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中国策略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贸易失衡，顺差，逆差
一、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表现
不同学者对全球经济失衡理解不尽相同。张燕生(2006)认为，首先，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总量失衡，即全球性储蓄、投资、生产、贸易失衡带来名义总量失衡。一是全球性的贸易收支失衡，尤其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东亚巨额贸易顺差；二是美国日益增加的财政赤字；三是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攀升；四是国际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其次，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系统性失衡，即全球化的利益和压力不平衡增大了系统风险。这包括科技全球化在加快知识积累、科技及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境转移的同时对世界原有格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服务全球化在推动虚拟经济、金融市场、资讯和物流体系的全球一体化、化和标准化的同时，也带来全球性高端业务的进一步控制、分化和压制；大跨国公司在建立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并通过跨国投资带动产业、技术、知识、人员和管理模式跨境转移的同时，也对全球经济文化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再次，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化的制度失衡，即全球化的制度性安排缺失。一方面，全球化使世界越来越像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另一方面，这个“地球村”又缺少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制度性根源，失衡不断通过各种危机、冲击或动荡进行调整从而恢复短期均衡。200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对“全球失衡”进行了概括：失衡现象是指一国拥有巨额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少数国家。现实中，全球经济失衡与否直观地表现在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通过自主性交易项目失衡与否来反映，因此，全球经济失衡直接表现为贸易项目失衡、经常账户失衡和国际收支失衡等。目前全球经济失衡基本表现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2005年，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输出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中中国尤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至2006年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537亿美元，超过日本的8501亿美元，登上全球外汇储备最大持有国的位置。
二、中国在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面临的挑战
中国是全球经济失衡中的顺差国。虽然在目前国际收支统计规则下，顺差国并不是国际贸易利益的最大获得者。然而，顺差正是一些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中国施压的理由。由于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东盟地区。因此各种压力和挑战主要源于欧美发达国家。
(一)贸易摩擦加剧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5—2004年间，中国始终是全世界反倾销的头号目标国，共计遭受反倾销365起，仅2004年，国外就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55起贸易救济(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措施调查，涉案金额12亿美元。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在持续发展，贸易伙伴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也早已令我国出口不胜其烦，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新型保护主义手段已经崭露头角。就中美贸易摩擦而言，主要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摩擦集中在知识产权与市场准入等两大问题上。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摩擦主要集中在反倾销和反补贴问题上，行业大多集中在如纺织、家电、家具等制造业。其中反倾销是中美最频繁的贸易摩擦。2003年，美国一半以上的反倾销案都与中国有关。近几年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美国常常将经贸和政治、人权等问题相互联系。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个长期问题，并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而进一步升级，未来几年，中美贸易摩擦很可能会集中于美国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中国想独立发展的一些产业，尤其是涉及到中国经济安全、特别是技术安全的产业领域，知识产权问题将会更加突出，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首要问题，这些对于中美两国政府都是巨大挑战。
(二)人民币升值及汇率制度改革
为平衡美中和欧中贸易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除了制造贸易摩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图或长远目标，即维持美元和欧元的强势国际货币地位，以此巩固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优势，使国家和地区综合经济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遏制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上升。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增长后，美国经济从2001年起进入调整期，“双赤字”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美元震荡走低。美国政府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实行“口头上保持强势美元，行动上允许美元走弱”的政策。此时，深受日元持续升值之苦的日本实行抵制日元升值的政策；新崛起的欧元自2002年初至今对美元已升值30%左右，对欧元区经济复苏造成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美国必然会对经济正在崛起、人民币币值坚挺的中国施压，要求调整人民币汇率，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更多地承担世界经济调整和美元下跌的成本。
与此同时，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与亚洲、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呈现出全方位增长的趋势，中国国内经济保持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以此为支撑，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常常充当结算货币。按此趋势发展，以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为基础的人民币在亚洲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稳定上升。在此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必定要求人民币融入国际货币大家庭之中，承担起相应的职责。
(三)国内经济调整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国内需求的某些不确定性或价格刚性是重要的，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人口特性。中国人口的年龄分布在今后二三十年会有比较剧烈的变化，对内需有明显影响而价格弹性很小。人口因素中赡养率的变化会引起储蓄率的变化，代际补偿的变动会引起消费偏好和消费总量的变动。二是文化传统。有学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某些亚洲国家信奉儒教文化会形成较高的储蓄率。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正在改革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体制，这在社会上暂时产生了不确定性，人们的储蓄倾向在现阶段表现较高。四是住房制度改革和体制改革。人们可能对子女未来上学的预算预期不定。以上四种情况都需要对内部经济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些因素和政策将与汇率政策相互作用，共同实现扩大内需和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可以预见，全球经济失衡将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存在，各国因此产生的指责与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全球经济从失衡到相对平衡的变化过程中，也蕴含着风险与机会。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失衡中的顺差国，必须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承担起责任的同时，尽可能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营造良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贸易伙伴国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使我国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发展地位。
(一)削减贸易顺差，加快对外贸易结构调整和出口增长方式转变。
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虽然在拉动增长、增加外汇储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长期的巨额贸易顺差对的经济也有负面影响。所以削减贸易顺差已成为各方的共识，至于如何削减仍有不同的看法。近来，一些学者把当前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压力归咎于所谓的“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并且把解决外贸顺差过大的出路寄望于抑制出口上。沈丹阳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观点，其症结在于未能认识到我国外贸顺差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并非出口过快增长所致，而是由于“奖出限人”传统观念和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与相关政策所导致的进口增速滞后；未能认识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特定发展阶段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对外贸易“高出高进”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进出口“双超高”增长和高外贸依存度将成为常态；未能认识到解决外贸顺差持续扩大问题，需要更多地从扩大进口上寻求出路。本文认为，在“高出高进”的同时，首先，应加快对外贸易结构调整和出口增长方式转变。积极运用税收、等手段调节出口商品结构，特别是加大高耗能产品、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征税力度。在提高传统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同时，努力扩大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其次，要转变出口商品竞争方式。改变以往主要以价格取胜的策略，在把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同时，提高自主创新与研发能力，树立自己的品牌，为实施技术取胜战略和品牌战略创造条件。另外，为了分散对外贸易中的经济风险和风险，应尽可能让进出口市场多元化。
(二)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削减贸易顺差，加快对外贸易结构调整和出口增长方式转变.对于缓解或解决贸易摩擦是有利的。同时，在贸易摩擦中，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我方的核心利益和尊严，尊重、保护国民关注我国国际经济利益的天赋权利。与此同时，还应当充分认识到贸易摩擦本身就是我国对外经贸发展成就的体现，以免形成片面的“受害者”心理。应对贸易争端的关键并不是在既定的规则下解决已爆发的贸易争端，而是改进国际贸易规则，从源头上降低贸易摩擦风险。从事这项工作的策略可以划分为被动策略(或防御性策略)和主动策略两类，前者是面对既定规则根据我国利益加以取舍，以及防止对方提出的不符合我国利益的新规则得到通过，旨在维护本国利益；后者则是主动提出并引导确立符合本国意愿的规则，旨在促进本国利益。“维护”与“促进”不完全等同。前者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后者则是我国作为一个新兴自信、负责任大国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三)加快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改革
1.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第一，必须明确人民币升值不会一定减少美欧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基本上是由贸易国的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政策等关键因素决定的，汇率因素虽然可在具体的条件下不同程度地影响贸易国的贸易流量，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和改变贸易国(尤其是大国经济)之间的贸易关系，从宏观的角度看，更不能改变全球的贸易格局。第二，要警惕重蹈日本的覆辙。当代国际经济史表明，大国之间国际贸易不平衡常常引发国际金融政策的调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至1984年达到1233亿美元，其中对日本逆差达368亿美元，占全部贸易逆差的30%。此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到1987年2月西方六国签订“卢浮宫协议”时，已升值到1:150。日本以此为转折，进入了泡沫经济时代，并最终导致经济泡沫的破灭，经济进入长期萧条。因此，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过程中，必须防范国际金融政策动态调整带来的风险，切记日本的经验教训，汇率改革要更多的依据中国的国情，掌握汇率改革的主动权。第三，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笔者认为，从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济稳定考虑，汇率形成机制的逐步改革显然要比既定机制下调整汇率水平重要得多。然而，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并非一日之功。因为，要使市场中形成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既须综合反映当前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收支平衡状况，也须综合反映当前和未来整个国际收支变动的情况。这就不仅要求改革当前经常项目下的结售汇制度，尽快理顺国内繁杂的利率体系，还要建立一套便于进出口商和国内外投资者管理汇价风险的本外币远期交易机制。
2.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降低储蓄率，分流储蓄资金。经济学理论认为，储蓄缺口与贸易缺口互为对偶关系，储蓄过多会产生顺差，储蓄过少会产生逆差。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及亚洲一些国家有着非常高的储蓄率，对应为贸易顺差；美国贸易赤字则对应着其总体储蓄的空前萎缩，不仅个人储蓄率降至零以下，政府财政赤字也不断膨胀。因此，要重视从储蓄角度观察和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目前，我国需要进一步明确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如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加大这方面的改革力度，以减少改革过渡期内的不确定性，增强消费者信心，提高消费支出，降低储蓄率。通过各种渠道和措施，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让储蓄资金更多更快地转化为生产力，进入剩余价值创造的新循环。这就需要金融机构创新符合市场需求的金融产品；建立、健全各个层次的金融市场，完善其功能，提高其效率；提高国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
四、完善中国的国际收支报告制度及统计制度
首先，要完善中国的国际收支报告制度。在国际社会形成一种客观看待各国贸易差额，不片面地以顺差多少论得失的舆论氛围。让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明白外资企业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清楚顺差国并不是国际贸易最终利益的获得者。为此，在一年一度国际收支平衡表公布之际，应该随之公布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例、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主要项目的影响等。
从长远来看，应推进国际收支统计制度的改革。大规模的跨国公司贸易已经使现行国际收支统计制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按现行国际收支统计规则衡量“经济体”间贸易利得的标准面临着挑战，所以，现行国际收支统计规则的变革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目前，一些贸易大国乃至国际经贸组织已相继考虑超越现行国际贸易统计方法的制度安排。以“属权原则”取代“在地原则”的统计制度变革方向已经明确。中国现行贸易统计和国际收支统计改革也应逐步向此方向靠拢，建立一份标注企业属权背景的交易单元名册，包括外国在华的附属机构名册和中国在外国的附属机构名册。在此基础上，按属权原则编制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账户)明细表，并定期对外公布有关情况，让中国的贸易伙伴和国际社会知晓，谁是中国贸易顺差的真正受益者。出口的方法为：第一，中国所属母公司与其在海外的子公司的跨国界内部销售以及在华外国公司与外国人的贸易往来都不算中国的出口；第二，中国子公司的海外销售才算中国出口；第三，中国所属公司对在华外国公司的销售也算中国的出口。进口的计算方法为：第一，从海外中国子公司的进口以及在华外国子公司的进口都不算中国的进口；第二，中国公司从在华外国子公司的采购算中国的进口；第三，海外中国子公司从外国公司的采购算中国的进口。
总之，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需要所有主要国家的共同努力，主要责任仍在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欧洲，特别是美国。美国的“双赤字”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美国有责任削减“双赤字”，提高储蓄率，从根源上调整全球的经济失衡状况。当然，中国的作为也不可或缺，这一方面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利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