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产业集群与老工业基地政府环境创新

　　内容摘要:发展产业集群是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选择,但在市场机制严重缺失的情况下,产业集群的发展必然有赖于政府环境的创新。政府要打造适宜于产业迅速集聚和成长的制度环境,以制度创新创造社会秩序,以社会秩序创造社会财富。 
　　关键词:产业集群 政府环境 老工业基地 辽宁 
　　 
　　发展产业集群是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选择,而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是各种相关资源要素有效、动态、立体、全方位的整合,高质量的市场化环境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工程,政府环境的创新则是促进和推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条件。 
　　 
　　政府环境创新是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条件 
　　 
　　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建成新型产业基地。新型产业基地与传统老工业基地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式重新构建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以新的产业链条、业态和定位,走集约、集成、集效的产业集群道路,形成区域产业集群。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就工业而言,实际是由传统的工业集聚地向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体制、机制和技术等全方位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以新的方式和机制进行产业集聚的过程。 
　　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区域企业的集聚度比较高,但受传统体制的影响一些大企业基本上各自孤悬一处“聚而不集”。没有产业集聚,大企业不可能完全走出“大而全”的老模式,实现企业组织的自我创新。没有产业集聚,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就会始终处于“边缘化”,难以发展壮大,使得区域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单以上大项目、扩大投资的增量运作,未必能成就辽宁,以增量激活存量,充分整合区域优势资源,走产业集群之路是辽宁工业振兴的必然选择。 
　　产业集聚过程虽然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市场机制严重缺失、集群企业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产业集群的发展必然有赖于政府的改革与进步、政府环境的创新。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环境中一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东南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辽宁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出现于改革开放之后,而东南沿海地区的兴起也恰恰是源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这里除了中央的区域政策外,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环境创新带来的制度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我国经济转轨30年来,地区间市场制度的规范性方面有很大差异,出现逆要素禀赋论的现象。考察区位优势的变动,无论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工业,还是人力资本禀赋最好和丰裕的地区,都出现相对份额和劳动要素全面地趋向沿海南部地区。从区域经济理论分析,这是因为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绝大部分是摆脱了资源指向限制的加工工业,它们在地区间不存在市场制度环境差异的情况下,追求较大的市场需求所在的地区,以便在较小运输成本的条件下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而在空间上存在市场制度差异的情况下,它们首先寻求的是有利于“厂商生存”的环境。因此,中国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环境适于厂商的生存,适于“资本”增值、“知本家”创业。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主要障碍,不是资本和技术的稀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缺失,而体制缺失的根本在于地方政府环境的“弱势”。 
　　产业集群的一个最根本特点在于它的“自发性”和“整体性”。从自发性讲,企业网络(产业集群)的形成正如哈耶克所说是一种自发秩序的扩展,而此中的关键是现实利益的驱动,当集群内企业合作的收益大于合作的成本时,企业就会进行有效地分工。从整体性来说,产业集群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一种新型的空间组织形态。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产业集群是处在一定的制度背景(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之中。制度背景分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前者有合约、产权等,后者有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 
　　集群中社会资本逐步形成与积累,集群中盛行着诚信与合作的文化氛围;产业集群中各厂商之间的合约签订与执行的交易费用较小;另外,作为制度的重要供给者,政府在产业集群中作为一个重要的行动主体,它通过政策制订选择合适的厂商进驻集群中,并通过特定的产业集群政策来促进集群的发展。政府让产业集群升级,不只要改善一般性商业环境,必要时还应该改变影响特定的相关企业和产业的政府与政策。 
 
　　企业集群是市场经济产物,但是在市场机制缺失、集群企业处于弱势地位情况下,政府就成为担负构建市场化环境的主导者,为产业集群提供制度环境。我国改革的重大特征是政府主导型,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从宏观或中观层面讲市场竞争首先表现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特殊“竞争主体”。 
　　辽宁产业集群的发展,关键在于市场环境的创造。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最大的支持不在于提供多大的投入,而在于提供多大程度的政府环境,为市场机制发育、“厂商生存”、资源要素的流动增值创造多大的空间。目前,辽宁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存在的关键问题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环境。如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政府行政干预过多,民营经济发展不足,中小企业发展滞后,区域创新环境不佳等归结起来,实质是“强势政府”与“弱势企业”、“强势行政”与“弱势市场”问题。因此,辽宁各级政府要有效地促进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就必须创造一个开放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市场环境的解决则关键在于政府环境的创新,全力打造适宜于产业迅速集聚和成长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机制。 
　　 
　　政府环境创新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辽宁振兴的重要条件是制度创新,而政府环境的创新是促进和推动整个区域制度创新的第一推动力。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言,在经济上,政府无可避免要扮演多重角色。政府最大的角色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第二个角色是改善经济体中微观经济的一般能力,提供公共服务的产品;第三个角色是建立整体的微观经济规则,以有助于生产力提升;第四个角色是使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升级更顺畅。 
　　政府环境是指由政府经济治理、政府规制、政府行为等决定和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性硬环境、政府提供的政策法律性软环境、与政府行为规制相关的经济性和社会性软环境。政府环境创新应采取的对策如下: 
　　(一)转向政府与市场机制互动、多元主体参与的经济发展方式 
　　由于受计划经济长期影响,辽宁的政府主导行为始终处于强势,具有替代“市场主体”的意识和行为,而市场主体则处于弱势,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市场环境、政府环境和市场机制仍有所缺失。借鉴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的“复兴”经验,应采取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双核互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政府环境的积极作用。作为一个后发地区,正处于老工业基地振兴期的区域,市场体系不十分完善,需要政府发挥“市场替代”作用。政府“市场替代”不是“代替主体”,而是政府通过秩序效率创造经济效率。 
　　政府环境的创新,必须改变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通过控制交易主体,制定交易规则,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体系,培育市场主体,用法律手段保障良好的竞争机制,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为所有的市场主体创造均等的机会;大力发展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主体,促使经济社会发展由主要依托自然资源和国家资源转向技术、人才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来改善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投资结构;鼓励非公有经济发展与国有经济、与打造辽宁老工业基地新的经济增长点相结合,为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新的产业区域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积极引进国外和省外资本嫁接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技术产业,将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体制创新、产业升级、空间布局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引资的配套性、牵动性、集群性,走出一条新的开放、振兴、发展之路。 
　(二)促进资源要素整合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公共品 
　　产业集群发展需要的公共品主要包括:建立产业带、产业园区和基地,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和通讯条件、充裕的水电供给、齐全的专业化批发市场、畅通无阻的物流体系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等。这些基础性环境的公用性和经济外部性特征,决定了集群所在区域的地方政府应该承担起建设的责任,并要参与集群企业特有基础设施的规划和投资。 
　　辽宁地区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具有一定的基础,但受行政管辖权、地方(部门)利益、投资体制、财税体制等诸多因素影响,硬环境的改造进程比较缓慢,区域之间的资源要素流动严重受制。政府环境创新,就是要突破体制壁垒和行政分割,以资源整合为目的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载体。沈阳中部城市群的8个城市联手打造“沈阳经济区”,这将从区域层面上推进核心城市、结点城市与县域之间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协作、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和共同市场构建等方面进行合作,整合辽宁中部城市群各城市发展的相关资源,形成强强联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以提升区域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创造出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为理想的投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