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消费性融资需求的多质性与结构分析
摘 要： 首先提出了农户消费的“居民化”趋势这一新的需求分析视角，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农户消费性融资的“民间性”、“无息性”和“互助性”等特征，揭示了农户消费性金融的路径和取向。接着通过农户消费性融资需求与农户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证明了收入差距是造成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陷于融资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分析了各类农户的消费融资需求特征并将其分为四种类型，指出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并非完全是金融性需求，它还包括了救济性的、财政性的需求等多个层面。得出的基本发展思路是：农户消费性金融问题的最终解决，依靠的是高度专业化的金融形式、规模化的运作方式和城乡消费金融的“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金融；消费性融资；农户金融需求；多质性
一、前言
农户消费性融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一大难题。近年来人们对农村金融的批评与指责，实际上大多源于农村消费金融的发展滞后。面对农户在、医疗、盖房、婚丧等大额支付方面和一般生活方面的融资困境，尽管学术界付出了极大努力，但这一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操作层面上都未能得到解决。［1］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仅仅缘于对农户消费性融资需求认识的过于表面化。本文试图从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农户消费的“居民化”趋势，来分析农户消费性融资需求的特征和演化趋势，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各类农户的需求特征和相应的需求结构。本文的理论分析希望能为我国正在开展的农村医疗保险的试点、各地区为农民提供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提供理论上的证明。
二、农户消费的“居民化”趋势——解读农户消费性融资需求特征和发展取向的一个视角
农户消费性质及其演变的分析是农户消费性融资需求分析的基础。传统农户的消费特点是消费的自给自足和收入来源的实物性；而如今我国农户的消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货币化、社会化了，其收入来源亦主要是货币性收入。2005年,农户年人均总收入中，现金收入占84.55%;人均总支出中,现金支出占86.44%;人均消费性支出中, 现金支出占83.53%（见表1）。这说明，如今的农户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消费方式，正在转向一种新的以货币化和社会化为特征的消费方式。但问题是:农户消费方式转变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其演化趋势如何？传统上，人们通常把农户消费看成是一种特殊消费形式，它与城市居民消费间存在着质的差异性，但当农户消费已经货币化、社会化了以后，二者是否会形成同质性或趋同性？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从理论上看，农户消费方式转变的深层含义是：农户消费正由原来的小农意义上的自我封闭的农户再生产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转化为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这种转变使农户消费与城市居民消费之间在基本性质、消费的市场化、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等方面呈现出同质性或趋同性；并且，如果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分析，它还有促成城乡消费市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这种消费性质的同质性、趋同性和消费市场的“一体化”趋势，并非是理论上的一种“假说”，而是被发达国家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的客观存在，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农户消费的“居民化”趋势，或者说是与城市居民消费的趋同化和“一体化”趋势。
论文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分析是基于Merton［2-4］等人提出的功能范式,是从经济演化过程的视角推导金融需求或功能。这样，基于消费性融资需求与消费及其演变的关系，农户消费的“居民化”趋势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分析农户消费性融资需求及其演变的“路径”，也提供了解读现阶段农户消费性融资特征与最终发展取向的钥匙。近年来，许多研究者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户的消费性借贷具有如下特点：消费性借贷在农户借贷中占的比重较大［5］；消费性借贷基本上由民间借贷提供；民间的消费性借贷基本上是无息的和互助性的。对于农户消费性借贷的这种“民间性”、“无息性”和“互助性”，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叶敬忠等认为，其成因是基于农户为了回避风险而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和处理手段［6］；宋磊等认为，它反映了农村民间借贷活动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7］；霍学喜等认为，它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是因为其运行既有符合信息对称、借贷成本相对较低等经济的方面,又有符合互救共助、朴素诚实等中国民间习惯、文化、传统道德的方面［8］；张杰则将其存在的原因归结为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和“熟人圈层”的作用，认为它起着节约信息成本从而实现更有效监督的制度功能。［9］上述观点对于特定阶段的农户消费来说，均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其借贷特点的成因。但本文强调的是农户消费和消费性融资演化的阶段性，希望能够从发展的视角来分析现阶段农户借贷特征的形成。因此，本文的分析前提是假设农户消费已在较大的程度上货币化、社会化了，并且由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程度、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原因，农户收入仍处于相对的低水平。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农户消费的“居民化”，一方面农户消费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不再由自己生产，而是依靠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分工基础上的、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来获得，就像城市居民那样，这不仅大大加大了农户消费对货币的依赖程度，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农户的收入水平仍然很低，收入的不确性也大大增加了。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农户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经常会出现不平衡，形成消费性融资需求；同时又由于这种需求本身就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基于同质性的相互性，在农户之间就很容易形成“互济性”或“互助性”的融资。总之，在农户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基于农户消费的“居民化”而形成的消费性融资需求，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相互性，它是形成“互济性”或“互助性”民间借贷的最基本原因。当然，也可以从信息对称、交易成本较低和“家庭圈层”作用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互济性”或“互助性”民间借贷的形成——它说明基于农户消费“居民化”趋势的分析视角具有兼容性。
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农户消费的“居民化”趋势有利于揭示农户消费性金融的发展取向。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已经初步“居民化”的农户，其消费性融资需求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均简单地表现为货币性借贷需求，其所表现出的质的差异性主要源于借贷关系，而不是源于借款的用途或消费的内容；但是，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各种消费性支出会出现“专项化”的趋势，形成诸如教育、养老、住房、医疗等专项支出，从而使消费性融资需求也相应地出现多质化的分化趋势，并最终推动金融供给的多元化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的差异只不过是城乡差距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发展的先后顺序不同罢了，其最终将走向“趋同化”。因此，如果我们沿着农户消费的“居民化”路径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从发展趋势上看，农户消费性融资需求将趋于多元化分化，形成一种多质性的结构，其较完善的满足方式是发展各种专业金融，如在医疗方面是特定的医疗制度与医疗保障、保险相结合的形式，在教育方面是教育储蓄、教育贷款以及各种教育基金，在建房、购房方面是相关的专项基金与贷款等；但在“居民化”的较低发展阶段，各种互助性的融资是与其相适应的一种重要金融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
三、收入差距与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
许多相关研究报告都指出，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主要源于子女教育、医疗、建房、婚丧嫁娶等大额费用支出，并且不同程度存在着教育致贫、看病致贫的问题［10，11］，但深层的原因分析却很少见。［12，13］仅有的分析也只是指出，它起因于农户收入的实物性、季节性与消费支出的货币性、集中性之间的非对称性以及不确定性。这确实曾经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从我国农户及其消费演化的程度来看，它已主要限于低收入的传统型农户，并下降为非主流约束因素。从整体上看，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直接起因于农户当期可支配收入。根据跨期预算约束，在当期消费、生产支出、储蓄间分配后形成的消费收支出不平衡,造成这种不平衡的成因,除了上述“非对称性”这种技术性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它还源于农户个性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因素。前者如农户因个性原因而出现的过度消费、收入困难和消费的长期安排等，后者则包括宏观经济因素、消费习惯与倾向、基于社会原因的消费方式或环境的变迁等方面。现阶段，我国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源于宏观经济层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和农村收入差距所造成的农户在收入与消费支出上的非均衡性。一般地说，是收入决定消费，在边际消费倾向较为稳定的条件下，消费与收入的变动具有同步性；而收入间存在一定差距是正常的，相应地消费也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当收入差距过大时，一方面，消费必然会趋于分层化、分级化；另一方面，社会总消费又会趋向于在某一中位消费水平上实现供求均衡并培育起相应的消费形式，尤其是基于公共品的消费会如此，如教育、医疗和文化；这就会使低收入阶层在收入与消费上陷于困境——不只是一个消费水平问题，包括消费形式与内容，这才是农户在子女教育、医疗、建房、婚丧嫁娶等大额费用支出上常常面临资金困境的深层原因。也就是说，其融资困境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低，同时更因为随收入差距扩大而不断升高的平均消费水平把与他们相关的消费及其水平拉得越来越高，使他们的收支压力越来越大。
收入差距对农户消费性融资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两个方面。农户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户收入分布的分散化、“扁平化”趋势。表2提供的数据说明：1990年人均年纯收入在1 000元以下的农户占82.28%；1995年分布于500-2 500元间的农户占79.09%,大体相同的比重，其分布区间比1990年扩大了1倍；2000年,分布于500-3 500元间的农户占79.32%,分布区间比1990年扩大了2倍；2005年, 分布于500-5 000元间的农户占79.35%,分布区间比1990年扩大了3.5倍，同时，5 000元以上的农户占到18.96%。农户收入的扁平化分布与高收入农户阶层的形成,客观上都会拉高平均的消费水平,使低收入农户面临越来越大的消费压力和“资金”困境，表3的数据证明了这一规律。从2002-2005年，低收入农户超收入消费状况越来越严重，其平均消费倾向从117.41%上升到145.07%,上升了27.66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三类农户的平均消费倾向，在2002-2004年这3年间一直较为稳定，但2005年却出现了明显的不同程度的升幅，其重要原因之一是：2005年与2004年相比，年人均纯收入在3 000元以上的农户,由占总农户的40.13%上升到46.65,上升了6.52个百分点，这会拉高了平均消费水平，对中低收入农户造成了消费压力。
农户收入差距扩大，会对低收入农户造成消费压力，增加他们的消费性融资需求，这一规律解释了为什么低收入农户具有较高的消费性融资倾向。
为了能更进一步地分析问题，笔者选择了北京、山西等7个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见表5），从中可以看出，北京、广东、辽宁和浙江的农户消费倾向对城乡收入差距较为敏感，城乡差距的上升明显地导致了消费倾向的上升，同时，城乡差距较大的地区亦趋于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如陕西。但相关数据亦显示一些城乡差距较小的地区比差距较大的地区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如辽宁、浙江与山西、河南相比。其原因从理论上讲，城乡差距对农户消费的影响与城乡之间的融合程度有关，其融合程度越高，敏感性和影响程度亦越大。为此，我们在表5中使用了城市化的指标，其结论证明存在着这种倾向性。
因此，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拉高农户尤其是低收入的消费水平，增加他们的收支压力，从而扩大他们的消费性融资需求；并且，由此而形成的消费性融资需求与一般的消费性融资需求在性质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第一,如果假设农户的收入水平相一致、差距很小，并且消费水平与其相适应，那么，虽然个别农户会出现收支不平衡问题，但不存在总体上的失衡问题，由此而形成的消费性融资需求就是一般性的；反之，如果农户间的收入差距较大，由农户总收入决定的均衡消费水平就会超出低收入农户的承受能力，由此而形成的农户消费融资需求就直接起因于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硬赤字的性质。第二,如果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且城乡两个市场融合程度较高，那么，均衡消费水平就会被拉高到超出大多数农户承受能力的水平，尤其是、医疗、文化等消费，由此而形成的农户消费融资需求又直接源于城乡差距，其性质又带有很强的公共性。上述需求性质的差异，是现阶段我国消费性融资需求多质性的一种表现。
四、各类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特征
具体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与收入水平、所从事的主要产业或劳动、所处的生活环境等具有较大的相关性，从而使不同类型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大体上把农户分为四类。［14］
第一类是传统农户，其消费的“居民化”水平最低。由于这类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仍然是以非规模化农业生产为主，其副业或务工劳动仍具有补充性，收入水平在各类农户中最低，可以说，农户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等各种问题对这类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影响最大。这类农户不仅有可能在一般生活方面形成借贷需求，而且一旦面临诸如看病、上学之类的大额货币性支出，就会陷入严重的资金困境，其收支缺口一般是一种硬赤字。也就是说，这类农户的一部分消费性“融资”需求，带有救济性或准公共性，因为它实质上起因于农户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其中包括农业弱势地位和“人多地少”等因素的影响。
第二类是各种专业种植、养殖户和经营、服务型农户。由于这两类农户或者通过适度的规模化经营、或者通过非农产业，在收入的形成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农业的影响，其收入水平一般较高，他们在一般生活方面通常不会出现借贷需求，但在看病、教育、建房、婚丧嫁娶之类的大额货币性支出方面，其融资需求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类农户的消费性借贷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具有偿还能力，只是时间长短而已。不过，由于这两类农户总体上仍属小规模经营，面临较大的市场以及其它风险，一旦其主要收入来源产业陷于长期性困境，其消费性融资需求就会发生变异。
第三类是务工型农户。这类农户的显著特点是一部分家庭成员长期生活在城镇，一部分仍然生活在农村。该类农户除了在一般生活和大额货币性支出方面与第二类农户的消费融资需求极为相似外，它们还产生了城市化的消费性需求，主要表现在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
第四类是非农农户，其特征是他们已脱离了农业、并生活在城市地域，其消费已走上了完全“居民化”的路程。但这类农户的收入水平和资产状况相差悬殊，其消费性金融需求的分布相当广泛，从一般生活到大额支出等方面的融资，再到医疗保险和就业、养老保险等诸多方面。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各类农户中的绝大多数都存在着“教育致贫”和“看病致贫”的问题，也存在着相应的融资难的问题，但这类融资需求与盖房、婚丧嫁娶一类的融资需求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第一，它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应由社会统筹解决；第二，即使从专业的和技术的角度看，这一类融资需求的满足，也决非是农村一般信贷机构所能做到的，它需要的是高度专业化的金融形式和规模化的运作方式。
五、农户消费性融资需求的类型与需求结构
根据上述各类农户需求特征的分析,可以把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按性质并结合供给方式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与传统农户或贫困农户的硬赤字相对应的需求,其资金性质是救济性的,应由财政性或捐助性资金来解决。
第二类是传统农户以及其它农户“或有偿还能力”的消费性融资需求，其资金性质仍然带有“援助性”或“扶持性”，无息或低息以及偿还期限的宽松性是其特点之一，这类需求应通过互助性的民间融资和政策性信贷支持来解决。
第三类是农户基于医疗、教育等准公共产品消费而形成的融资需求，它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社会性，这类需求的满足应采取“社会统筹+发展专业金融”的方式。
第四类是各类农户具有偿还能力的消费性融资需求，它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应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发展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等多种金融形式相结合的方式，来满足农户不断增长的消费性融资需求，以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
农户的消费性金融需求，不仅与农户的类型有关，而且与一个地区发展程度、收入水平和以此为基础的农户结构有关，这使农户的消费性金融需求在地区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呈现出一定的地区结构特征，从而决定了相应金融形式的差异性。例如，在一些落后地区，传统农户占的比重很大，这不仅决定了与其相应的金融发展必然处于一个较低的阶段，而且如何解决好这类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问题是该类地区农村金融的一个重点；在一些中等发达地区，各种经营、服务型农户和专业种植、养殖户则占较大比重，发展合作性金融、商业金融具有一定的基础；而在一些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周边地区，非农农户消费性金融需求的满足是一个突出问题，发展的重点又是如何在城市金融体系的框架内解决好这一问题。此外，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工的消费性金融需求如何满足，即如何才能够使他们在城市“安家乐业”？这无疑是我国城乡金融体系严重缺失的部分。
六、结论与发展思路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发展思路：
第一，基于农户消费货币化、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以此为基础的“居民化”趋势，农户消费性金融发展亦呈现出“居民化”的必然趋势。它不仅解释了现阶段我国农户消费性借贷所表现出的一些重要特征，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农户消费性金融的发展取向与成熟形态的结构特征，同时也证明了农户消费性金融问题的最终解决，决不是民间金融所能胜任的，也不是简单的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所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的是高度专业化的金融形式与规模化的运作方式。从农户消费性金融的发展取向与最终结构来看，城乡居民消费性金融的“一体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不过，这一进程并不是齐头并进的，一些方面可以先行发展。例如，在教育贷款方面、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农民工消费金融”等方面就可以先行一步。
第二，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不仅与农户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相关性，而且与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城乡经济的融合度存在着相关性，因此，根据成因的不同，可以把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分为三种类型：即起因于城乡差距的融资需求、起因于农户差距的融资需求和基于农户个性原因的需求。三种需求的性质是不同的，要求相应的金融供给形式也必然存在着差异性。
第三，由于农户收入来源、水平和所从事的产业活动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农户的消费融资需求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基于这些特征，可以把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分为四种类型。这种分类揭示了农户的消费性融资需求并非完全是金融性需求，它还包括了救济性的、财政性或共公性的需求等多个层面；同时，金融形式也并非仅是信贷，还有保险、信托、社会保障等，并且信贷形式亦包括政策性、互助与合作性、商业性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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