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

提要:　本文探讨了什么是思想史,以及如何去研究思想史的问题。着重就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作了勾勒。认为洛维乔易的观念史研究注重的是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剑桥学派将语境方法引入思想史研究,提出了的研究方法。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思想史研究更多地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即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这种转向并不表明思想史研究在衰落。新社会文化史的挑战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更加丰富和了思想史的研究。关键词:　思想史　观念史　多年来,在我从事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心存着什么是思想史,以及如何去研究思想史这样的一些问题。尽管读到过一些学者对此的论述,但始终还是未能解决我心中的存疑。随着研究的深入,愈发觉得这一问题的重要,不解决思想史上的这一“元”问题,我们也就很难在一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着我们的思想史实践。因而,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一在西方学术界,思想史一般被称为“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或“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ａｓ”,为什么要分为这样两个名词,对此,非常有必要进行一番仔细地辨析。一般来讲,前者主要是指心智、知识、精神等等内容,知识分子就是这一词汇(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而后者更多地指“思想”(ｔｈｏｕｇｈｔ)这样的观念性的内容。似乎是前者的面宽,而后者稍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指代的都是一种超越现实实践层面的精神上的观念力量。思想史家们认为,观念的创造导致现实的变化,因而,观念的力量要超出于物质的力量,观念的力量可以成为比物质的力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动力。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就像拿破仑曾经说过的那样,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启蒙运动的观念而引发的。路易十六在阅读了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后,叹息道:“伏尔泰和卢梭亡了法国”。法国历史学家饶勒斯在分析大革命的原因时也说:“社会革命将并不仅仅依靠事物的力量来实现,它要依靠意识和意志的活力。”①这只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意义,追踪事物的原因。就思想史研究本身来说,它还包含着另一层意义,即探寻“价值”。探讨世界的真理、价值和意义。而这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更有意义。如果说对原因的探讨是追溯过去的话,那么,这种对“价值”的探讨则将引领人们走向未来。（注释：①转引自王养冲:《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思想史,又称为观念史(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ａｓ)的这一概念最早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伏尔泰曾把理性的成长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但对观念史的研究只是在十九世纪末才出现。①为什么这时会在原先已有的“思想史”(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概念之外,而另创观念史(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ａｓ)这一新概念呢?思想史家保曼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认为,当时,从事文化史和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们之间展开了争辩,文化史学家不满意于历史研究只限于政治史,想要突破政治史的局限,把历史研究扩展并包括着文明、思想、物质和政治,其代表性人物为雅各布·布可哈特和阿克顿。阿克顿在1880年写道,在理解历史中,一个伟大的课题就是洞察和把握隐藏在人们之后的观念,观念有着自己的传统,从古至今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发展,在这一演进中,观念远远超过父母的地位,扮演着教父和教母的角色。1895年,阿克顿成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他在所作的首次演讲中说道:“我们的任务是把握观念的演进,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原因。”②他在主编剑桥近代史时突出了这一主题。在德国,家威廉·狄尔泰被称为近代历史观念史之父,在1882年成为柏林大学的黑格尔讲座教授后,他通过努力把历史观念史确立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并建立起了历史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在他看来,观念史不只是研究人的理性的思想,它还应包括非理性的一面,如意志、想象等方面。这时观念史出现的另一原因是,这些历史学家们反对实证主义,反对决定论,他们坚持认为,在人类行为中,观念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观念体现和影响着人类的行为。这样,对观念的重视直接促进了观念史研究的兴起。从一个学科的角度来说,历史观念史的真正建立并成为人们的普遍兴趣是在20世纪。一大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投入了观念史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学者则是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他扩展和深化了狄尔泰的研究方法,并把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思想史研究。而在美国,则是阿瑟·洛维乔易教授,作为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他致力于观念史的研究,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学科,使观念史研究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随后,美国很多大学都相继开设了观念史课程,并且制定了教学大纲和教材。观念史甚至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杂志,1940年,“历史观念史”杂志创刊于纽约,同年,观念史词典也开始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当观念史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之时,但欧洲各国却并未步其后尘。在法国,就不存在着观念史这样一个概念,更谈不上成为一个学科,有关内容常常被称为心态史、心理史学、社会观念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欧洲虽然也出现了一批观念史家,如伯哈德·格罗休伊森、费德里克·查保德、丹尼尔·莫奈特、保罗·哈泽德、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巴兹尔·威利等人,实际上观念史这一内容在欧洲各国有着不同的指称。正像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尔·夏蒂埃所说,在法国,观念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ｓｉｄｅｅｓ)很难立足,在德国是思想史(Ｇｅｉｓｔｅｓｇｅｓｃｈｉｅｃｈｅｔ)占统治地位,而在意大利,思想史(Ｓｔｏｒｉａ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则没有出现。③尽管观念史概念已经出现,并在学术界取得了一席之地,但各国学者对观念史内涵的理解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无法形成共识,使之得到明确一致地定义。正像洛维乔易所说,对观念史中的观念指示着什么有着很大的分歧。④保曼认为,观念史指的是人们的观念,思想的内在世界,但观念也可以指从少数精英的思想到普通人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观念史界于哲学史和文化史之间,它比哲学史更宽,但没有大众文化宽泛。观念史并不仅仅研究少数精英的思想,这些内容通常是哲学史研究的内容,而文化史通常要研究大众的行为、习惯、信仰和所有人的观念。至于思想史,它是观念史中重要的内容。（注释：①②④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Ｌ·Ｂａｕｍ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Ｉｄｅａ,1600—1950,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Ｉｎｃ.1977,ｐｐ.3,2,6.　 ③ＤｏｍｉｎｉｃｋＬａＣａｐｒａａｎｄＳｒｔｅｖｅｎＬ.Ｋａｐｅａ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ａｎｄ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2,ｐ.13.）观念史关注于思想史的内容,因为思想史体现和代表了把在社会中广为传播的某些观念和信仰进行加工和提炼以及表达的作用。例如,思想者们通过文章、诗歌、戏剧和绘画等方式来宣传和表达其他人明白他们所经历的和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思想者呼应了其他人的观念,并进行了加工和提炼。①那么,两者间的区别到底在那里,思想史家琼·埃哈德认为历史观念史包括三种类型的历史:一为大的世界体系中的个人历史,由观念所体现和代表的集体和不同的现实的历史,思想和情感样式的结构史。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则认为思想史包括着“历史观念史”(常常在哲学的阐述上系统地研究思想),思想史自身(研究非正规的思想,观念的氛围和知识的演进),社会观念(研究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传播)和文化史(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研究文化,包括对世界的观念和集体心态)等内容。达恩顿还认为,这四个不同的层面体现着从“高”到“低”的递进,因此,他用“高”和“低”的两个中心概念来概括思想史所研究的全部内容。②罗杰尔·夏蒂埃认为,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范围事实上为所有的思想样式。③二这里,我们不需要在思想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上长久驻足,我想专门就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作一勾勒。在20世纪30年代,以阿瑟·洛维乔易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并开始了观念史研究,他因此而被称为“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④1936年,他出版了《人类观念的伟大环节》(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ｉｎＯｆＢｅｉｎｇ)一书,⑤他的研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的研究,而是聚焦于“观念的单元”(ＵｎｉｔＩｄｅａｓ)。“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虽然这些观念可以被分开和重新组织,但一般来说,西方社会的人们都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些观念。在人类思想的演进中,这些基本的观念就成为了基本的存在,成为了思想演进发展的“伟大环节”,影响或者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此后,洛维乔易还发表了“观念的历史编纂学”(1938年)、“现在的观点和过去的历史”(1939年)、“历史观念史的反思”(1940年)等文,从方法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历史观念史的研究。对于洛维乔易的观念史研究,有些学者指出,过去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创造或者谈论过“人类的伟大环节”这一概念,它是由洛维乔易自己所建构的。尽管如此,当时洛维乔易所提出的观点对思想史研究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我们必须记住,无论是新开辟的“观念史”研究,还是原先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或者说居于主导地位的解释方法仍然都还是注重对经典文本的理解,特别是一些“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所以,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必然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正如剑桥大学的斯金纳教授所说,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唯一的研究对象。按照这样的研究方法,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注释：①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Ｌ·Ｂａｕｍ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Ｉｄｅａ,1600—1950,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 Ｉｎｃ.1977,ｐｐ.7-8.　　②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ａｍｍｅｎ(ｅｄ),ＴｈｅＰａｓｔｂｅｆｏｒｅＵ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0,ｐ.337.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Ｌ·Ｂａｕｍ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Ｉｄｅａ,1600—1950,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Ｉｎｃ.1977,ｐｐ.7-8.　　③ＤｏｍｉｎｉｃｋＬａＣａｐｒａａｎｄＳｒｔｅｖｅｎＬ.Ｋａｐｌａｎ(ｅｄｓ),Ｍｏｄ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ａｎｄ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2,ｐ.14.　　④ＰｒｅｓｔｏｎＫｉｎｇ(ｅｄ),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ｄｅａ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ｔｈｏｄ,ＣｒｏｏｍＨｅｌｍ,1983,ｐ.8.　　　⑤此书(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ｉｎ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ｆａｎＩｄｅａ)已被译成中文,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出版社,2002年。）然后,历史学家便对这几位思想家进行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是历史变化或发展。政治思想史因而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①同时,在历史学家对思想史的解释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义,政治理论仅仅充任着在事后赋予政治行为合理性的作用。因此,对经典文本理论的研究将能够解答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这里,涉及到政治理论或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问题,是先有政治观念还是先有政治行动。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为只是在其行为之后才被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论赋予其合法性,或作了论证。并且伟大的经典文本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并在人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只有理解了它,才能够很好的理解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和观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以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波科克为先导,斯金纳和达恩继之。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把剑桥大学发展成为新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他们也在学术界被称为剑桥学派或历史语境主义。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首先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经典思想家们所表达的那些概念其意义总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洛维乔易所称的“观念的单元”。对此,剑桥学派认为,没有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必须从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下研究这些思想。剑桥学派认为,思考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下,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些思想。由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科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 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②斯金纳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③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一部真正的历史?在斯金纳看来,我们不是要得到真正的历史,而是要得到具有历史性质的政治理论史。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对前者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学的元问题;而对后者来说,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此,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注释：①②　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③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页。）具体而言,“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①具体而言,即着重探讨在这些时代所出现的词汇,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②同时,“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③同时,“历史学家需要去懂得话语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连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话语模式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话语模式,相反,而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语言,并抵抗着话语模式的转换。”④因此,斯金纳等人认为,越把文本看作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⑤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或思想观念演进的连续性和断裂的问题。注重对语境的关注实际上是在考察思想的演进中看到了断裂和差异。这种断裂体现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出现,而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如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期间,思想家们谈论的是共和,而在19世纪,像托克维尔这样的思想家则重视民主与自由。因此,思想的演进在发展中呈现出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历史的断裂。不仅如此,即使谈论同样的内容,由于处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家们也会对那些看似相同的内容进行增添和删减。即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定义和含义或意旨已完全不同。斯金纳在研究马西利乌斯的权力分立理论时发现,当时的“分权”与两个世纪之后所流行的分权话题完全不同。后人在研究分权理论时不能将两种不同的“分权”概念相提并论。斯金纳通过建构马西利乌斯的观念形成的语境,证明了他不是权力分权理论的创始者。所以,剑桥学派的代表者都不赞同洛维乔易关于“观念的单元”的观点,认为那只是看到了历史的连续性,是用抽象出的“观念的单元”来体现和印证思想史发展的连续性。写到这里,想起英国学家和思想史家梅尔茨的话,他说:思想变化积淀在时代的改变了的语言和文体之中,新的观念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出现,以及怎样用特殊的词语即术语来加以固定和规定。⑥他还说,思想的传递在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进行时,通过所改变了的语词和说话的方式,当然语词本身也许不算什么,但如果将这些语词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看,我们即可看出其所包含的意义的变化。运用历史语境研究方法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对“伟大的”经典文本或思想家的定位。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是否除了“伟大”的思想家之外就别无选择,在人类思想史上,哪些思想家真正体现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在剑桥学派看来,一些“二流”的思想家才真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的思想。因此,斯金纳及其剑桥学派“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⑦（注释：①②⑦　昆廷·斯金纳:《近代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4页。　　③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10—111页。　④Ｊ.Ｇ.Ａ.Ｐｏｃｏｃｋ,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Ｔｉｍｅ,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ｅＰｒｅｓｓ,1989,ｐｒｅｆａｃｅ,ｐｐ.4—5. 　⑤ＮｏｒｍａｎＪ.Ｗｉｌｓ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Ｃｒｉｓｉｓ?Ｒｅｃ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1999,ｐｐ.75-76.　　⑥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页。）在语境的思想史研究中,从方法论上来讲,他们更注重“历史”的研究方法,考察语境即是要在历史的状态下进行研究。在人类思想演进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政治观念随着话语的变化而变化着,如同地球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地质地层一样,思想史上的观念也是如此。斯金纳指出,思想史的一些概念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被重新定义,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思想分隔。因此,思想史家要像考古学家那样去工作,挖掘出已经埋葬的思想瑰宝,仔细分辨其细微的不同。斯金纳说: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们一直承继着既往的理论,但并不一定真正理解它。如果还存在着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能增进我们的理解的话,那就是要追溯到历史的转折点,在此,思考政治的方式得到了最初的明确表达和发展。这样,我们将能够看到至今一直援用的概念在最初是如何被定义的,它被用于什么目的,而又支持强化着对公共权力的什么观念。这反过来能使我们对现在不甚理解的一系列概念有了清晰的理解。总之,如果我们不仅想要弄懂这些概念,而且还想理解我们现在的道德和政治世界的很多类似情况的话,就需要成为思想史家。①这里,他不仅阐述了思想史研究的意义,还提出了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即历史的研究方法。达恩在研究洛克的个案中也运用了这种历史的方法。他说,“根据历史的方法,它意味着对洛克正在谈论什么的解释,而不是他明确所写和我们能在二十世纪的观念的映射下很明确显示的一种观念。更准确一点地说,我试图去做的是解释存在于洛克政府论中的中心观点。我不是去批评这种观点,也特别不是去扩展那些不适合洛克中心观点的那些主题,以此来解决当代政治理论的很多迷惑。”②他所要做的,就是去解释为什么这是洛克在政府论中的所说,所写,和所公开显明的观点。在语境方法下对思想史的考察,其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更为准确地复原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而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迷惑,剥掉覆盖在思想本原上面的重重叠加,直指思想的本原所在。同时,在更宽广的语境下也更清晰地看到思想家们为什么会提出了这些思想,而不能提出另一种思想,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什么,从而发展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选择这样的理论,选择这样的表达来思考现实,预见未来。斯金纳说道:“思想史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相异的可能状态下不同的时间中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理解能够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有助于对它们的重新理解。带着更宽广的可能性的观念,我们将远离我们所承继的思维定式,在所要求的新的精神下,我们叩问自己,我们将思考它们些什么。”③与此同时,斯金纳所强调的这种研究方法还能够对政治观念或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好的解释。在政治原则或者政治观念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动从未完全由赋予其合理性的原则所推动,政治理论仅仅是在政治行动之后去赋予其合理性。而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则用历史学家阿克顿的话来进行批评,观念常常是公共事件的原因而非结果。斯金纳更进一步指出:“对政治行为的解释主要取决于政治思想和原则的研究,如果不提到政治思想和原则,就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解释。”④“倘若政治思想史今后主要作为意识形态史来写,其后果之一可能是增进对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的理解。因为情况似乎是:在重新发现任何特定的行为者可以用来描绘他的政治行为的规范词汇的同时,我们还指出了他的行为本身所受的约束之一。这就表明:为了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行为者要采取他实际采取的行动,我们必须略微涉及这种词汇,因为显然这是他的行动的决定因素之一。这反过来又表明,倘若此后我们所撰写的历史集中于这种词汇的研究,我们就有可能说明在哪些具体方面,政治行为的解释取决于政治思想的研究。”⑤（注释：①③　ＱｕｅｎｔｉｎＳｋｉｎｎｅｒ,ＬｉｂｅｒｔｙＢｅｆｏｒ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2001,ｐｐ.109-110,116-117.　　②ＪｏｈｎＤｕｎ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ｆ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ＩＸ,ＣａｍｂｒｉｄｙＰｒｅｓｓ,1969.　④⑤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6—7页。）三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的一批历史学家不满意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出现了心态史研究,注重对个人、群体所具有的不同心态的研究,并使心态史研究成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些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菲力普·阿里埃斯的《儿童的世纪》,主要考察儿童观念的形成;阿尔方斯·迪皮戎在他的博士中专门研究“无意识态度”,如研究“十字军东征”的观念,在研究中,他使用了“集体意识”这样的概念。另一位代表性代表人物罗贝尔·芒德鲁发表了《近代法国导论———历史心论文集1500———1640》,书中增加了身体、情感和心态等内容。此后,他继续研究17世纪的大众文化,出版了《17世纪法国的法官和巫师———一种历史心理学的分析》一书。通过考察以巫师为象征而表现出的正常与不正常的社会观念,芒德鲁揭示了社会心态的变化过程。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也着重研究心态史,1960年,他发表了“教会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一文,分析了时间观念的演变,社会是如何从早已形成的“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变的,这种转变也反映了人们心态的变化。1981年他还出版了《炼狱观念的的诞生》一书,探讨人在死后对其描写的变化的历史。书中,他使用了诸如“心态结构”、“思想习惯”和“心智装置”等概念,开拓和深化了心态史的研究。另一位历史学家乔治·迪比原先一直研究中世纪社会史,60年代后转向心态史。他的代表性著作《三个世界》探讨了在社会变化过程中物质层面和心态层面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历史观念”、“文化的再生产”以及“社会表象”。①（注释：①关于这一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成就详见ＰｅｔｅｒＢｕｒｋ,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ｎｎａｌｓＳｃｈｏｏｌ1929—1989,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90.）时至20世纪80年代,在60年代所出现的符号学,特别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在给历史学家提供新的视野的基础之上,由福柯和德里达将之进一步发展成为后结构主义,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后主义。在后现代的理论指导下,历史学家把心态史研究推进到了被称为“语言转向”或者“文化转向”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直接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面貌。首先,新社会文化史在研究的范围上进一步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以前思想史研究仅仅关注于经典思想家的思想,即使不是伟大的经典思想家的思想,也是研究一种观念。现在,心态史研究突破了这一局限,重点研究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心理、心智和情感、态度、意见等一系列内容,心态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结构。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社会中的很多象征都是人创造的,这些存在物又反过来再生产着社会;它体现着人们一定的价值观念,而同时,这些价值观念又不断影响着许多人,甚至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样,原来以所谓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研究文本,而现在,文本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和能够体现这些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看作为文本,并要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解读其意义。第三,他们研究的对象再也不是传统思想史所研究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而是普通人的观念。这些普通人的思想观念犹如一条大河的河床更能体现和反映着社会既已存在的观念系统、价值取向,和最为基本的内容和最为底层的存在。第四,在对普通人的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既重视人的理性的思想观念的存在和表达,同样也重视在社会中的流行的观念和非理性的思想观念。而对这种非理性思想观念的研究突破了原来思想史研究的限制,大大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内容。第五,心态史的研究更多地借用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普通人以什么方式制造或者建构世界的意义,他们如何以他们的观念来组织世界,并在他们的行为中得以体现。很明显,这种研究方法与那种只研究家或者思想家的思想史研究完全不同,他们把这一研究方法概括为思想史的“高”与“低”的研究。“高”为社会中的上层群体的思想观念,现在则开始向下看,研究下层人民这种“低”的思想观念。并且,研究思想观念从“高”到“低”的传递发展过程。他们还更进一步的注意到,很多思想观念并非仅仅分为“高”和“低”,而是混和与交叉的。这样,这一研究方法就突破了原先的研究框架。在新文化史的研究中,有三个个案值得关注。一是意大利历史学家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苴虫》,研究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磨坊主,他怎么会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第二本书为拉杜里的《蒙塔尤》,作者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来具体考察了一个村庄人们的各种文化或观念。这种从浅入深的文化研究被作者称之为“蒙塔尤考古”,这些观念包括时空观念、社会意识、宗教和伦理以及民俗和鬼魂等。①第三为达恩登的《猫的大屠杀》,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本书将考察十八世纪法国人的思想方式,试图不仅去显示他们想些什么,而且要考察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如何构建世界,赋予其意义,注入其情感,这种考察就是深入到普通法国人的心态。②与通常文化史着重研究上层文化不同,达恩顿通过吸收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着重研究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对下层人民的传播,或者说下层人民是如何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的。通过研究,他得出了高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不同的结论。从思想史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新文化史的兴起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所以,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对传统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提出疑问,他说道,是思想史还是文化史。③美国历史学家凯利认为文化史是思想史的外层,而思想史是文化史的内层。④受新文化史的影响,历史学家吸收了思想史研究或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不仅研究普通人们的观念,还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侧重于研究思想或观念如何成为社会如政府、其它组织机构等公共部门的认同,或为社会所接受,成为那个既定社会运转的基础,并且这些观念反过来又如何建构着社会的内容。这一种研究方法更多地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借用一句流行的术语,可称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面对新社会文化史的冲击,历史学家达恩顿指出,原先所定义的思想史和当代所称谓的新社会史之间的关系尚有待研究,在历史学界,社会史已经对思想史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已经在很多方面显示了出来。有材料显示,思想史的课程正在减少,社会史的课程在增加,同时思想史研究走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取向已经非常明显。因此,达恩顿不无感叹地说,在过去很多年间,思想史已经渐失昔日的风采,开始变得落魄了。⑤尽管如此,但这并不表明思想史的研究在衰落。恰恰相反,新社会文化史的这种新挑战实际上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史的研究,也更加增添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很多新的并且富有极大影响力的成果的面世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注释：①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ｒｎｔｏ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ａｔＭａｓｓａｃｒ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ＥｐｉｓｏｄｅｓｉｎＦｒｅｎｃｈ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ｅｎｇｉｕｎＢｏｏｋｓ,2001,ｐ.3　　③ＤｏｍｉｎｉｃｋＬａＣａｐｒａａｎｄＳｒｔｅｖｅｎＬ.Ｋａｐｌａｎ(ｅｄｓ),Ｍｏｄ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ａｎｄ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2,ｐ.13.　　④Ｋｅｌｌｅｙ,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Ｉｎｓｉｄｅ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ａｙ2002,Ｖ15, Ｉ2ｆｒｏｍＷｅｂ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ｅｎｔｅｒ.　　⑤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ａｍｍｅｎ(ｅｄ),ＴｈｅＰａｓｔｂｅｆｏｒｅＵ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980,ｐ.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