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比较分析
关键词：资本项目开放，经济增长，金融深化
在理论分析框架下，开放资本项目将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风险分散和促进金融发展等来促进经济增长。在1997年香港年会上，时任IMF总裁Fischer也提出“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成为IMF的核心工作”。但在实证研究中，尽管有实证研究认为开放资本项目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也存在相反结论的实证研究，Bhazwati(1998)甚至认为“资本项目开放的好处体现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中”。本文旨在梳理近10年来国外学者关于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实证研究差异的原因所在，以期得出新的启示。
一、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度量指标
度量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指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定量度量资本项目开放(或管制)的实际效果，常用的指标有：国民储蓄率与投资率的比较、利率差、实际资本流入等。这些指标在实证检验中并不常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难以获得数据、或者存在利率管制、或资本实际流入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等。另一类指标是根据IMF公布的《汇率安排和外汇管制年度报告(AREAER)》定性度量资本项目开放度，以往的研究多采用对资本管制项目采取“0／1”变量的形式来度量资本项目开放度(如Grilli，Milesi Ferreti，1995)，该方法的缺陷在于难以反映出一国对资本项目的实际控制程度。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新的度量指标，目前这些指标已经成为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的主流指标。定性度量指标主要有：
(1)Quinn指数。Quinn指数由Ouinn(1997)提出，Quinn将资本项目开放的判分范围定为0—4分，其中流入资本和流出资本的兑换各2分。其判定标准是：“0”表示完全限制资本项目兑换，“0.5”表示资本项目兑换需要批准，“1”表示资本项目兑换需获得许可、但课以重税，“1.5”表示资本项目兑换以市场机制完成、课以较轻的税赋，“2”表示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根据该判分原则，可以得出一国资本项目开放度，而“△Quinn”度量了开放度的变化。与“0/1”变量度量方法相比，Quinn指数更准确地度量了资本项目开放的强度。
(2)SHARE。根据IMF公布的《汇率安排和外汇管制年度报告》，一国资本项目开放的SHARE为开放资本项目的年度数占整个观察期的份额。表1是Klein & Olivei(1999)(下称K-O)根据AREAER公布的资料对一些国家1986-1995年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度量结果。与Quinn指数相比较，SHARE指标反映的是一国完全开放资本项目的时间份额。以芬兰为例，芬兰于1992年开放资本项目，因此，在1986-1995年间的SHARE值为5／10=0.5。
表1 部分国家的资本项目开放度(1986-1995年)
SHARE值 | 资本项目开放时间 | 发达国家 | 发展中国家 |
0.1 | 1995 | 挪威 | 哥斯达黎加、尼尔利亚 |
0.2 | 1994-1995 | 西班牙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 |
0.3 | 1993-1995 | 葡萄牙、瑞典 | 洪都拉斯、秘鲁 |
0.4 | 1992-1995 | 爱尔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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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1991-1995 | 芬兰、奥地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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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1990-1995 | 法国、意大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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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92,1995 |
| 厄瓜多尔 |
0.7 | 1989-1995 |
| 危地马拉 |
| 1986-1992 |
| 乌拉圭 |
0.8 | 1988-1995 | 丹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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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 1987-1995 | 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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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986-1995 |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日本、新西兰、英国、美国 | 玻利维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巴拿马 |
资料来源：Klein & Olivei(1999)。
最近，Edison & Warnock(2003)(下称E-W)提出一种从证券投资方面度量资本自由化程度的新方法。国际金融公司(1FC)公布的两个证券市场数据：(1)Global指数(IFCG)，代表一国资本市场可交易的证券总额；(2)Investable指数(1FCl)，代表外国投资者可以参与投资证券额。E-W用，IFCI与IFCG的比值来反映外国投资者对一国证券市场的可参与程度，E-W发现用证券市场开放度度量的资本市场开放度与SHARE、Quinn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二、开放资本项目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回顾
表2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所做的实证研究。在支持“开放资本项目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Quinn(1997)首次证明Quinn指数与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Quinn的研究样本中包含了58个国家，其中16个拉美国家、6个东南亚国家、20个OECD国家和16个其他国家，上述国家在1958年Quinn指数平均值为2.3。Quinn的实证研究表明上述国家1960-1989年的经济增长与△Quinn1958-1988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K-O则用间接方式得出该结论。K-O首先证实资本项目开放促进金融深化，用“SHARE”作为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度量，用流动性负债／GDP(LLY)、非金融私人部门债权／GDP(PRIVY)、商业银行国内资产与银行体系总国内资产(含中央银行)(BANK)比来度量金融深化。用93个国家1986-1995年的数据，K-O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项目开放与ALLY、APRIVY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证实上述金融深化指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尽管K-O间接得出了资本项目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子样本的实证中，K-O发现资本项目开放显著促进了20个OECD国家的金融深化，而在18个南美国家子样本中，作用则不明显。
Bekaert，Harvey，Lundblad(下称B-H-L)(2001)用证券市场开放度证实资本项目开放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证券市场开放是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内容，证券市场开放不仅能降低股权融资的成本，而且因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可以完善公司监管、增加投资和投资效率。B-H-L证实95个国家1980-1997年的经济增长与证券市场开放呈正相关关系o，即使引入宏观经济改革、金融改革、环境和银行危机等因素后，该正相关关系也具有显著性。B-H-L使用子样本分析时也得出与K-O相类似的结论，即发达国家通过资本项目开放获得的收益高于发展中国家，有意思的是，Edwards(2001)用21个发达国家和44个新兴市场国家1971-1997年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该结论。
在“开放资本项目对增长无显著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Grilli，Milesi-Ferreti(下称G-M)(1995)首次提出“开放资本项目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G-M的实证以61个国家 1966~1989年间每5年的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资本项目开放的度量指标“SHARE”、经常项目管制、多重汇率体制、期初收入、变量和入学率等为自变量，实证结果表明SHARE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Rodrik(1998)以近100个国家(含发达国家和家)1975~1989年的数据为样本，用“SHARE"为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度量指标，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如期初的人均收入、中学入学率、政府信誉、地区变量后，也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Kraay(1998)分别用Share、0uinn指数和实际资本流入来度量64-117个国家资本项目开放度，然后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GNP增长率和人均GDP水平对资本项目开放度、人口增长率、中学入学率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尽管资本项目开放度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具有显著性。即使使用“事件分析法”分析，资本项目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具有显著性。
此外，Klein(2003)的实证研究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即在一定的收入水平(或人均GDP)内，资本项目开放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不发达国家和富国开放资本项目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对于不发达国家，因为缺乏必要的国内体系，开放资本项目未必能促进本国投资的增加，而对于富裕国家，本国的金融体系则能顺利地将本国居民的储蓄转化成投资。
三、开放资本项目对经济增长影响力差异原因分析
为什么对同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其原因主要有：(1)用于度量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指标不同，如使用SHARE、Quinn指数或其它度量指标，而这些指标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如Kraay(1998)对117个国家1985— 1997年的三个资本项目开放度量指标SHARE、 Quinn指数、实际资本流入和流出与GDP比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31-0.7之间；(2)样本不同，如Quinn(1997)与Rodrik(1998)的实证相比，前者样本中不仅包含的发展中国家较少，而且其样本区间并不包括20世纪80年代这一“丢失的年代”。而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收益少于发达国家这一结论已被许多研究证实，如 K-O、Edwards(2001)、E-K的实证研究。我们感兴趣的是资本项目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何因国而异?一般认为，开放资本项目通过三种途径促进经济增长： (1)增加风险分散的机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2)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3)增加国内的政策约束(Kraay,1998)。我们依次分析这三种途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
表3 1975-1997年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
| 1975-1982 |
| 1983-1989 |
| 1990-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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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债 | 总流入 | 外债 | 总流入 | 外债 | 总流入 |
发达国家 | 3.328 | 3.352 | 3.926 | 4.756 | 4。151 | 5.461 |
新兴市场国家 | 1.116 | 2.573 | 1.019 | 1,470 | 0。189 | 0.897 |
非洲国家 | 2.725 | 2.976 | 1.990 | 1.843 | 0，029 | 0.330 |
亚洲国家 | 1.707 | 2.601 | 1.020 | 1.616 | 1，182 | 2.947 |
非发达的欧洲国家 | 2.260 | 2.023 | 0.338 | 0.520 | 0.719 | 1.855 |
中东国家 | 2.341 | 3.129 | 1.402 | 1.990 | 0.525 | -0.229 |
拉美、加勒比海 | -2.380 | 1.930 | -0.531 | 0.929 | -0.458 | 0.562 |
注：资料来源：Edwards(2001)。表中“外债”指债务资本流入与GDP之比，“总资本流入”
首先，开放资本项目与资本流入并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表3是1975-1997年间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在1975~1997年，发达国家、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都具有较高的资本项目开放度，但是，无论是外债还是总资本流入，发达国家都高于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而持续保持较多的资本管制的亚洲国家反而对国际资本有较强的吸引力。
其次，开放资本项目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差异。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多的金融抑制、较弱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就理论上而言，资本项目开放能减轻国内金融抑制，促进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的完善，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然而，资本项目开放后引入的国际资本更多地表现出“候鸟特征”，以20世纪 90年代发生的两次金融危机为例，1993年流入墨西哥的国际资本达到230亿美元，而在1995年流出额达到140亿美元，逆转额达到370亿美元。同样的资本逆转在东亚五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重演，1996年东亚五国的资金流入为400亿美元，1997年净流出为300亿美元，逆转额为700亿美元。这种类似“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的资金流动更多是带来经济波动而不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Stiglitz,2000)。
第三，政策的约束性。据Johnson& Tamirisa(1998)的实证分析，实施资本项目管制的两个重要目的是为债务融资和获得政策的自主性。在资本管制下，一国政府通过通货膨胀税为本国财政赤字融资，还可以避免本国货币贬值和升值压力。当资本项目开放后，由于居民可以持有外国资产以及“货币替代”的潜在威胁。货币当局在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将面对更多的约束条件。度量政策约束性的常用度量指标是通货膨胀率，然而Kraay(1998)的实证检验并未证实资本项目开放能显著降低通货膨胀率，其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尚缺乏独立性，而发展中国家的“弱财政”也迫使政府当局继续依赖通货膨胀税。。
四、结语
Eichengreen & Leblang(2002)在回顾了百年的资本管制史后认为：资本管制本身虽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在金融危机发生时，资本管制却能抑制危机对经济的破坏作用。因此，只有当国内金融体系稳健、国际金融环境也不易发生代价昂贵、极具破坏性的金融危机时，开放资本项目的收益才可能大于成本。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开放资本项目，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流入、增加本国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开放资本项目犹如“将赛车的发动机装入旧车”，如果不检查汽车的其它部件和培训车手的情况下就发动，其效果甚至不如未装前的旧车，因为驾驶旧车虽然慢但安全可靠，而换发动机后可能高速行驶，但更可能发生事故(Stizlitz，2000)。因此，只有在经济水平和金融体系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开放资本项目才能促进金融深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加政策的约束性，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