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案例对中国体育彩票销售和发展的影响及风险规避
摘要：从1984年至今，彩票在体育产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中国体育事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来源。但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以2004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西安宝马案为代表，中国体育彩票业暴露出了其不足和值得人警醒的空白。 通过分析西安宝马案前后彩票销售量的变化，初步分析不良案例对体育彩票乃至对经济的影响，暴露彩票业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规避方法。
关键词：体育彩票；不良案例；销售发展；风险规避
中国体育彩票已经经历了二十来年的发展，成为了体育产业中的支柱产业。但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2004年3月曝出西安宝马假彩票案，青年刘亮喜中宝马，而兑奖时却被诬认为假彩票，无法接受现实以跳楼来抗议。最后经调查，乃知彩票承销商杨永明贿赂西安体彩中心，在销售兑奖过程中造假。此事件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彩票行业也因宝马案等一系列不良案例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一、宝马案前后对体育彩票销售量的变化
从表1可看出，1998年到2002年体育彩票发行量大量攀升，得到了快速发展，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这也凸现了彩票的强大生命力。然而2003年，特别是宝马案发生的2004年中彩票行业却走了下坡路。2004年3月的西安宝马案揭开了彩票业看似繁荣的背后潜伏着的巨大的危机，我国的彩票销售量深受负面案件所影响。
中国的彩票发行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冰冻期，彩票公正性受到大众质疑，彩市跌入谷底，彩票业整顿前所未有。彩票在2005年有所回升，但若假彩票案再次成为公众焦点，刚刚复苏的彩票业是否还能承受打击？
二、彩票销售的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适应
1.彩票销售额与GDP增长不同步
由灰色系统理论的灰色关联分析可知，在各种影响因素如GDP总量，人均GDP，人均收入等因素中，GDP总量是影响彩票销售量的主要因素[1]。
由表2可知，正常情况下，彩票销售额应随GDP增长而增长，然而由表1可知2003、2004年销售量下滑，这显然与我国逐年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平是相矛盾的。
2.销售额与储蓄额不同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储蓄额也年年攀升，不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而彩票作为一个风险性很小的行业，符合中国人传统的保守的思想，因而彩票销售量在我国尚有极大的发展潜力。而销售额的下降与攀升的储蓄额显然不适应，不利于拉动我国内需，不利于我国公益性事业尤其是体育事业的开展。
三、针对体育彩票的不良案例分析暴露出的问题
1.监督管理体制不顺，人事制度管理漏洞明显
政企不分，监管不力，案件不断。作为有明确行政隶属的事业单位的福彩中心和体彩中心发行经营彩票，实际上是进行化运作。作为监管部门的财政部，其监管职能由财政部来具体实施，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实际的监管是由两大中心的上级主管部门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实施，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监管，其隐患不言而喻[2]。监管本身的透明度不够，使公众对彩票的信任度大大降低。
2.发行成本过高、筹资效率过低影响彩票业的健康发展
对比分析我国所发行销售彩票的量与成本情况，不难发现我国彩票发行的人均量还很低、成本过高，发行费用属世界最高的。中国彩票发行的费用正常情况下是占彩票销售收入的20％，而日本彩票发行费、经营成本为10.1％，德国为16.3％，保加利亚为10％。中国有的地方有时发行彩票的成本费用占其彩票销售收入的50％以上，甚至，有的地方有时出现了即开型彩票销售成本超过其销售收入的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彩票募集资金大体是这样分配:50%返奖，30%为社会公益金，5%为票本费、5%为省、市体彩中心管理费，剩下10%用于发行费。作为代理商，“西安宝马案”杨永明所能得到的就是剩下的10%。而这仅从账面而言，10%的发行费背后还要再进行怎样的利益再分配外界不得而知，如果单纯靠这个钱，彩票商是发不了多大财的。
从社会角度看，彩票参与者多是弱势群体，他们对于贫富差距抱着中奖的财富梦，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他们对社会不公平现状的抵制情绪。但是，彩票也容易诱发多种彩票发行和负面社会影响,一部分彩民将很大希望寄托于彩票中奖上，投机取巧，导致其树立不劳而获的价值观，盲目地把大部分金钱用于投注上，有的甚至致富的心理扭曲[3]。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宝马案中少年刘亮以跳楼的方式来抗议。据对南京彩票市场的实证分析表明，占普通市民15%的弱势群体却在彩民中占据了37.7%，也就是说20%多的彩民其彩票消费超过了个人的实力，已不是理性消费[4]。
4.部门利益影响立法公正，彩票法制化进程滞后
福利彩票和彩票各成一体的发行体制一直是彩票立法的。它们都进行化运作，它不仅带来产品同质竞争，双方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进行事实上的价格战，最终往往以损害公正、公开和稳定的游戏规则来达成筹资目的，为各自利益，拖住了一部系统的彩票法规的出台。
现行彩票法规的缺失，无法协调各部门的利益。监管部门对发行彩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正当行为的性质无法进行认定，难以进行有效的惩处。目前，彩票公益金的分配使用由财政部监管调剂，财政部之下由十个部委分配公益金收入。各主管部门纷纷要求扩大自己的公益金分配额度，立法部门要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则彩票法会遥遥无期，这对中国彩票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极为不利。从宝马案这一偶然事件所透露出来的客观弊端，能否起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仍是未知数。
四、中国体彩发行中的规避法则建议
1.完善彩票事业中的监督机制，增加监管本身的透明度，提高监管质量，确保体育彩票的公平、公开和公正
消费者加强对销售过程的监管。重建彩票业信用的路径之一，是要在其中植入消费者，即彩民直接监督的机制。因为只有消费者自己，才能对切身利益受损的可能产生最根本意义上的监督动力；也只有广泛的彩民群体，才无法被一一收买。在每一次大型彩票销售活动中，可设立类似英美法庭陪审团性质的彩民监督团。至于如何设计这个监督团以使之能够真正代表彩民利益实施督察，当然还需考量，但这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方向。
加强主管部门对发行过程的监督。加大清理整顿力度，认识和摆正利益格局。作为发行者，民政部门首先要面对现实、顾全大局，充分调动基层，在保证彩票发行工作有充足动力的基础上，加大清理整顿力度，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避免工作失误和技术事故、清理违规操作，保证彩票发行安全；另一方面对外，联合其他政府部门，严厉打击非法彩票的运营，确保彩票市场的正常发展。
销售机构的自我约束。通过加强对彩票发行销售机构的财务管理，帮助彩票发行销售机构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彩票发行销售机构的核算和会计监督，强化彩票发行销售机构的财务管理，努力节约开支，降低发行成本。
2.完善彩票的发行机制
对于彩票发行和销售体制针对目前彩票发行中部门分割、政企、政事不分的状况，财政部可组建全国统一的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由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对全国的彩票进行统一发行、统一印制、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彩票所筹资金、统一监督管理彩票市场
3.尽快出台相关法规，确立“游戏规则”
中国的彩票业从兴起到初具规模，当前正面临着制度空缺，立法严重滞后的境地。彩票市场已经对法制这个“游戏规则”不断提出了要求，彩票业亟须立法。有关方面应通过深入的调研，逐步建立健全我国的彩票法律、法规。用法律来确定彩票的合法地位和作用，规范彩票行为，为彩票业提供一个稳定、广阔和健康的发展空间
4.合理宣传和的公众消费心理引导
为体育彩票作合理的宣传，做好体育彩票的品牌建设，理性发展彩票业，引导公众科学的消费心理引导，培养彩民参与，关心体育事业的意识，建立起奉献的精神。对中下层人，引导他们把参与体育彩票当做风险和娱乐消费;做好对体育彩票对经济状况好的人群的宣传，可设计针对中高收入群体的特色彩票，引导更多的人参与进彩票事业中来。
5.降低发行成本
针对西安宝马事件，可使彩票的销售实施市场化、产业化，各地成立彩票销售公司，具体负责彩票的销售活动，尽可能的利用目前已有的彩票销售网点和体系，可借鉴美国利用百货店、商店等零售企业来销售彩票。达到既减少成本费用，又能达到规模经营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
中国体育彩票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必然使体育彩票行业的发展步履维艰，但它作为准业，在中国加入WTO后金融业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会发挥重大作用。作为一个传播体育理念的载体，所以我们更应坚定体育彩票业改革的信念，理顺彩票业的各种利益冲突，进行中国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彩票法的制定，并促进其向集约型发展，并促使中国体育事业与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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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晓光,吴育华.我国彩票业对经济的影响分析[J].社会科学报,2004.
[2] 李海.体育博彩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 刘泽东,李秀.浅析我国体育彩票的社会影响[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6.
[4] 张剑飞,叶满霞.中国体育博彩业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M].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