科学评估系统。但是实际上这个序列不可能是客观自然的，而只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环境（包括利益驱动）中建构的，因而维持这样的一个序列也就是维持自己的文化资本、社会地位乃至政治经济利益。正因为这样，对于这个序列的颠覆与重组（比如移动"大师"与非大师的位置、中心与边缘的位置）所引发的不仅是文学上的震动，而且是文化上乃至政治上的震动。
由此可见，文学研究中等级化的学科秩序的建构虽然是人为的、与特定的社会语境具有历史性的关联；但是它总是力图模仿自然科学排除自己与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任何关联。
（1）、参见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英国文学的兴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参见：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第 647-648页。
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存在着与学科的专业化相一致的不断增强的自主化趋势。但是没有一个学科能够成功地彻底从自己的理论中排除社会历史"背景"。形式化的技术只有通过排除社会技巧、社会机构、以及社会权力安排，才能使正规的科学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领域得以确立，而正是这种排除机制使各学科的所谓"属性孤离"（the isolation of attributes）成为可能。这一排除实践忽视了社会科学家与人文科学家的社会实践与文化互动。正如吉罗克斯等人所说的，它"只能表明一种权威已经通过忽视背景、清除竞争者而不是通过科学成就而确立了自己。"即使比之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能够容纳更加多样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也是等级化地得到评价的。比如在英国新的批评范式之下，所谓"正规研究"是指对个别的文学经典文本的局限于文本内部的阐释。其他的学术研究类型虽然有时也得到允许或鼓励，但是却被排除在"正规批评实践"之外。
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兴盛的跨学科文化研究（比如大众文化研究、族性研究、性别研究、妇女研究等），就是产生于对人文科学的学科化以及由之导致的公共性与批判性的日渐式微的强烈不满。它意识到：最重要的问题恰恰被遗忘在僵硬的学科边界划出的空地或裂隙。文化研究要找回的正是这些被遗漏的问题。但是应当记住的是，由于在学术界内部没有坚实的替代传统学科结构的方案，结果是某些文化研究运动悖论式地必须努力成为一个学科才能得以立足。这样，虽然这些运动开始于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但当它们获得比较成功的时候却又退出激进的批判。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必须时刻警惕自己的学科化，必须对自己进行持续的批评性的反思。
4、理性与批判性思维的丧失
在现代的大学人文教育中可以典型地发现学科化如何导致包括教师与学生在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丧失。大学的人文教育体现的是这样一种"理性"：它为学生提供进入被建构为"典范"的文化资源库的保证（入场券）。虽然这个典范在界定方面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就其能够适度综合"边缘"文本或"边缘"作家而言）。比如我们都知道，在西方国家，性别研究、少数族裔研究正被结合进一些大学的课程。但同时，这些暂时性的增长与波动并不能改变基本的等级化的学科建制格局。现代大学中都有所谓的学生"必读书目"与"书目"（参考书目又经常被分为"一般的"的与"重要的"）。必读书目上所开列的都是一些自柏拉图以来的经典著作，它们代表了一种文化传播的规范性标准，人文及其生产就是通过这个标准得以评价。因而人文科学教育中的学科规范是以一种等级化的组织为基础的，文化的对象被安排在这种组织中。某些此类的对象（比如收入中小学或大学语文教科书中的作品）被认为是西方乃至世界文化中"最好"的，因而代表了文化的本质。人文科学教育的这个规划（project）事实上是意识形态地建构并起作用的，这种教育"理性"总是生产出严重的意识形态效果，而其所划定的"经典"也总是对学生产生意识形态的规训效应（学科即规训）。通过学习那些被赋予特权的支配性经典文本，学生才可获得在特定的文化中作出特定的行为所需要的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学生似乎增强了适应社会现实的能力（获得体面的职业，作出与主流相一致的真理陈述或审美判断，等等）；而这种能力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经典的权威性与稳定性，削弱了学生质疑经典的批判能力。
在占主流的、教科书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中，这种现象是极为严重的。文学理论与其他分支一样，总是按照"正规科学"的模式形塑自己，它给学生的印象是：一种文学具有一种内在的特征，其特定的结构可以通过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加以描述，它认为文学的本质与评价标准是已经形成的而不是处于转化的过程中。文学理论教科书总是乐于文学的所谓"一般"、"本质特点"， 似乎存在一种一般的文学活动，从中可以概括出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规律"或"本质特点"。在创作论方面，学生被告知文学创作存在所谓"一般规律"，创作活动必然遵循几个固定的"阶段"与"过程"。而没有看到不同个性、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在具体的创作活动中根本理会什么固定的"阶段"或"过程"；在欣赏论方面，文学理论教科书同样热中于总结所谓文学欣赏的"一般规律"，比如认定真正的文学欣赏一定是或应当是有"距离"的，审美活动是无功利的，而没有看到文学欣赏的方式实际上处决于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素。比如普通大众在欣赏大众文化的时候就是非常投入（不超越）的，是高度参与的（经历过在馆举办的流行歌手演唱会的人对此当无异议。英国著名传媒理论家约翰·费斯克对此有非常精彩的分析）。更何况距离说与审美的无功利说本身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生产的一种理论，它本身就体现着一定的阶级与社会阶层的利益与趣味，我们没有理由把它普遍化为一般的欣赏规律（法国著名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对此有入木三分的剖析）；而在作品论方面，文学理论教科书在划分文学种类及各个种类的特征时也存在严重的机械化、教条化现象，好象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都具有超历史、超民族的普遍本质似的。
在这些被人为建构的"普遍规律"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元的与绝对的真理观与认识论在起作用，一种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它不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出并讨学理论问题而是先验地假定了问题的答案。尤其严重的是，当这些"普遍规律"在学校中被体制化为僵化的教条以后，就会成为压抑性、排他性的知识与话语霸权，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无形杀手。
如果说教科书化的文学理论在理解文学的性质时存在严重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倾向，那么文化研究抵制的正是这样的倾向，在这方面，它恰好可以发挥解构的功能。文化研究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的（de-historized）、非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学科实践，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实践性与语境性，反对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文化研究并不仅仅以倒转特定的规范或等级秩序为目的，它并不是简单地把原先处于边缘的文本"扶正"为新的经典，而把原先的规范或经典文本打入"地狱"。文化研究不是简单的、"从奴隶到将军"式的报仇雪恨。一个新的等级体系的设置仅仅是重复了传统的关于文化的等级逻辑。文化研究所对抗的实际上是等级化的文化象征观念与逻辑本身。真正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应当建立在一种新的文化观念与逻辑上，即认为文化对象事实上是历史地、相对地安排的，它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文化研究要把文化作为一套具有历史具体性的行为或实践加以研究，这套行为或实践是活生生的、变化不定的，是一个过程，一个不能通过"储存室"的意象加以固定的过程。（1）
通过阐明文化事实上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文化研究可以保证它自己的有效性。学生可以通过文化研究而得知被推荐给他们的所谓"必读书目"并不是天经地义地非读不可的，也不是而然地成为经典的；而他们实际上热中于阅读、却又被教科书排除在"必读"乃至"参考"之外的文本也不一定是什么"文化垃圾"。"经典"本身也是一个变化着的系统，随着历史的，一些原来的经典可能不再是经典，而一些原来的"文化垃圾"倒可能成为经典。文化研究通过相对的而不是等级化的观点来看待新出现的、因而常常是非典范的文化产品，它鼓励对于统治性的教育与政治实践的前提进行质疑，而不是努力去迎合预先决定的、一劳永逸地解决的文化价值定位。这样的实践建立在对于传统人文科学研究的种种学科前提的扬弃之上，它是批判性的自我意识的前提，也是对于支配性的学科体制进行有效抵抗的先决条件。（2）
（1）、（2）、参见：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第651页、第651-652页。
5、学术场域与公共场域的分离
与相似，人文科学的学科结构以生产专家为目的。日益加剧的学科分化阻止了各学科中的专家把他们的知识与公共领域相联系。学科化的研究要求专家们只关注少数几个与其专业相关的专门问题，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远离公共领域中的文化争论。但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待文学研究，就必须认识到，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文化研究，是一个解放工程。这个工程如果脱离与公共领域的联系将是不可思议的。必须从（广义的社会政治而不是狭义的党派政治）的角度看待包括文学研究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功能。这里最为关键的是，要既在大学之内、也在大学之外重新形构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不只是文人（person of letters），也不只是观念的生产与传播者，知识分子也是观念与社会实践的中介者与桥梁纽带，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秩序的合法化者或解合法化者，他/她本质上起到的正是一种政治功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葛兰西提出了著名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并进而把有机知识分子区别为"保守的"与"激进的"。保守的有机知识分子为统治阶级提供道德的与知识的引导，认同统治阶级的权力关系，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宣传者，他们为统治阶级提供、政治与伦理形构的基本原理；而激进的有机知识分子则尝试为被压迫阶级提供道德与知识上的引导，提供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所不可缺少的教学法的与政治上的技巧，帮助他们参与并领导集体斗争。（1）但是，葛兰西的观点虽然有助于形构文化研究的核心目标之一，即创造抵抗性的知识分子，但葛兰西却过于机械地把"保守"与"激进"的划分纳入僵化的阶级分析框架，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产生批判的知识分子（即激进的有机知识分子）；而实际上，批判的知识分子可以从任何抵抗压抑性知识与实践的群体中产生，并能够与任何这样的群体合作。正如吉罗克斯指出的，"’有机的’一词并非专指那些把工人阶级作为唯一的革命动力的知识分子。"（2）
但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巨大启示性在于弥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自觉地建构的思想体系）与大众哲学（常常表现为"常识"或民间习俗）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抵抗性的知识分子总是发现自己处于悖论之中。一方面，他们一般在学术机构（比如大学与研究机关）内生存，而这种机构在产生统治性的文化中常常起到核心作用；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地反抗机构，并为学生提供与机构以及社会中其他霸权角色进行斗争的反抗性话语形式。西方的文化批评家经常提醒我们：绝对不能低估学术机构的收编能力，它能够把哪怕是极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安置在一个体面的任职系统内，并赋予他们以机构外的知识分子不能想象的各种"好处"。从而这个任职系统也就成为充满诱惑的罗网。这就导致了机构内的批判性学术活动一般总是偏离与具体的政治运动的关系，结果是，激进的批判理论蜕化为学术杂志与学术会议的不痛不痒的点缀（比如福科、乔姆斯基、赛义德等激进的批评家在西方成为媒体与大学中的明星，它们的言论似乎正好证明西方学术体制的强大的"收编"能力）。
6、学术的再化
真正以批判为宗旨的文化研究必须抵制这种形式的学术与政治收编，其最主要的方法是鼓励批判的知识分子自觉、积极地把自己的批判融入公共领域的重大讨论，从而把校园内的政治与校园外的政治、把学术政治与社会政治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的工程对于拓宽大学以外的理论与政治运动是必要的。他们必须学科体制与学术奖惩体系以外的运动，
呼应葛兰西关于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的观点。它鼓励抵抗的知识分子在许多围绕意识形态
（1）（2）、参见：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history, theory ,practice第653页。
斗争而发展起来的公共领域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就是说，文化研究领域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参与对抗性的公共领域之中的重要性。由抵抗的知识分子所实施的反学科的实践如果只有大学校园内的听众，那么它就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效力。反学科的批判实践应当更加广泛地发生在公共领域。就文学研究与批评而言，文学批评家应当自觉地参与重大的文化价值问题的讨论，并把这种讨论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当前的文学批评尤其应当积极关注新出现的、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形式与文化实践（比如大众文化），认真地而不是情绪化的分析它们的意识形态效果。
此外，如果文化研究应当是一个对抗性的公共领域，那么，它就应当重新思考专家与业余爱好者、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超越那些把专业活动与业余爱好者分离开来的系科设置或专业疆界。应该重新思考一些传统的观念。比如，社会中的人习惯于把教室理解为教师把信息传递给学生的地方，一个学科中的专家在这里传递现成的知识，而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被动的、非批判性的接受"容器"。但是，如果我们把学生当作文化形构过程中的积极角色，那么他们就能够成为社会实践生产中的能动者。为此，我们应当发展出一种批判性的教学法，它将教会学生批判性地阅读文本中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利益。
当然，这绝对不是说批判的知识分子应当放弃知识，更不是倡导反智主义，它的使命是把人文知识再政治化（repoliticize），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重大争论，这种再政治化实践只能是纸上谈兵。学科化与学术的专业化使得学术行为被用于确立与公众观点相反的专家视点及其优越性，它因而常常不能达到公众阶层。但是如果把我们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看作是社会实践的生产而不是对于社会实践的被动描述，那么，我们在教室中所做的就能够扩展到公共领域。批判的知识分子不能认同以下的学院观点：学术研究的听众是只是同一领域的其他专家；相反，批判的知识分子坚持为一般公众写作的合法性，他们必须创造一种与关于社会变革的语言相关的批判语言。
这意味着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应当自觉地把学术实践与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对文化产品与文化实践进行政治性的阅读，揭示它以什么方式建构了社会现实。长期的学科训练使得我们远离对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满足于描述与日常生活无关的文化材料并把这种描述的积累称之为"学问"。这种描述积累而成的不过是与活生生的生活无关的知识仓库。在这种前进下，只有由批判的知识分子所发展出来的反学科的实践才能生产解放性的社会实践。
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意味着它不能像现在这样局限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反学科化与反机构化总是紧密关联的。虽然大学的学科结构在近期不大可能消失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但是我们不能把文化研究固定在这种结构中。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仅仅以生产独特的对于文化产品的阐释为目的是不够的。反学科实践的最重要的目的是促发激进的社会文化变迁。批判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安于大学为他们设置的角色，他们应当在大学中发展出具有大学之外的政治影响力与冲击力的反学科实践。作为文化批判的一种形式，文化研究应当形构一种对抗性的公共领域。
这样的一种任务要求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抵制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现代学科体制，并揭示这个体制的建构如何与社会劳动分工相互勾连、如何妨碍了社会劳动分工的消除。事实上，它们本身就是劳动的技术与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并帮助生产这种分工。文化研究需要发展出一种可能性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知识将被视作与大学内外的斗争动力相关的集体学习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必须发展出一种对抗性的话语与发学科的实践，以便处理遍及各种表征秩序、对抗性的文化经验模式以及不同的未来观念的斗争，显然激发这样一种问题意识的兴趣不可能在传统的系科中发展出来。大学的结构是与压制知识分子的批判关怀的那种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通过集体的努力，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总之，文化研究的活力始终来自它的批判性以及社会变革渴望，它因而从根本上看是一项政治工程。从事文化研究的批判知识分子意识到：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与统治性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双重性。它既不是完全自由的地方，但也绝非没有抵抗的空间。以大学为例，大学既生产有利于统治集团的知识、技术以及社会权力关系，并把它们合法化，同时也生产对于这种知识、技术以及社会权力关系进行质疑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因而包含了抵抗与斗争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