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性效应及规模效应的分析

　　2.2 实证分析对比研究中各参数变化的经济含义及原因解释。①资本：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明显的提升，是1.6607倍。说明国防科研生产体系的改革，制度性障碍逐步减低，资本要素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得以发挥，使得系数提高。②劳动力：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2.38615倍。劳动力要素的经济作用得以发挥，体现为制度性障碍逐步减低和以人力资本为表现的劳动力质量的逐步提升两个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提升的倍数比资本要高的原因所在。③规模效应及要素生产率：1960-2000为正的规模效应；1978-2008为负的规模效应。要素生产率皆为负值。国防部门的要素生产率总是低于民用部门但是有好转趋势。1960-2000年，国防开支规模效应较大的正的系数说明国防开支的规模变化相对于GDP的增长而言处于十分克制状态；1978-2008年的规模效应说明中国国防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低于民用部门的要素生产率，以及后来国防开支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的“克制”了，由于国防开支规模的增大而产生的“挤出”效应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现象是存在的，所以导致规模效应无法发出正的效应，而是负的效应。要素生产率差值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经济转型，民用部门和国防部门的要素生产率都在提高，但是国防部门提高的速度更快，所以导致差距的减小，但是仍然处于落后于民用部门的状态。④外部性：外部性效应正好相反。计划经济体制下两部门严格分开，国防开支对于民用部门的拉动作用为负，说明挤出了民用资源，而非拉动了民用资源。随着国防科研生产体制的改革，经济的军民融合度提高，国防支出拉动了民用部门的产出。可见在制度的作用下拉动效果与挤出效应可以转化。 3 结论与政策含义 3.1 中国国防开支的规模效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负向” 模型拟合结果二者为明显的负的系数，说明虽然国防开支属于政府消费，政府购买可以创造总需求，国防系统的经济也是经济体的一部分，国防部门的生产本身属于社会总生产的一部分。但是，国防开支导致生产要素从民用部门向国防部门转移，由于国防开支规模增大而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对于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的现象是存在的。这说明国防开支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来讲，应该注重效率，注重二者的平衡，不应该一味的追求国防开支的增长空间。当然应该看到1978年至90年代中国一直削减军费，导致的国防空虚的现象，数据表明的“挤出”可能是由于之前的“太克制”导致近几年需要“补偿之前的克制”，本来长期才能达到的过程现在要在短期“补偿”就要达到，“挤出”效应就可能表现的明显，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如果按照客观规律分散到长期去发展，那么达到同样的结果可能就不会产生“负规模效应”。国防开支稍微的增加是为了达到补偿之前“克制”导致的空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要“填补空缺”，但是也应该考虑到“国防开支的增加可能对于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从本文的研究来看，这种学术界的“担心”在目前已经成为考虑的必要。 3.2 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外部性 按照胡鞍钢的1960-2000年的实证研究，长期以来中国国防部门和民用部门之间壁垒深严，以至于国防部门在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对民用部门几乎没有副产品，甚至是反向的效应，导致更多的民用部门的要素流向国防部门。然而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外部性为显著的正效应。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及国防科研生产体系的改革降低了部门之间的制度性障碍，使得基础设施，技术溢出，人才溢出，需求拉动的阻碍性因素得以逐步的减低乃至消除。因此，国防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的外部性。本文研究的结果与同样方法下得出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情况相似。说明我们在处理国防部门和民用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改革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进步与成就。然而应该看到正的外部性的系数的绝对值要比负的规模效应的绝对值小很多。 3.3 两部门外部性模型对于新世纪中国国情的适应性已经比上世纪有了很大。的提高，从理论上讲，是可以严格的给予证明的 然而也应该看到本文引用的理论界结论的准确性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该阶段国防开支受国际国内许多特殊因素的影响，波动较大。本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鉴前人的思想，研究了改革开放以后直到08年的情况，该阶段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经济转型，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数据可以经过严格的平稳性检验，使得本文的两部门实证分析宏观结论是比较可靠的。 3.4 对于解释部分，应用了动态经济学及生命周期的思想，定性的给予宏观的说明 然而进一步对于不同产业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应用多部门多行业的模型进行研究，另外除了线性拟合之外还应该应用非线性关系、生命周期、动态经济系统的思想加以定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