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域研究

   法律和公共伦理制度伦理建设是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石。从当前来看，社会转型客观上造成现代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公共领域，如:现实社会交往与网络交往，形成了在公共领域活动着的主体与公众所追求的价值和目的多样化。公共理性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结果，主要功能就是形成公众普遍认可的价值与秩序规范，是现代社会法律秩序与公共伦理秩序的基础与根据，是利益分化与价值观念多元化现代社会实现整合的必要方式，它本身不具有形上普遍性，但具有经验普遍性和尊重包容差异性的现代性特征。综合普遍理性主义的公共理性视域和德性论的心性秩序建构理论，以主体对待权利义务关系的态度与取舍方式，可以将德性层次结构区分为三种不同境界:正直(自觉自愿地履行公平划分权利义务的法律与公共伦理规范)、美德(不计较权利地履行义务)、崇高(超越权利义务关系的奉献牺牲)。当前可普遍化的德性人格是正直而非美德和崇高，正像可普遍化的道德规范只能是法律与公共伦理规范一样:“现代社会中的公共领域所需要的正是基于公共理性的法律制度与公共伦理”。而美德、崇高则是人们自由期待的道德选择。该道德建构模式一方面科学反映了人们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再像传统共同体时代那样追求美德和个体的德性，而更关注社会制度本身的伦理性质和个体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明确了现代道德建设的发展向度，使得道德建构具有开放性历史特征。如果缺乏这种明晰的道德实践标准，必然导致道德标准迷茫与混乱格局。其中最常见的问题是将美德和崇高视作傻冒、将正直道德过于拔高。上述道德建构模式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伦理道德制度化、规范化，借助制度规则形式推动强制履行。当然，对于人的存在而言，规范本身并是自我完满的目的，也不存在可以引领人们达到道德理想的完满规范。但是道德与制度、规范是相互渗透、相互传化的两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以及整个国民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将会达到制度道德化或规范道德化反向式流动，即外在的、强制性的东西内化为人们自觉遵守的东西，人们逐步向美德和崇高境界迈进。
    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承担起重塑道德权威的重要角色。政府积极引导示范，不仅能够宣扬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而且能够赋予法律和公共伦理以权威性。18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曾经指出，对道德风尚进行的历史研究使他扩大了眼界，使他看出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所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从我国当前国情来看，法律和公共伦理的实施需要政府积极推动，我国道德建设还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整合和引导示范。因为我国缺乏西方深厚的法律文化底蕴和成熟的市民社会土壤，单凭目前利益分化、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团体组织显然缺乏构建现代道德的自觉动力和能力。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对道德建设放任自流则只能导致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尤其是农村人口大量外流情况下，一些基层政府空壳化、科层化，治理和服务能力暇乏，部分村庄共同体不断走向涣散解体;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存在的不正之风对农村道德建设产生极大负面作用。必须通过积极改革、加强廉政建设，促使各级政府承担起道德权威重塑的重要角色。新加坡就是以廉政服务建设来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的典型。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严明、清廉、务实不仅治愈了“东南亚之癌”的腐败毒瘤，而且赋予儒家伦理道德极大权威性，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最廉洁、最和谐的国家之一。
　　问题三: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何以实现和谐共生?
　　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物。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文化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价值规范体系，并且提供了特定时代公认的、普遍起制约作用的个体行为规范。有的学者指出，面对日益突显的现代性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政治革命向文化批判的转向，正是现代性问题背景下哲学主题的转换。’顺要继承、弘扬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精神为底蕴，融合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和科学民主精神，创立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民族性、人类性伦理道德，在精神文化上真正葆有“精神的自我”。
　　实现对传统自在文化的自觉批判是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任务之一。立足于传统道德文化批判基础上进行道德建设，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才能免予丧失民族文化身份与历史根基。农业经济基础上构筑的是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它主要关注“是什么”，以经验、人情、保守为内容特征;工业文明和现代市场经济则要求建构自觉型文化模式，具有理性、开放、契约的特征。传统文化精神或文化心理是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的自在自发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的集中体现，它关注社会的“实然”而不探询其合理性，其文化基因缺乏迈向“应然”的批判性向度。这种文化理念或对传统一味眷恋，或对社会当下一味赞同，形成非理性、非反思性的“实证主义”心态，从而陷人重复性、保守性的惰性泥沼。推动自在文化向自觉文化转型并非全盘否认和抛弃传统道德文化。事实上传统道德文化存在着许多优秀成分:忠信仁义、尊老  爱幼、宽容忍让、守望相助、患难相恤、天人和谐等等。这些道德成份无论于古今中外，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可以矫正市场经济工具理性和物化意识过度张扬导致  的社会道德危机。对于一些传统道德糟粕，如男尊女卑、宗族观念、愚忠迷信等，则必须批判剔除。推动自在文化向自觉文化转型的关键是革除传统道德的应用方式一一刁、农意识文化心理。小农意识主张以血缘和人情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标尺，使道德的运用打上血缘性、地域性和人情关系烙印:“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Dl从根本上禁锢和窒息了传统美德普遍性生命力。这种血缘性和地域性自利文化心理与现代法律和公共伦理规则的普遍性精神扦格难通，造成国民公共伦理道德观念极其贫乏，使法律制度徒具形式或沦为一纸空文。最后，具有小农意识的现代人由于不敬天地、不畏鬼神、不担心因果报应，在无“后顾之优”的情况下，可能比历史上的小农意识更具消极性。
    实现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批判是当前道德建设的另一历史任务。对工具理性和物化的批判早已成为西方理论界的主流。在积极吸取、实践市场经济的平等、民主、契约精神理念基础上，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和感觉至上所导致的道德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必须持理性批判态度。市场经济解放了人们历史上长期受压抑的欲望，促进了人们独立性、自主性和个性的极大增强。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和功利意识过度张扬，造成人们生存方式物化和“原子化”特征，导致现代社会关系紧张、道德荒凉、精神孤独、内心疲惫等系列现代性病症。市场经济不仅使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间出现系列问题，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酿成一系列关系到人类整体命运的重大危机。只有实现对市场经济的理性驾驭，弘扬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才能实现社会的科学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