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技术创新群落发展模式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关键词 台湾，技术创新，产业群落，发展模式，大陆
台湾是一个资源非常贫乏的地区，却依赖科技仅用了40年就达到了化水平，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此过程美国用了150年，日本用了100年。虽然在21世纪初，有很多研究表明台湾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甚至负增长并开始衰落，台湾依靠廉价劳动力、低工资的优势不复存在，但其作为一个技术追随者；仍利用先进技术的模仿创新追赶工业国家，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祖国大陆其起步条件、政治制度、国际背景、经济条件、市场机制等虽然与台湾不同，但台湾作为一个后进地区通过赶超战略取得的成功对大陆地区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一、产业群落与技术创新群落
(一)关于产业群落和集群
产业群落(industrial clusters)，又称企业群落(en-terprise clusters)、集群(clusters)、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群落”一词最初见于波特(Michael．E．Porter)著作《国家竞争优势》(1990)，6我国学者王缉慈最初翻译为“企业集群”、“集群”、“产业群”，后来台湾学者李明轩等《国家竞争优势》中文版翻译为“产业集群”。为顺应大部分研究者的目前习惯，王缉慈改称“产业集群”。我们认为，industrial clusters的正确翻译应是“产业群落”。相比“产业集群”，“产业群落”更能反映企业(或产业间)的有机联系关系，以及由此种联系关系而派生的区域、区域创新和竞争力等种种问题，而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简单的“地理接近性”。
产业群落源于“集聚”(agglomeration)现象，最早应用于城市经济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般认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6)是最早研究“产业群落”的。他第一次注意到外部经济，并以此解释了小企业的当地化合作，提出产业区是由三方面的原因形成：知识溢出；专门化市场集中优势；与当地市场联合的前后向联系。韦伯(Weber)最早提出集聚概念，并对集聚经济作了详细的阐述(1909)。他在《工业布局学》中提出集聚因素引起了由运费和劳动力决定的区位图形的“变形”，企业主要通过三种方法获得集聚经济效果：(1)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生产要素的集聚程度从而降低产品成本；(2)通过选择与其他工厂紧密相连，获得企业外部效益；(3)同一个工业部门中企业之间的协作。
产业群落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是波特和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20世纪80年代，世界一些地区中小企业集聚在某些特定地方取得经济的飞速发展，如“第三意大利”和“硅谷”现象等。克鲁格曼利用“地理集聚”思想创建了所谓的“新经济地”，指出垂直联系使得供应商为了共同的市场而靠近企业，供应商通过这种集聚可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产品，使得企业和劳动力在一个专门化地区集聚。在这里，克鲁格曼主要考虑的是“成本节约”，但Storper(1995，1997)、MaskeH和Malmberg(1999)和Lawson(1999)等人则强调“区域化的能力”和“非贸易相互依赖”，指出社会机制的建立、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学习在区域创新和增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意味着产业群落受益于相互联系而不仅仅是进出口联系的成本优势。波特是最早提出“产业群落”这一概念的(1990)，他认为产业群落的形成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同时，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利用钻石体系分析了各国产业群落发生、成长因素和类型等。钻石体系包括四个关键要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相关支持性产业。在经济环境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上，还有“机会”和“政府”两个变数。波特认为产业群落是集中在特定区域的、基于竞争条件下的、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的一群企业和相关机构有机组合，包括提供零部件等上游的中间商，下游的渠道与顾客，提供互补产品的制造商，以及具有相关技能、技术或共同投入的属于其他产业的企业。Markusen(1996)把以显著交流、可移动生产因素和企业的增加为特征的“滑性空间”(slippery space)中“黏性地区”(sticky P1aces)的出现与大量不同的产业区相联系，使对产业群落的认识视角从空间“关系结构”转移到空间“载体结构”及其相关的外部经济上来。Piem Morosini(2004)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产业群落是一个社会经济体，以社会群体和经济机构在一个特定区域紧密邻近为特征。在群落内为了创造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社会团体和经济机构联系紧密，共享和培育共同的产品、技术和组织化的知识，由此强调本地化的规模经济和知识的相互作用。
(二)关于技术创新群落
技术创新群落，简言之，是指基于技术创新的产业群落。技术创新群落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熊·彼特。他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提出了“创新理论”，认为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五种情况：(1)采用新产品；(2)采用新方法；(3)开辟新市场；(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工业的新的组织。并指出，创新不是孤立事件，而且不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相反，它们趋于群簇组合，或者说，成簇群地分布。
二、台湾技术创新群落发展模式及与其他地E的比较
(一)台湾技术创新群落发展模式
和发达国家不同，台湾技术创新产业群落的发展模式是典型的模仿创新模式，其经济的成功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1)依靠发达国家技术转移，建立本土化产业能力；(2)利用适当的科技政策发展技术创新能力和依靠公共研究机构的帮助；(3)强调民族创新体系网络；(4)瞄准世界市场，提高出口。台湾的经济成就证明了，发展中地区通过从发达国家获得技术是可以把自身的技术能力提升到中等发达水平的。也即，产业发展是在技术不断发生变化的进程中获得技术能力的过程；发展家在技术变化过程中可以获得改进技术的能力，而不单单依靠尖端新技术的自主创新。此过程本质上包括“学习如何使用”和“改进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由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可能获得大量同样技术和设备，因此，产业发展成功的决定因素是不同国家技术学习的效果。
技术能力的获得和吸收并用来发展本土化高技术产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Kim认为在获得和吸收过程中有五个重要影响因素：(1)市场和技术环境；(2)公共政策；(3)正式；(4)社会文化；(5)组织结构。台湾十分注重建立创新和扩散机制的民族技术能力是成功的关键。民族技术能力(Nation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是技能、经验和努力(这种努力是指能使国内企业有效地买、用、适应、改进和创造技术的努力)的复杂结合体。由于语言阻碍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扩散机制作用，发达国家高质量的基础研究往往与发达国家高水平技术相关联，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政策需要更强调人力资本的升级。也即：通过提升技能获得学习能力；通过合作网络和技术扩散增加知识分布的能力；提供企业机构改变的可能环境，使生产力提升最大限度地受益于技术。
台湾经济主要是以中小企业(small-medium ell-terprises，简称SMEs)为主，自主创新能力较差，在世界市场竞争驱动下，中小企业模仿创新是台湾技术发展的典型特征和唯一可供选择的途径。为此，台湾创造了“中小企业(SMEs)/公共研究机构(Public Research lnstitute，简称Pill)／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mo-rate，简称MNC)”联合模式。也即，在公共研究机构支降下的中小企业加强他们的技术能力，其企业战略是与跨国公司联合起来为世界市场提供原始设备制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简称OEM)／自我设计制造(Own-design manufacture，简称ODM)／自我品障制造(own—brand manufacture，简称OBM)的服务。
从客观情况来看，作为小规模的经济，台湾非常严重地依赖于国际市场和外国许可，中小企业在R&D投资上进取心不大，而更倾向于保持OBM／ODM产品的中心地位。但是，从国外模仿和获得技术只能起有限的作用，台湾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中，更偏重采取不同的技术创新网络，加强自身的R&D能力，使科技发展更适应经济的需要。目前，一些中小企业由此已成为世界知名的联合大企业(如宏基机产业)，他们的产业类型已从OEM／ODM转变为OIM (Orginal idea manufacture，简称OIM)，即自主开发制造，从而也更依赖于R&D。
(二)台湾技术创新群落与其他地区比较
1．与韩国、新加坡的比较
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三个亚洲新兴产业经济区在最近60年来高科技产业飞速发展，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三个地区都是因为实施了产业政策战略、出口导向、高储蓄率和教育高投入等政策得以快速发展，但是，三个地区发展的模式和战略又有所不同。韩国是以发展联合大企业战略为主；技术发展十分重视从过程技术(即引进技术)转换为生产技术(即技术开发)；国家和公司研究计划有非常强的商业化目标；政府政策十分重视鼓励OEMS(原始设备制造)本地化群落的形成。新加坡主要以跨国公司的发展为主，产业群落并不重要；由于职员高工资，迫使其非常重视本土企业的高附加值生产，因此，新加坡被描述为世界磁盘驱动器生产的总部，政府比较鼓励发展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相对而言，台湾则主要是中小企业战略，在利用公共研究机构获得和扩散先进技术以适应本土化的需要方面，台湾可能是最成功的例子。
2．与意大利的比较
台湾与意大利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因此，两地更具有可比性。但是，意大利专业化模式主要是以传统产业区(如纺织品和制衣业)集聚为中心的，且大多在传统产业区，是一种“依赖”和“路径依赖”模式；而台湾则是以、半导体等高科技为主的产业区，主要是以政府创建模式为主。因此，也可以说台湾和意大利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但两个地区的产业区都获得了巨大成功，说明产业区和产业群落模式难分伯仲。由于机构安排多样性的可能，每一个产业区都可能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地区共同之处是都非常注意“产业氛围”(industrial atmosphere)的培育，重视外部技术资源的获得，并与技术创新的专业人才的吸引和储备紧密联系；同时，重视技术的改进和先进设备的引进。需要说明的是，产业群落并不像在一个地区内扔下的一块铁一样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间不断演化的程，在竞争条件下，它表现不断地输入新群血液，如技术、设备、人才等的重结构过程。
综上所述，大陆地区地域广大，各地区资源、经济基础迥异，宜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群落发展模式，而不应拘泥于某单一形式。应该说，上述四个地区的发展模式在大陆地区都是可以展开的。
三、技术创新群落战略与技术社区的形成台湾技术创新群落(集中于科技园区)一般是由政府大量投资，并实施土地出租和税收等优惠政策扶持形成的。在政策工具刺激下，科技园区(如新竹科技园，1980年建；台南科技园，1995年建)已在区域产业联系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使当地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台湾科技园区的定向——般分为三类；创新／孵化导向(Innovation／incubation-oriented，即I&IO)；研究开发导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riented，即R&DO)；生产导向(preduction-oriented，即PO)。科技园区发展战略则是与城市和公社(community，特指发展落后地区)的发展结合起来，以形成技术社区(technology communities)。圆台北市是和经济中心，有高度集中的大学、研究机构和R&D投资机构，但大量可利用的土地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是非常难得到的，因此，发展孵化器导向和研究开发导向的科技园区现在在台北市并不加以支持。桃园地区与其他城市相比尽管在R&D方面相对薄弱，但有大量可利用的土地、劳动力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并且与台北市很近，所以是生产导向科技园的理想区位。这种安排为台北市新开发项目从事大量生产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基础，对两地发展都较有益。新竹地区则集中发展了I&IO和R&DO科技园，除了可以对该地区技术和R&D资源充分利用之外，此策略将使新竹地区成为台湾技术研究中心，从而提高区域的国际竞争力。台中市和台南市具有相对高质量的居住环境，对R&D中心有很好的环境支持，因此，这两地区R&D科技园区可以发展。高雄市是台湾第二大城市，也是台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拥有R&D、商业、技术人力资源和优势，发展成孵化器和生产中心条件相对较高。在与公社结合方面，由于发展条件的限制、发展机会较少及低公众投资和人口流出，产业发展在台湾大部分地区是受限制的，因此，发展战略是通过加强城市地区和公社地区的联系，使研究开发导向和生产导向科技园区在这些地区建立，但不发展创新／孵化器。在一些发展停滞的地区目前不适宜建科技园区，首先考虑的是建设创新技术转化中心、学术研究机构和公共发展投资，以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激励区域发展，科技园区考虑在下一阶段进行。总的来说，台湾技术创新产业群落发展战略是取长补短、充分分析各地资源优势和先进地区带动后进地区的发展战略，对大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是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的。
四、台湾技术创新群落发展对大陆地区的启示
(一)与大陆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比较
近年来，台湾和大陆地区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在1987-1999年间，台湾在大陆的直接投资超过了30亿美元，创造了150亿美元的价值。为了使台湾经验更具有借鉴意义，对台湾和大陆地区技术创新能力进行比较是有益的。
表1 台湾和大陆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Chang-yung,Lin资料改编。
表1第一栏“技术进出口”主要反映技术贸易，从中可看出，台湾技术贸易的财政赤字远高于大陆地区。由此说明，台湾相比大陆更依赖于外国技术的引入，技术转化的外部模式在推动台湾技术能力提升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表1第二栏是“总出口、贸易顺差和GDP”等，主要反映市场规模。从中不难发现，两地都有贸易顺差，但大陆地区有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GDP增长率，因此在产业发展上满足国内市场比国外市场更起重要作用；而台湾正相反。表1第三栏主要反映R&D能力。从中可以看出，大陆地区研究人员总量比台湾高得多，这说明了为什么跨国公司大多把R&D中心放在大陆地区而不是台湾；但每万人拥有的研究人员数相对较少，这说明了大陆地区整体国家技术能力还较薄弱。第四栏主要反映国家财政能力和风险投资。从中可看出，大陆地区的风险资本市场数量和风险投资总量远少于台湾，揭示了大陆地区R&D投资来源的单一性，也说明大陆地区的风险市场运作能力还是很薄弱的。第五、第六栏主要反映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能力。表中说明大陆地区的基础研究相对雄厚，但应用研究相对薄弱，产品开发能力较弱，尤其是国外专利注册极少。研究表明，国外发达国家研究投入、开发投入与商业化投入的比是1：10：100，而大陆地区这一比例仅为1：0．5：100。在技术转化和商业化阶段投入严重不足，必然会使产业科技转化能力下降。比较说明，总体而言，台湾地区的技术投入和转化能力要比大陆地区好，这与台湾一直注重引进技术和模仿创新是分不开的。大陆地区人力资源储备量大，技术潜力也比较大，但在转化能力和灵敏度上还远远不够。
(二)对大陆地区的启示
1．技术自主创新与进口并举。台湾主要通过技术引进进行模仿创新，虽然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太大，不利于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比较而言，大陆地区有比台湾好得多的人力资本，而且土地面积广大，综合经济涉及面多，过于依赖国外技术对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不利。但是，目前大陆地区总体技术能力还很薄弱，完全依靠自主创新，经济发展会缓慢而滞后，所以，应加强技术自主创新与引进并举的方针。
2．加大产品开发和商业化的力度。通过对大陆地区与台湾和国外其他地区的比较，可以发现大陆地区的基础研究力量虽然雄厚，但产品开发和商业化能力还相对很差。今后，应加强这两方面能力的投入力度。
3．把产业群落建设与国土规划结合起来。台湾地区把产业群落的发展和区域发展结合起来，充分考虑各地区的优劣势，不仅在群落内部建立组织，而且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形成资源有效配置的网络型支持系统，达到帕累托最优是值得借鉴的。大陆地区可借鉴此成功经验，把产业群落建设与国土规划结合起来一并考虑加以实施。
4.加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力度。影响大陆地区技术创新和产业群落结构升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大陆地区有众多的人口，加上原有经济基础薄弱，改革开放后私营、民营、外资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过去长期没有得到消费满足的消费者需求急剧增大，造成了产品外向性低，质量不高，对产业群落的技术创新激励不够等情况。所以，应加强产品出口力度，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迫使基于竞争和出口导向的产业群落的加速形成和产品升级换代强度及灵敏度的提升。
5．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化程度。Andrea Fosfuri等最近在研究硅谷技术贸易和技术秘密法则时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是要有限度的，最好的办法是当一家企业盗用或挖走其他企业技术人员时，可以通过赔偿诉讼维护产权，即侵权企业补偿被侵权企业开发技术投入的损失金额。研究表明硅谷是不反对技术人员的自由移动的，但是对侵权赔偿的力度是很大的。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化程度是大陆地区今后必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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