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的选择
在东亚危机已经波及欧美的压力下 , 人们对 1999 年的世界趋势的议论颇多。在世界银行和欧盟都降低了对 1999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学界也开始讨论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以及这次危机将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认为，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的决策导向如果失误，结果就可能是“我为鱼肉，人为刀俎”。我们也有可能象其他东亚国家那样，由于实物经济的成长确实产生了可供攫取的利润增量，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在资本过剩压力下转嫁危机的对象。这也是本文对所谓东亚金融危机动因的解释。
中国已经有 47 年的高增长，改革前 27 年是中央政府追求化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最近 20 年则主要是地方在中央放权让利的条件下追求地方工业化的积累阶段。由于二者都属于大量占用、消耗资源的粗放型增长，因此，在按照一般工业化的制度经验初步完成原始积累形成的高增长之后，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缺的压力下转向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才能存活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制约。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实事求是地转向追求“可持续发展”。可是，我们在享受高增长带来的消费时，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了。
本文
在能够查阅到的有限资料中看到，曾经有中国学者早在 1979 年就撰文指出，传统体制存在“结构性经济危机”，所以中国必须改革； 1988 年则有公开发表的“危机论”探讨中国经济危机周期性波动的；而在东亚危机爆发引起世界金融动荡之前的 1994 年，国内也已经有文章分析“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性危机”。国外讨论金融资本膨胀与泡沫经济崩溃相关性的文章也早已汗牛充栋。然而，尽管近年来暴露出的问题大部分确实被这些讨论言中，但今天的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回避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反而更愿意只把问题分析到技术的层次上。有鉴于“今天的你我，总是重复昨天的故事”，本文才入乡随俗，老调重弹。希望那些“顾左右而言他”的人不介意我把话说透。
一?真正解决欧美 1929 ～ 1933 年大危机的并非“新政”，而是世界大战
我们在 1997 年以来的讨论中已经越来越明白，这次东亚发生的金融危机是现象，实际上几乎是亚洲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发生在欧美的 1929 ～ 1933 年大危机的一次复制。二者的本质特征相类似，都是传统制造产业的结构性过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于如下认识：
1 ?资源贫乏使欧洲在危机压力下走向战争
在 30 年代初的欧洲，当危机爆发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资源的分割已经确定，各早期完成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没有新的资源可以再拿来作为资本化产生超额利润的来源，所以制造业的结构性过剩几乎不可能在同构的、分散的欧洲小国内部缓解（这也与现在东亚其他国家情况类似）。于是德国首先加速向军事工业转移，并且必然随之以在这种传统产业结构不能产生增量的制约下对世界资源和市场重新分割的要求。于是导致从欧洲延伸而成的世界战争。
2 ?美国两个“百日新政”受阻
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源大国，因此本来比欧洲小国更有条件通过启动本国资源向资本转化形成新的资本增殖收益来摆脱危机。 1933 年罗斯福执政后也确实推行了两个“百日新政”，第一个“百日新政”加强联邦计划和政府干预，但由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受阻；第二个“百日新政”侧重垄断，但新法在 1935 年春起不到一年中被最高法院取消了 12 项之多，其中包括著名的“工业复兴法”。罗斯福执政后的三年中，各地已有 100 多位法官下了 1600 多道指令禁止实行“新政”。其实罗斯福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工业结构，而且尽管政府财政融资于公共工程每年使国库亏空 60 ～ 70 亿，国债从 1932 年的 187 亿增加到 1938 年的 347 亿，但失业人口仍然有 700 万，全国 14 ％的人口依靠政府救济。
看来，无论归罪于思路错误，还是推诿于操作中阻力太大，罗斯福“新政”作为事实，对美国经济危机只是在 1934 ～ 1937 年三年间相对缓解。随之 1937 年美国经济再度出现危机，是年 10 月 29 日股票暴跌的“黑色星期二”，甚至比 1929 年股市大崩溃时的跌幅还大。随后，在 1938 年慕尼黑事件导致欧洲战争的威胁越来越明显的压力下，罗斯福的“新政”也就销声匿迹了。
历史告诉我们，“新政”既没有全面调整结构，也没有根本解决危机。
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的历史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这次结构性危机：一是战争爆发和战后重建刺激了工业需求，当时旧有的工业在未改变传统结构的情况下，确实有了重新增长的机会；二是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世界输出军火，战后又对世界援助重建物资，美元变成世界通用的贸易结算货币，并在战后达到了占国际货币总量约 3/4 的统治地位。
由此，不仅美国的金融资本集团可以得到最廉价的资金去进行资本输出，而且背靠金融垄断资本的跨国公司也可以进行几乎是惟我独尊的国际竞争。因为，只有美国可以凭借政府印刷出来的绿色纸片与世界任何国家交换资源、产品，甚至政权。
说老实话，具备如此特殊条件的美国，如果政府及其附属的理论界不去促进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推行“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大循环”，迫使或者诱使他们“自由”地与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进行不可能平等、也不可能赢的竞争，那就是放弃历史机遇，对不起美利坚民族。假如我们也有这种机遇，尽可以冲上国际舞台去唱这种大戏，否则就是对不起咱们自己。可惜，实际上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当然也就不能亦步亦趋，而是只好“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
二?战后美元资本垄断地位的变化必然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
1 ?美元的垄断地位与追逐泡沫经济的本质特征
美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绝对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领袖，各国以美元作为储备和主要结算货币，对其需求增加，得以让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制。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 GDP 增长需求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这就客观上造成本来并不产生利润的金融资本脱离实物经济，不断在投机资本压力下推出新的衍生品交易品种，追逐只有“泡沫经济”才能提供的超额利润。
2 ?战后经济发展与美元相对过剩
然而，欧洲和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依赖美国的设备输出和美元投资，不得不听任美元资本攫取超额利润。但在 60 ～ 70 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全面增长之后就不再满足于美元独霸天下。于是有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汇率谈判，乃至欧洲从追求统一市场到追求统一货币的努力。其间，美元在国际货币总量中的份额逐渐降低到 3/5 。有鉴于此，过剩的美元资本更是只能通过不断发展衍生品交易来保证其对超额利润的渴求。
进入到 90 年代以来，美国的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 60 ％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易额数百倍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美元绝对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比较保守的看法也认为其币值高估约 70 ％。在资本过剩的压力下，金融危机的发生长期以来就此起彼伏，没有停止过。进一步说，在 1999 年欧元启动并在今后逐渐成为与美元抗衡的资本力量的过程中，过剩美元的贬值和连带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条件正在日益成熟。
然而，金融危机绝对不会使其始作俑者——金融资本集团从此改弦更张。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必然在泡沫经济破灭时加强对其他国家推行所谓“一体化”，企图为过剩美元提供从其他国家实物经济中汲取利润的条件。其中， IMF 和世界银行对东亚国家提供援助时附加条件一举，应该够有典型性了。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重新认识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以发展实物经济为主的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中会受到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严峻挑战。
我们这样分析，是因为 1998 年西方七国针对已经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做出的对策调整，不过是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仅限于技术层次的“加强监督管理”，学问老道的理论家们提出的看法也不过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老一套。至少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集团对自身问题有能力做深刻反思，也没有给人们展示任何可以使人对其心存幻想的举措。
3 ?东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
分析这次东亚经济危机的源头，本文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我们认为：东亚发生的是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始作俑者仍然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因为正是美国在战后的日本翻版了美国的制度，又在日本对美国出口长期顺差的 80 年代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本调整汇率。但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元币值上升提高了日本向东亚转移传统制造业和投资欧美资本市场的能力。尽管日本对欧美的投资大部分失败，但其对东亚的产业转移却因东亚各国按照西方制度经验追求工业化而大获成功。
一方面东亚按照日本“雁阵式”战略，以各国对欧美的出口配额为条件，发展成了日本产品的复制出口基地，这就是所谓“东亚奇迹”。而另一方面，日本则由于大量移出传统制造业而导致货币资本过剩于实物经济，其追逐投机利润的本质特征也使日本生成了亚洲最大的泡沫经济。这的确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事实。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什么国家，让金融资本针对自身弊病做实质性调整是不可能的。三?中国经济的增长分析
人们在最近的讨论中常常担忧：中国经济是否会像其他东亚国家那样，只维持了 20 年左右高增长，就在经济危机中进入衰退期。我觉得，这种比较的前提似乎并不成立，其实如果以我们这种约 10 ％的年均增长速度做为标准，那么中国从 1952 年“一五”计划起，就已经高速增长 48 个年头了。
48 年的高增长也并非“奇迹”，因为中国大多数年份是在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在原始积累阶段，多数国家都是表现为经济高增长的。只是，改革前我们是中央政府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改革后则主要是地方政府进行地方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1 ?两个增长阶段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任何经济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性过程。在改革前 27 年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控制的国有大工业体系。的层次级别不同，占有资本及其收益的数量和质量就会有明显差别。由此又产生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条块之间在财产占有及其收益分配上复杂的利益关系。可以认为，在改革前由市及市以上政府及其各部门占有全部资源和城市工业资本的格局，一方面较大地影响和限制了县（包括大批国营工业“空白县”）及县以下地方政府占有资产和收益分配的欲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广大农民大面积的贫困。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本来是要解决中央财政的“统收统支”与地方政府追求发展之间的矛盾。当时形成了从中央到乡镇各级财政“收支包干、增收分成”的财政体制，一定意义上确立了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作为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较为明确的收益分配关系。然而，财政分级承包制的实行，更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下，按照中央政府进行原始积累的制度经验，追求本地工业化、城市化的欲望。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是政治、行政主体，也是经济主体，有其自身的财产和收益，并且有扩张这种财产收益的明确动机和行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历史现象。
然而，改革和城市民营经济发展已经部分地破除了过去中央政府借以提取原始积累的垄断性的流通、金融和科层组织体制，各级地方政府客观上已不可能像改革前的中央政府那样直接占有全国的工农业剩余来形成自已的资本积累。其可能做到的，只是占有地方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增殖收益，用作地方政府追求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启动资本”。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国营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各级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恶化；县级企业普遍亏损；据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 1994 年的调查，全国 1000 家上缴利税最高的乡镇企业，资产负债率也已达 88.6 ％，比同期国营企业还要高！在这种局面之下，地方财政亏损面扩大，尤其是落后地区地方财政赤字严重，致使地方政府工业化发展目标更难实现。
通过占用新的资源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尽快完成地方政府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是中央、地方完成财政分权以后，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各地方政府继续粗放型增长的重要行为特征。 1992 年，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开发区热”即昭示了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向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大量获取土地资本增殖收益用于地方政府原始积累的实质。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 80 年代中期完成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得到了工业化发展的自主权，但失去了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前借以获取原始积累的集中垄断的计划体制。九十年代的“开发区热”和“以地生财”，都反映了地方政府以地方资源转化为资本的增殖收益作为原始积累的行为特征。
2 ?粗放型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必然增加
建国以来直到现在，无论是哪一级政府追求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我国始终没有摆脱依靠大量资源投入来支持粗放型经济的老路子。
80 年代以来我们不断重申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两个转变，但事实上没有做到。不仅如此，在地方工业化阶段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例如，“六五”、“七五”期间，在国有单位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只有 800 ～ 2000 元的条件下，还建成了许多象“四大乙烯”这样能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大型建设项目，可是“八五”以来基本建设战线越拉越长，在建规模越来越大，能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建设项目却越来越少。又如，固定资产投资的交付使用率“八五”初期还在 90％以上，“八五”末期降到只有 54 ％。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效率近 20 年来也是拉大的趋势。如与日本相比，单位 GDP 耗能的差距 1981 年为六倍，现在扩大到约 15 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 50 ％～ 70 ％；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 32 ％，“七五”期间反而降到 24 ％，“八五”以来也没有明显变化。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即使在发展家也只处在中等水平。这些情况都说明，经济增长中的粗放型特征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制度现象，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工业化阶段，始终没有改变，尤其 80 年代末期以来甚至有加重的趋势。
随着 90 年代以来国家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工业特别是重工、化工和机电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明显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必然不断上升。但是，重工、化工和机电工业是以能源和矿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业，一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会拉动重工业发展，这种经济增长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必然急剧增加。国家计委王建的一项研究指出，如果按 1975 年日本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能源和钢铁的人均占有水平，到 2010 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任务时， 14 亿人口就需要消耗 50 亿吨标准煤，其中包括 29 亿吨原油；需要消耗 8 亿吨钢和 17 亿吨铁矿石。还应该看到：日本是世界上经济效率最高的国家，资源使用的集约程度远远超过欧美各国，即使如此， 1955 ～ 1975 年，钢铁消耗仍增长了 9 倍以上，能源消耗增长了 6 倍以上，其中石油消费增长了 21 倍以上，都大大高于 GNP 同期 5.4 倍的增长幅度。
近年来我国的决策是以财政和信贷方式增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我国的“重型”增长方式可能会重新出现。如果过去的经验仍然有效，那么我国主要工业原料的消耗速度也会有加快趋势。以石油为例，在 80 年代的“轻型”增长方式下，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 2.4 ％，而 1991 ～ 1993 年则猛升到 10 ％；经济增长与钢消耗的弹性系数也发生了变化， 80 年代为 1:0.67 ， 1991 ～ 1993 年则上升到 1 ∶ 0.9 。
我们不得不承认， 90 年代的中国经济实际上仍然是按照传统道路追求工业的高增长，工业对资源的消耗严重浪费。例如，日本生产每单位 GNP 所消耗的能源只是我国的 1/11 。我国经济增长不仅粗放型特征极为明显，而且由于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压抑了城市化进程，以及内部化的政府垄断和带动第三产业的能力有限，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因此只能依靠传统工业发展惯性维持增长，资源消耗必然增加。如果用 90 年代以来我国主要资源产品消耗的增长速度外推到 2010 年，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需要消耗 10 亿吨原油和 3.5 亿吨粗钢。这必然增加进口。
3 ?中国资源稀缺只能进口，对国际市场影响必然增加
改革前的 27 年，我们也是高增长、低通胀，这与近 20 年没有明显差别。如果要将现在的增长与过去对比，那么最大之不同在于国际化程度。因为这 20 年正是国际金融资本因过剩而到处寻找投资机会，又恰逢日本在亚洲推行产业转移战略的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的 1980 年，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还不到 1 ％，现在年进出口总值约 4000 亿美元（考虑走私因素），年均增长率超过 GDP 增长八个百分点，到“八五”末期，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 3 ％，经济的外向度已经超过 40 ％。
我国是人均资源稀缺国家，下个世纪更是面临着巨大的资源缺口。我国国土面积虽占到世界的 7 ％，可是除了煤以外，铁、铝、铜、锌等矿产资源储量比重都低于国土面积比重，石油储量比重甚至还不到国土比重的 40 ％，如果按人均水平计算更是排到世界 80 位以后。据预测，到 2010 年我国石油产量顶多维持在 1.5 亿吨，要生产 3.5 亿吨钢，至少需要 7 亿吨铁矿石，而届时铁矿石产量顶多达到 4 亿吨，需要进口 8 亿吨原油和 3 亿吨铁矿石。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膳食结构改变，到下世纪初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需要达到 450 公斤，总量将达到 6.3 亿吨，而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耕地面积到 2010 年将减少到 13 亿亩，粮食总产量即使超过 5.5 亿吨，每年也需要有数千万吨粮食进口。此外，我国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宣布禁止森林采伐，如果能够实行，木材进口将比现在每年约 3000 万立方米的水平提高至少一倍。
四?中国对国际市场和金融资本的需求
1 ?经济增长中的进出口惯性及其影响
中国在 70 年代末期初步完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的社会化大生产，于是必然要求加强社会化交换。这使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成为的必然，因此我们有 20 年市场趋向的改革和出口外向型经济的大发展，甚至因此形成了经济增长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促使进出口必须不断增加的“惯性”。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到 2010 年人口会增加到 13 ～ 14 亿， 2030 年增加到 16 ～ 18 亿。那么，一旦中国的生存和经济发展依赖世界市场，其影响绝非以往能比。更何况中国经济能否通过国际贸易保证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据国内学者研究，如果中国石油进口达到 8 亿吨，就要买走世界全部出口量的 60 ％。如果中国粮食进口 5 千万吨，也要占目前世界粮食贸易量的 1/4 。目前世界每年的铁矿石出口量只有 2 亿吨，中国的需求量甚至超过了世界的全部出口。这种需求如果真地发生，将会引起世界初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
目前中国出口额只占世界的 3 ％，如果未来世界贸易增长率为 5 ％，而中国为 12 ％，到 2010 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会上升到 18 ％，这将会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因此在下个世纪如果继续大力发展出口外向型经济，我国不仅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也必然极大地影响国际市场。
1998 年初，我国已经对国际社会宣布到本世纪末全社会需要增加约 1 万亿美元投资。此外，中国到 2010 年仅为支付 8 亿吨石油进口，就需要 3000 亿美元以上，加上各种矿产和农产品等其它进口，外汇需求将达到 7500 亿美元。即使我们能够像最近 10 年这样维持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这也要求在未来 15 年内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 12 ％左右。从 1998 年的形势看，实现这个年平均增长率困难极大。
并且，我们在上面的分析中认为，包括中国东南沿海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在内的东亚经济已经发生危机，这实际上属于传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危机。事实上不仅 1998 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已经明显下降，而且整个东亚的出口外向型经济也没有起色。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世界范围的市场疲软不可能短期缓解。那么，也就不能寄希望于继续保持过去的出口增长率。
2 ?“双顺差”的变化趋势
资本过剩必然“溢出”以逐利。由于国际金融资本在过剩造成的压力下获利机会减少，就更需要增加在中国的投资，而我国在 20 年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的利率又长期居高不下，投资回报率奇高，因此资本项目过去会保持顺差。同期的人民币汇率在这 20 年中的大多数年份又是不断贬值的，也就必然刺激出口，形成经常项目长期顺差。其中 1994 年的外汇改革一步到位，本币一次性贬值 50 ％以上，刺激出口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强烈，因此有出口大幅度增加和连续顺差的局面。
但是，如果上述预测的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在未来成为真实情况，而且人民币汇率客观上又有升值压力，将使我们有可能在下个世纪初出现经常项目逆差，从 1994 年汇率大幅度调整以后的“双顺差”，演变到“资本项目顺差”与“经常项目逆差”同期。这显然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全面危机之前的情况相似。
进一步看，中国从 1995 年起出现 M2 货币大于 GDP ，近年来在“资本过剩”越来越明显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又连续调整国内利率，这种货币政策的目的是刺激投资增加，但另一方面的客观作用，是迫使那些进入中国追求高回报率的资本“出逃”。这个情况美国曾经发生过。 80 年代里根政府采取高利率政策，国际投机资金大量流入、资本市场活跃但实物经济在资金成本增加的压力下纷纷向外转移。到 90 年代布什政府又大幅度降低利率，国际资金纷纷流出美国，于是布什政府得到了“内战外行，外战内行”的评价。虽然中国可能得益于资本市场不完全开放，然而资金这个最逐利的要素仍然受回报率影响而流动。例如， 1998 年我国尽管出口仍然有所增加，但外汇回笼情况很差；其中有假出口，真套汇，也有些资本流出，或者把出口货款尽量留在国外以获得高于国内的银行利息。这样会加剧可能出现的“逆差”。
五 . 得简单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如果继续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近 20 年的“跟进发展”经验，在世界经济危机之中将没有选择余地。
由于体制和制度原因，以及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我们基本上没有条件象发达国家那样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即使放开资本市场，鼓励资本输出，也受资本规模小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既定的限制。何况我们在 70 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进入被西方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已经放弃了对周边传统市场的控制。
可行的取向目前看有两个：
一方面明确强调调整发展战略，追求可持续发展。利用近 20 年形成的越来越大的区域差别和中央政府仍然对国内的部门垄断大资本拥有控制权的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引导过剩的国家金融资本与过剩的民间劳动力投向中西部，以国家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西线“南水北调”工程）带动就业人口向西部流动，启动中西部的资源经济向资本经济的转化。
另一方面，可以结合解决香港已经形成惯性的资本经济导致的结构调整困难，建立人民币与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通过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逐步实行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都以港币结算，外汇储备也逐步以港币为主，这样就能够把过去主要依托香港经济的港币，转变为既能够依托整个大陆实物经济、又完全可兑换的“华币”。进一步要求从中华民族振兴的全局出发，通过加入“港币（华币）同盟”与大陆实现包括货币流通在内的“四通”。这样就能够全面提升港币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并且在国际金融资本即将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三足鼎立的竞争过程中，打入代表华人利益的中国金融资本的楔子。
这两个方面相结合，有可能使 21 世纪的中国不再担当被人剥夺的“二等公民”角色，以华人经济圈的发展改变被西方主导了 600 年的历史，让这个世界多少“公平”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