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

　　 在这种分析思路下，美、俄存在3种可能结果：美俄均签署《议定书》、美俄均不签署《议定书》、俄签署而美未签署。前两种的利益权衡上文已分析，而第三种情况则涉及下面提到的俄欧博弈。
　　 (二)俄欧博弈
　　 事实上，如果美国退出，俄罗斯在签署《议定书》后获益并不大，但它在联盟中关键加入者的地位使其希望采用“盟主博弈”策略，先口头拒绝，制造紧张气氛，要挟欧盟等签署国以获得先期利益，然后在关键时刻同意签署，再等待美国改变立场。
　　 (三)美欧博弈
　　 美欧之间可以算是一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过桥博弈”。欧盟是减排计划的提出方和《京都议定书》的积极支持者，并率先批准了《议定书》，但美国的退出确实是国际减排计划的重大损失；美国由于考虑到签署协议后自己减排成本很大，可能影响到国内一些产业的发展，所以希望通过推出自己的减排计划将其它国家拉拢入内，形成有利于自己的“盟主博弈”局势。但由于没有几个国家响应，一意孤行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会出现双方新的博弈与妥协。
　　
　　 三、《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围绕碳关税的美中博弈 　　
　　 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的确生效了，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的表现让气候谈判的成果大打折扣。美国行为政策考量可以用“枪手对决博弈”模型予以简化。
　　 有4个枪手要进行最后的对决，相互射击，他们命中率是：甲80％、乙70％、丙60％、丁50％。按照博弈原理，枪手都是理性人的话，枪法最差的丁幸存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所有枪手都会选择首先把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对手干掉，枪手丁对其它人的威胁最小，成为射击目标的可能性最小，而枪法最好的人甲被首先干掉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把4个主要的碳排放利益集团比作4个枪手，美国无疑是头号射击目标，其次是中国，俄罗斯成为目标的可能性最小。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分析，在中国把美国作为首选目标的同时，美国也把中国作为首选目标。
　　 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在2007年12月初巴厘岛贸易部长会议上曾经指出，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采取单边贸易措施将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但耐人寻味的是，施瓦布的发言话音未落，美国国会却已在尝试把欧盟碳关税的政策提议在本国立法中付诸实践。美国的政策转变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事实上，从《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哥本哈根UNFCCC第15次缔约方会议，发达国家出于对减排经济冲击和全球政治格局调整的担忧，一直试图把“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模糊化，并要求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承担跟发达国家一样“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约束性减排目标。
　　 通过对美国相关政策演变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美国推出自己的减排措施实际上是试图在不损害国内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提升其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控制力：一是用承担一个形式上的约束性目标打破跟以欧盟为首的附件1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僵局，重新从欧盟手中夺回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领导地位；二是以推行碳关税之类的威胁性政策迫使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尽早承担减排责任，继而利用其在新能源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减排压力，找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战略家卡根将美国与欧洲在碳排放问题上的表现概括为：“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前者强调实力，而后者强调协商对话和规则的建构。这种区分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欧洲国家目前在新能源上处于领先地位，减排成本相对较低，且“碳金融”在欧洲以欧元形式流通，可能催生欧元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规则符合欧洲利益。而美国基于国内工业依赖石油、碳排放量高等原因，故意推脱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责任。至此，可以看出，美国和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行为是符合其本国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