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与模式:微观行为主体的视角(下)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安同良 时间:2010-06-25

命题3:在通过产业升级实现反哺农业、农村的过程中,工业部门的投资在追求税后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对L和ω的选择与本地区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渴望转移就业的诉求之间存在着完美的供需匹配。

  将政府所确定的最优均衡税率代人投资企业L和ω的最优反应函数中可得到投资企业所雇佣劳动力和支付工资的最终表达式。即代人(14)和(15)得

 

  通过对上两式的代数运算可以得出<0和>0,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转移诉求的渐愈强烈,肩负着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工业部门投资企业遵循税后利润最大化的准则调整最优雇佣劳动力数量和工资率。选择的结果是随着b的增加,企业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同时降低工资率。由于x=(1-bu)ωg,若其中b较大,意味着农民对就业于传统农业获得的工资打上的折扣也较大,对农业工资评价降低,投资企业可以保持高于这一评价的基础上降低工资支付同时增加所雇佣劳动力以追求税后利润最大化。

  此结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正如命题中所指出的企业对L和ω的选择与本地区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渴望转移就业的诉求之间存在着完美的供需匹配,也就是说通过农村工业能形成对农业、农村的有效反哺。目前,我国农业、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同时在致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农民摆脱传统农业禁锢、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此时,发展农村工业正适时所需,而且工业部门也会相应扩大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尽管转移的劳动力承担了工资率一定程度降低的代价;另一方面,结合命题<0,在b增加时,政府顺应民意降低税率以吸引更多数量的投资企业。因此,本地区农民转移就业的愿望可以同时通过个别企业扩大雇用劳动力数量和增加当地投资企业的数量两个途径得到满足,并且随着这种愿望的增强,两条途径都会做出调整以增加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所以,我们得出通过发展农村工业产业对实现劳动力转移供需的完美匹配。虽然,在这一匹配实现的过程中,工业部门的工资率降低了,但仍然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这一点可由ω=>x看出。以ω>x为基础的相对低的工业部门工资而更大规模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获得转移,对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许多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处于初期以及城乡差距逐渐拉大的状况极具指导意义。

  同时,在这一匹配实现的过程中,更多体现的是市场机制的巨大作用,通过雇佣更大数量的剩余劳动力和支付高于传统农业工资的工资率而实现的“反哺”过程,强制性反哺随着税率t的降低而相对的弱化。因此,在解决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应该是主导性的。

  命题4: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取心理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中有着重要影响:随着这种心理的增强,通过政府和企业的策略互动调整,使得在工业部门获得较高工资率的“自然反哺”收入、“强制性反哺”的税收收入与单个投资企业的税后利润同时增加。

  政府面对强制性反哺的税收收入为T=t(Y-ωL)*N(t),较高工资收入的自然反哺为B=(ω-x)L*N(t),将∏*=Y-ωL=、ω=以及N(t)=代入T和B中整理得到:

同时,单个企业税后利润∏=∏*-t∏*为:

 

  通过对式(24)、(25)和(26)的观察和运算,容易得到>0、>0以及>0,即政府税收收入T、高出传统农业的工资收入B以及企业利润∏三者都与b成正向相关关系。在<0情况下,随着农民转移就业愿望的增强,政府顺应民意降低税率,虽然对单个企业所征税收相对减少,但却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企业从而有更多的企业纳税,最终用于强制性反哺的税收收入不降反升。同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随着^的增加,投资企业做出降低工资率增加雇用劳动力数量的调整,最终税后利润也增加。单个企业雇用数量增加的同时投资企业数量也在增加,满足了农民^增加的诉求,代表自然反哺的高出传统农业的工资收入B也最终增加。>0、>0以及>0进一步验证了通过发展农村工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借此形成的对农业、农村的反哺具有符合市场机制的可行性以及供需匹配的完美性。

  农业、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所在(林毅夫,1994),因此顺利实现剩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是工业反哺农业的核心机制,政府和企业是该核心机制运行的行为主体。中国工业反哺农业基本模型的构建立足于中国农村产业升级发展,通过对微观行为主体政府与工业投资企业之间互动行为分析,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强制性反哺”和“自然反哺”两条反哺路径,相对强调了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下的自然反哺过程。

 

 三、模型的扩展与实证

  为提高模型对现实问题考察的深度、增强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对基础模型进行扩展,以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进一步深入论述我国农村过程中反哺农业的机制与模式。

  基础模型的分析对象是一个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生产率落后的农业地区。在图2中,假定当地的劳动力总数量为L*,并在此范围内“无限供给”,因而劳动供给曲线S呈水平状态;Dg为传统农业的劳动需求曲线,斜率为负。Dg和S交点形成初始状态下传统农业对劳动力的有效雇佣量Lg。和工资水平ωg因当地劳动力总量为L*,同时Lg<L*,形成了L*-Lg数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排除了流向城市就业的可能性,同时,当地不存在工业部门,所以此部分剩余劳动力只能滞留于农业部门,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浪费。另一方面,二元中的农业部门按照传统的家庭农业方式经营,农民收入按照平均产品原则进行分配,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地区,按照平均原则分配的农民工资收入会在原有基础上存在一个折扣,形成更低的工资水平评价x,且x=(1-bu)ωg,即农业真实的工资水平表现为图2中的x。

 

  图3表示政府通过招商引资使当地具有现代工业部门的生产,即现代产业投资,Dm为投资对劳动力的需求曲线。通过投资企业的最优选择形成了对剩余劳动力一定数量的吸收工(从右向左)和较高的工资支付ω=。由于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减少了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LgL。同时,由于劳动力的转移L和工资ω>x,形成了现代工业部门对农业、农村的反哺,图3中矩形MxωEm。面积即为此种类型的反哺。而政府通过税收收入的强制性反哺(图中未画出)是对企业利润的部分占有,可以直接补贴于未获转移的剩余劳动力。

 

  通过吸引更多现代工业部门投资企业而在当地形成工业集群以实现现代工业部门在更大程度上对农业、农村的反哺,是对基础模型的第一个引申扩展。在第二部分,我们由>0、>o以及 >o得到政府应该顺应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强烈欲望降低税率,更多的发挥劳动力自由转移等自然反哺的市场机制作用,以获得工业反哺农业效率的提高。此种反哺效率提高的重要环节是税率的降低,引致投资企业种群数量增加,深刻地体现了工业集群在工业反哺农业、农村产业过程的巨大作用。

  命题5:通过降低税率促进集群,以农村产业发展升级实现对农业、农村的反哺,有效地增加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增加反哺的惠及面及反哺效率。

  观察图4,假设初始时刻投资的数量为N,形成对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为Dm,且企业在同政府的互动中选择了最优的L和ω。现在,由于考虑到农民实现劳动力转移的愿望较为强烈,政府和企业都调整最优决策,政府降低税率,单个企业在降低工资率的基础上扩大雇佣数量,此时工业部门新的均衡工资率为ω′。对于新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数量不仅仅是在原有投资企业数量的基础上依靠单个企业雇工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同时还随着税率的降低,农村工业部门的投资企业数量会增加到N′。因为N′>N,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左移至D′m,最终形成的均衡是工资率为ω′和更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转移L′,伴随着的是更大规模的自然反哺:面积Nxω′E′m>MxωE m、更多的税收收入以及上升的企业利润。

 

  在工业反哺农业、农村的过程中,工业集群特别是大量中小企业集群的出现是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符合我国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其以转移剩余劳动力为核心机制的反哺农业、农村的积极意义已被理论与实践证明。以浙江省桐庐县分水镇(2002年,被国家命名为“制笔之乡”)制笔产业集群为例(邱学文,2002;李毅,2005),该镇人口不足4万,1998年以后圆珠笔生产企业集聚发展,至2005年,分水镇制笔企业630家,以制笔为主导的企业1290家,另有各类工商户3000余家,销售的各类笔达45亿支。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该镇直接从事圆珠笔生产的人数从2000年的近万人上升到2001年的1.5万人左右,现在每年吸纳从业人员10000余人。

  农村工业集群在反哺农业、农村过程中的重要优势在于其拥有数量众多的小企业,而不是借助于单个大企业的发展,因为通过模型分析可以发现对农民而言,单个企业最优的雇佣数量和工资存在着此长彼消的互动性,而通过农村工业集群增加中小企业数量却能在工资略有降低的情况下大规模增加剩余劳动力转移,并实现自然反哺的增加。这一点在农村工业起步阶段以及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初期有着重要意义,招商引资的重点应该是大量中小企业的出现、集聚,而不应该舍重就轻盲目追求大型企业的投资生产。仍以分水镇为例,2001年450家企业中,产值上千万元的企业仅有5家,多数企业产值处于500万元到1000万元之间,还有50家企业在500万元以下。

  在基础模型分析时,我们假设企业同质化,现在放松这一假设作为基础模型的第二个引申扩展。我们不细微考察各个企业的具体差别,只关注投资企业与农业产业关联程度强弱不同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就此导致的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农村的不同模式。我们将农村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分为两类:一类是投资企业的产业与农业生产的产业关联程度比较强,称为关联产业投资,即农业产业化,这类投资能够增强企业对农业生产的辐射效应;另一类是投资企业与农业的产业关联程度比较弱,称为非关联产业投资,如在农村地区投资设立塑料玩具的加工工厂,其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企业自身对剩余劳动力的吸收。

  命题6:在通过发展农村工业产业实现反哺的过程中,产业发展最优路径是在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基础上恰当地选择升级产业与传统农业的产业关联度,以适当的产业模式增强优势产业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辐射效应及可持续性。

  假定当地初始时刻处于图2中的传统农业生产状态,传统农业的有效就业劳动力数量为Lg、工资为ωg,即图中的均衡点Eg政府招商引资后,当地具有了现代工业部门的生产,但图5与图3的区别在于前者表示投资企业与传统农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程度,对农业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例如农产品加工类企业等。这类投资企业的出现使农业产业化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逐步形成市场促产业、产业带企业、企业联农户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经营体系。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实现了农业生产向产前和产后的延伸,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向了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诸多环节;另外由于对农产品市场需求的扩大,在企业自身增加剩余劳动力吸收的同时使得农业在更广的意义上也增加对劳动力的吸收,即所谓“现代化的大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因此,在图5现代工业部门出现的同时,由于其与农业较强产业关联度而使得传统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曲线由Dg。向右移至D′g。最终在工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农业也增加了对劳动力的有效吸收,由Lg增加到L′g

 

  由此可见,与传统农业产业关联程度强的投资企业能够扩大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为此,我们在工业反哺农业、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对于投资企业应该有所筛选,不能过于盲目,而要将招商引资、工业反哺农业与地区资源禀赋以及传统等联系起来,实现优势产业升级发展以及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最终形成中国农村、农民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机制。中国目前以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充分结合地区资源禀赋选择适当农村工业产业类型,实现对农业的反哺正是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1994、2004)在工业反哺农业过程中的有效应用与实施。

  地区间的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别,适合地区发展的产业及农业产业关联度强弱也呈现异质性。正是这种与农业关联度强弱的差别形成了工业反哺农业、农村的不同模式。以区域的比较优势和市场导向为基础,做好长远的区域产业规划,引导建立有竞争力的优势主导产业,并注意关联带动,引导关联产业企业的进入和发展,构建自我循环与自我发展的复合型产业区(郑凤田、程郁,2005)。如云南斗南花卉产业区、各地逐渐兴起的生态等都是属于农业产业化类型的工业反哺农业、农村模式;而江苏苏州IT产业集群、浙江嵊州的领带产业等属于与传统农业非关联产业的反哺模式。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区分强制性反哺和自然反哺两种方式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独特的行为主体视角,构建微观经济主体政府与工业投资企业之间互动的行为模型,对中国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机制进行考察,并对中国工业反哺农业这一复杂问题的解决提出初步的政策建议。

  1.农村工业产业的发展能够逐步吸收剩余劳动力,并使转移劳动力获得较高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由此形成自然

反哺过程。因此,鼓励资金、技术等资源流向农村投资,发展农村工业吸收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内部转移,提高就业收入,同时实现农业自身生产效率提高。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鼓励对农村中小企业投资,并形成农村工业集群且技术能力逐步高度化(安同良,2003)。

  2.认识到强制性反哺和自然反哺的互补性,同时强调市场机制实现农村产业发展对农业、农村的反哺。模型区分了工业对农业、农村的自然反哺和强制性反哺两种方式,并指出自然反哺实现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以及强制性反哺在政府干预愿望强烈时所出现的悖论。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工业部门在农村广泛投资设厂正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遵循市场规律招商引资,相对弱化政府强制性反哺。当然,政府在工业反哺农业过程中仍负有重要职责,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服务与管理、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户籍制度、加快农村体制改革与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

  3.选择适合地区资源禀赋的优势产业发展反哺模式。要素禀赋是产业结构动态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Trevor A. Reeve,2006),通过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农村,其核心机制是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转移,但由于地区间的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别而形成了两种具体的有差别的反哺模式。劳动力转移应该以具体的产业为依托,各地区应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产业规划,使现代工业部门的投资与当地要素禀赋及经济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

  4.提高农民的进取意识和劳动者素质水平。农民摆脱传统农业低工资的进取心越强烈,愈能提高强制性反哺与自然反哺的效率。为此,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努力培育和促进农民参与发展的愿望,对农民进行激励、忧患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改良为农村产业发展升级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