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家劳动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赵春明 时间:2013-02-15
  第三,企业家的生成和报酬界定方面仍残存着较为浓重的行政干预的痕迹。有关调查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企业家中由董事会任命者占17%,由职代会选举者占4%,由企业内部招标竞争者占1.3%,由社会人才市场配置者占0.3%,而由主管部门任命者则占到75%。从确定企业家工资和资金数额的情况来看,由上级主管部门确定的比重仍高达43.8%,董事会确定的比重为26.4%,职代会建议、上级批准确定的比重为8.8%,厂长(经理)自定的比重为6.8%,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定的比重为3.4%。在现代公司治理中,不仅仅是控制权与监督权的分配,更重要的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分配,如果我们在制度上不能确保决策行为人拥有与其行为绩效相对应的个人利益和承担与其行为风险相对应的责任义务,那么企业就不可能健康地发展,以年薪制和股票期权为核心的激励机制也就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四,对企业家行为和劳动报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激励与约束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效的激励本身具有一定的约束功能,而缺乏约束的激励则容易滋生与扩大道德风险。我国在企业家劳动不能得到足量回报与体现的同时,也存在着对企业家行为和劳动报酬缺乏有效约束的问题,正是这种困境的存在,导致了“褚时健现象…‘于志安现象”以及广为人们议论的“59岁现象”的出现,同时也造成了目前国企经营者“低年薪、高职位消费”的弊端,从而使其实际给企业和国家带来的财富流失要远远大于他所应该得到的个人收益。有关调查和研究显示,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最能有效监督约束企业经营者行为的部门有所不同。国有和集体企业主要是上级主管部门、职代会和财务审计部门;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是董事会;私营企业主要是董事会和财务审计部门;股份合作企业主要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是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在这些部门中,财务审计部门对各类企业都形成一定的监督,但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监督部门的作用都不大,特别是监事会能有效监督约束经营者行为的比重较低,新闻媒体对企业经营行为监督作用较弱。

  三、重视企业家劳动价值的基本对策
  首先,进一步转变观念和解放思想。一是社会对企业家的劳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对企业家管理劳动的生产性、复杂性、高智能性、创新性和风险性认识不足,以致于在企业家的劳动报酬方面没有真正贯彻和落实按劳分配的原则。二是企业家阶层自身也应对自己的正常权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目前,我国之所以出现企业家劳动不能得到合理回报的现象,也与企业家自身面临的心理压力有关,比如担心一旦与职工收入差距过大后,容易遭到社会的议论,影响干群关系和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甚至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等,因此他们一方面渴望自已的劳动得到社会的认同,但另一方面又对其应得报酬存在很大顾虑,从而在分配上表现出明显的从众意识倾向。
  其次,营造企业家生成的良好社会氛围,进一步促进企业家职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对于企业家阶层的生成来说,并不是上级部门选派出来的结果,真正的企业家是通过市场竞争而逐渐生长和形成的,他们的报酬界定也应主要由市场力量来决定。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和摸索,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些区域性的企业经营者的市场,这仅仅是企业家职业化和市场化的开端。减少政府干预,进一步推进企业家的职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最后,继续探索和完善企业家激励与约束机制。比如对实行年薪制的企业,应明确界定经营人员的范围,并在企业内部实行聘任制和岗位责任制,定期对之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或任期已满不再符合要求者,就不能再担任岗位的领导职务,以防止年薪制度变相成为给经营者长工资的办法。同时,要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明确国有产权和股权代表,真正实现经营者责、权、利的三者结合,从而达到激励和约束的初衷。对于试行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企业,国家应尽早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法规,如开放期权市场、允许股票变现等,以解决实施股票期权中的政策法规障碍。
  此外,在激励机制中,还应突出风险的意识和原则。据美国《幸福》杂志对全美200家最大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总裁们的报酬基本上是由2l%的工资、27%的奖金、l6%的长期激励、36%的股票类收入构成,劳动收入与财产收入并举、风险收入超过基薪收入的特征非常明显。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在企业家约束机制方面,一是要加强组织机构建设,在合乎规范的公司体制下,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与经理班子组成一套分工明晰、权责明确、协调配合、互相制衡的公司领导机构,从而起到组织约束的效应;二是充分发挥财务审计部门的监督作用,增强收入的透明度,尤其要注重对企业家的职位消费进行有效的约束;三是通过完善和规范企业家市场,在促进企业家生成和有效流动的同时,运用市场机制来约束其在经营中的不规范行为甚至非法行为;四是强化媒体约束功能,使其最大程度地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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