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思想的转航与悖论——兼评《白银资本》及其在中国引发的争议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键词] 弗兰克；世界体系论； 《白银资本》； 康德拉捷夫周期
二十多年来，自19世纪形成的西方知识系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反“西方中心论”成为学界一股流行的思潮。弗兰克继萨义德、伯纳尔之后再次举起反叛的大旗——他主张以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欧洲中心范式。《白银资本》就承担起了在全球范式指导下重塑1400—1800年“真实的世界历史”（弗兰克语，见《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只写页码）的使命。个中气魄令人震撼，《白银资本》中译本问世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反响很大，甚至近几年浮出水面的自由派与新左派论战也因此而激化。中译本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印刷多次，并出了第二版，创下了学术译著出版史上新的奇迹。
一、弗兰克思想的转航
《白银资本》是弗兰克思想转航的路标之作，标志着他与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相异的新的世界体系论的初步确立。弗兰克原本是世界体系理论派的一员骁将，他以拉美为阵地，经实地考察而写成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1978年）、《世界积累，1492年—1789年》（1978年）等都在该学派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但八十年代末期，弗兰克开始与其他世界体系论者发生分歧，几度撰写争章，后于1993年与吉尔斯合编《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在该文集中，弗兰克相对于世界体系论的替代性理论已初露端倪。（第9-10页）弗兰克这次思想转航的导火线，据他自己说，是阿布-卢格霍德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年—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年），该书揭示了“13世纪世界体系”的存在，认为它是1450年以后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前身，这促使弗兰克重新思考他早已有的暗中怀疑：现代世界体系可能有更早的起源。（第10-11页）由此，借着对阿布-卢格霍德的书评，他开始了构建新的世界体系的历程。关于这次转航，陈燕谷先生还提供了一种解释。弗兰克在《世界性积累》的序言里说过，他的目的是要在亚非拉三大洲的范围内阐述依附理论。然而，他的理论在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遇到了麻烦，因为，除了东印度群岛外，这里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被欧洲人彻底地改造，也没有成为依附于欧洲宗主国的边缘地区。更令弗兰克惊奇的是，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欧洲人因与东方贸易处于逆差地位而只能在这里做赔本生意。[1](P98-99) 这或许成为预示着《白银资本》诞生的前兆。那么，弗兰克的新世界体系理论究竟新在何处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
弗兰克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并不是以沃勒斯坦宣称的1450年为起点的，其实，它至少存在了五千年，并且世界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2](P297) 那么，弗兰克是怎样变革世界体系理论而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弗兰克通过变通世界体系论者的基本概念从内部消解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沃勒斯坦一再强调，现代世界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建立在永不休止的资本积累所支撑的结构优势之上，[2](P293) 这里，沃氏所用的“资本”一词的内涵并没有超出学界的共识，即以金银或纸币这种固定形式体现的抽象财富，它可以增殖并能转换成财富的其他形式。弗兰克对资本的定义则要宽泛的多，他把剩余的生产、榨取、转移和积累的非货币形式也包括在内了，并特别强调政府和私人资本的存在和组合。[2](P107) 这就引出了他的资本积累同样存在于五百年前的世界体系之中的结论。可是，这已经是弗兰克版的资本积累了。
其次，弗兰克用“积累方式”这一概念取代“生产方式”，以此来割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关联。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划分历史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一贯立场。沃勒斯坦继承了这一点，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诞生标志着重新分配朝贡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但把这一理论运用到世界体系时，他做了一些变通。马克思本人是从生产领域定义生产方式的，他仅把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劳动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为市场、为交换价值、为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3]因此，世界经济体内一切经济成分，不管是边缘区的奴隶制，半边缘区的分成制，还是中心区的雇佣劳动，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可见，沃氏是从商品流通领域来定义生产方式的。
弗兰克认为，沃勒斯坦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和一种先验的线性历史进程中生产方式转换图式分不开的。[2](P98) 相反，他认为在整个世界社会中，“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第439页），并不存在生产方式依次转换的线形图式。由此，他主张，我们最好研究积累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因为在世界体系中，生产只是通向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是消费和积累。[2](P97)为了杜绝陷入先验的直线型积累方式转换图式的陷阱，弗兰克反对过多的强调土地和的积累方式的区别，因为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即使是在世界体系的古代阶段，也存在生产和积累的非农业来源。[2](P98-99)
这样一来，在弗兰克的眼中，人类历史就不再是沃勒斯坦所说的由生产方式的变动而相应产生的三种社会体系的更替——古代的小体系、世界帝国及现代世界体系，[4](P277)而是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只不过随着历史的，积累的社会和关系会发生变动而已。
2．如何确定世界体系的范围？
弗兰克用“世界体系”（world system）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s）相区分。虽然只一字之差，却暗含着根本的不同。弗兰克的“世界体系”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在范围上几乎等同于全世界，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中的世界是指这个体系自身成一个世界，在地理范围上并不必然与全世界等同。两人定义的不同与他们关于确定世界体系范围的理论有关。[2] (P3, 294-295)
沃勒斯坦认为，“衡量是否是世界体系或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关键是看贸易的性质。”[4](P291)如果从事的主要是大宗产品的贸易，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内部；如果从事的主要是奢侈品的贸易，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外部。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上层阶级才能消费得起奢侈品，这对所在社会影响极小，只有当长距离贸易扩展成大宗贸易后，世界经济才能形成。[4](P292)在此基础上，沃氏得出两个结论：⑴ 五百年前的世界帝国不是世界体系，因为朝贡体系中的贸易是奢侈品贸易；⑵ 现代世界体系于1450年诞生后，亚洲处于其外部地区，因为亚洲与欧洲进行的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弗兰克则从一个新的角度肯定了奢侈品贸易的地位，他认为，奢侈品贸易作为精英之间的交换会影响到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并将再造劳动分工、阶级结构和积累的形式，这对确定世界体系内部关系方面甚至比大宗贸易更为重要。[2](P93-94)
就这样，弗兰克绕过了必需品和奢侈品贸易的区别，而直接以贸易量作为考察世界体系存在与否的标准。《白银资本》正是综合运用近年来经济学的边缘研究成果，通过对美洲、欧洲、西亚、中国等区域的分析，证明在1400—1800年存在一个几乎涵盖全球的世界体系。
弗兰克的思想转航的确开启了新的探索之路，但我们应看到他的理论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弗兰克过于重视贸易的作用。他认为，“贸易和贸易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从来都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5](P156)由于赋予了贸易这种解释，他不得不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向前推。更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认为，只要两个地方有贸易联系，就意味着双方处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世界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贸易联系只是最初的一步，与此相随的还要有中心—边缘精确的劳动分工以及权力集团、国家机器和阶级关系的形成。
第二，弗兰克的理论有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普遍化的危胁。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一语中的，“（弗兰克——笔者）借排除欧洲中心主义之名，以与经典经济学十分相同的方式来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化，也就是说，使它成为人类的未来命运，而非一段特殊历史的联合产物。二、是世界体的中心吗？
《白银资本》的主要观点是：1400—1800年已存在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经济体，而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经济体的中心。（第162-169页、180-186页）关于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外学术界已有越来越多的成果给以证实，但这么名正言顺地把中国奉为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则着实为弗兰克的原创。于是，《白银资本》译本一出版，就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弹。
笔者将收集到的公开发表的关于《白银资本》的评论（包括网上的）做了一番梳理，认为中国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1．贸易出超就能证明经济发达吗？
弗兰克认为，中国在世界贸易中保持着最大的顺差，因而吸收了大约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非但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反而促进了明清两代的商业扩张，这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最大的生产力。（第2、3章）
对此，秦晖先生质疑道：贸易出超就能证明经济发达吗？他认为上恰恰存在大量相反的情况，如秦汉唐宋是我们引以为荣的经济发达时期，可那时反而贸易逆差，金银大量流出。他分析了原因，农业时代主要进行奢侈品贸易，强大帝国对奢侈品的需求要高于衰弱国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而在近代，开始初级化的国家大宗产品供给会与大宗原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与还没有初级工业化的传统农业国进行贸易，则它的大宗原料需求会比大宗产品供给更容易实现，从而也造成大量逆差。秦汉唐宋就属于前一种情况，而18世纪的西欧则属于后一种情况。[ 8]
秦晖先生的确对准了弗兰克思想深处的“贸易主义”情结。对此，《白银资本》的评论者们大都有同感。陈燕谷先生是学界较早指出这一点的人，他怀疑“世界历史如此巨大深刻的变化是否仅用‘全球贸易流通’就能解释，能够解释不同地区地位的变化。”[9]
然而，笔者认为，我们还需要在《白银资本》的语境里具体分析弗兰克的立论。这里面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即中国因贸易逆差而吸收的大量白银促进了明清两代的商业扩张。笔者认为，这是弗兰克证明中国经济发达的关键的一环，它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具有支撑作用，其意义在于：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能证明世界是由白银作润滑剂的具有自己结构和动力的经济统一体，而吸收白银最多的国家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那么，弗兰克的立论是否可以成立？
首先，外来白银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并没有弗兰克想象的那么大。他在《白银资本》中指出，“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第224页）他引用马克斯的研究说明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土地使用方式的两个变化：⑴ 农民回应外界（主要指南洋）对棉花的需求将原有的水稻田改种甘蔗或桑树，以此来换取华中和华北的棉花；⑵外界对丝绸的需求引发了大规模的拓殖垦荒运动。（第225页）关于外界是否对棉花的生产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日本学者西九定生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对明代以来的棉花生产、流通及市场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发现王朝政府充当了棉花、棉布生产的大主顾。一条鞭法的实行并不只是明代经济日益货币化的标志，它反而促使棉花种植畸形化。由于税粮大多改为纳银，苏杭农民的棉业成了缓解田租的主要补救，棉花生产实际上成了赋税的一种变态。[10]关于垦殖情况，中国学者已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赵岗认为，清代实行农垦政策有两个原因：① 清代人口增殖迅速，所有废耕之地都已复耕，平原上再也没有闲置耕地可以利用，只有向山区。② 自明代中叶从外国引进的玉米很适合在深山种植，所以，在乾隆初年，掀起一阵入山垦荒的高潮。[11]看来，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南方经济的变化，并不能忽视内在的因素。
弗兰克一再否认白银在中国的“囤积说”，的确，白银并没有一味的“埋在东方”，它充当了流通媒介的职能，促进了明清经济的货币化。但我们并不能抬高白银的作用：⑴ 明清两代实行的是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银、钱并行流通制度，且银、钱之间并无正式法定的比价，与近代意义上的银本位制度并不完全相同。贵金属白银主要用于政府收支及大额交易，民间使用的仍是铜钱。[12](P296-297)⑵ 白银并没有完全用于经济发展。白银在明代日益成为积累财富、财富的手段。明代的商人以积银的多少划分为大贾、中贾、小贾。官僚、地主也大肆积银，规模更甚。明英宗朱祁镇将每年额折的漕银百万多两金华银尽解内库，后又设太仓库，专门贮银，另外又在外库存备用之银。这些贮银除少数投入手工业作坊外，大多数不是用做官僚地主们骄奢淫逸的消费性支出，就是当作高利贷，或置办田地。[12](P290-291)
其次，我们不能仅从白银在世界流通就断定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的存在。⑴ 沃勒斯坦在《世界体系》一书中谈到这样的现象：15世纪欧洲的三个主要贸易区（地中海基督教地区，西北欧和东欧）处在三种不同的价格水平上，分别排列成从价格昂贵地区到不昂贵地区，而随着世界经济体的创立，各地价格差距开始消失，1750年，地中海基督教地区与东欧的价格差距从1500年的6:1变成2:1。[13]这说明，一个经济体的形成是以它内部各地区的价格均衡为基础的。而《白银资本》描述的这段时期，中西贸易恰是建立在金银比价有较大差异的基础上的。对此，《白银资本》曾有论及。弗兰克引用全汉升的证明，从1592年到17世纪初，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的银价的两倍，因此，二者之间的套汇可以产生75%到80%的利润。（第192页）这才是促使欧洲人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的动力。⑵ 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欧亚之间的贸易对双方的意义。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已经指明：“亚洲与欧洲的贸易虽然在这几个世纪里增长了，但与亚洲内部贸易（包括长途贸易）相比，始终是一个很小的数字。”（第253页）当时，亚洲各国几乎并不需要欧洲的商品。同样，欧洲各国与亚洲的交往同它们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往来在密度上无法相比。“当荷兰的贸易额达到最高峰时，在1660年以后的数十年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占尼德兰的整个对外贸易额不到十分之一。”[14]沃勒斯坦也认为：“在这个时期同时存在着若干巨大的历史体系，而且这些体系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这些体系各自内部的关系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15]可见，世界并没有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体。
综上所述，白银并没有将世界编织成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拥有大量白银的中国也并不必然是其中心。
2．中西经济如何比较兼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
弗兰克从数量、质量和机制三个角度论述了中国不仅有庞大的人口和收入，在生产力、竞争力及贸易上占有优势，而且拥有自己的技术，发展出了比欧洲更为先进的经济和制度。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兴起并不是建立在欧洲特有的、技术和制度的准备上，也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理性和科学精神。东方的衰落、西方的兴起是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周期B阶段所导致的，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性、地区性和部门性后果。（第4章）
弗兰克的解释回避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而西欧却顺利实现了这一问题，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18世纪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学者们论述的对象，戴逸教授主编的九卷本《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王国斌先生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等，都将此时段作为论述的重点，究其原因，可能正是这一问题意识使然。学者们对弗兰克的批判大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关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具体说来，弗兰克视野中的西方兴起是由以下三个论点支撑的：⑴ 欧洲利用美洲的金钱参与亚洲内部贸易而获利；⑵ 亚洲经济和在18世纪逐渐衰弱。（第380页）衰弱的原因在于自1400年开始的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扩张使亚洲受益很多，而恰恰是这种经济优势在18世纪晚期逐渐成为亚洲各地区绝对和相对的劣势；（第422-423页）⑶ 1750年以后，全球经济的扩张造成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和部门的比较价格和比较优势。这些结构差异成为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各个、部门和地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在劳动、土地、资本和节约人力的技术方面作出不同的理性反应的基础，因而，如果说欧洲的兴起在于它的“内部”环境（如技术进步、劳动力短缺、资本剩余等）的话，那么，这个“内部”环境本身也是由欧洲参与世界经济造成的。(第387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弗兰克认为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运动造成的，这显然是一种关于历史演进的结构分析法。这种分析认为推动一切事物前进的因果力量内嵌于结构——这里指世界经济——之中，其余的事件和过程都是从这一结构中衍生出来的。[5](P157)王家范认为，这种分析否定了历史演进是一种渐进累积的长过程，其实，即使是一个历史事件，其升降兴衰一定会在它发生之前显示出来的。[10]
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学者主张应从各自社会的内部寻找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李天纲强调，欧洲的兴起确实有近代性的东西在起作用。西方的崛起不是一二百年的白银流通就能改变的，法制、人权、信用、理性、市民社会都是推动欧洲历史向前的动力，而这类因素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演进的过程。[16]关于中国，学者们都谈到了不适宜现代经济成长的原因。王家范认为中国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体制缺乏社会创新的动力。这种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对任何私人经济的干预和剥削十分有效，因而导致了私有产权发展很不充分。[10]王亚南认为中国异常强大的皇权专制造成了中国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国在宋元时代本来已具备了完整的商业手段，可由于遇到了集权的专制主义，盐业、铁业等有利行业都被官僚垄断，商人经商受到层层限制，他们只有把资本用于购买土地。[17]
弗兰克关于历史演进的分析的确能拓宽人们的视野，但他把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作为解释各自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无疑否定了各自社会内部因素所起的独立变量的作用，这显然不符合历史经验，因而引起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关于现代化转型的综合机制。
弗兰克不承认制度的先导作用，他认为任何制度都是经济的衍生物，但他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白银秘窖的中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而处于贸易逆差地位的西方却完成了资本积累？其实，“在任何时候，作为一种权力的货币、财富、资本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三、横向整合的宏观观及其悖论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向以单一国家为研究单位的“化”和“”理论提出挑战的世界体系论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这是学者们在研究整体世界上迈出的一大步。然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大大削弱了世界体系论的解释力，因为它的基本前提仍然是国家间体系或者说“区域体系”，这样，在分析过程中，也只得使用国家和地区性参数来说明世界体系的动态，这就不免陷入“地区中心论”（主要是欧洲中心论）的尴尬境地。于是，提出一种真正能对各国社会之外以及各个区域体系之外的全球体系进行解释的理论就显得极为迫切。
原本为世界体系论阵营中一员的弗兰克率先倡导建立以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为基础的全球理论。然而，历史学家再加上强烈的意识形态爱好者的角色使他走得更远。“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20](P66)弗兰克立志把人类历史重塑成一个“全球体系”起支配作用的历史。
弗兰克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正是建立在他对纵贯五千年的统一世界体系的认识上的。他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横向上，要使世界体系覆盖整个地理范围，就需要强调历史同时性；纵向上，要使其成为纵古通今的运动，则需要借助于周期理论来分析。而历史同时性恰恰可以将两者整合进全球体系中。
历史的同时性对弗兰克而言是第一位的。他认为，“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的和最初步）的贡献乃是成功地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第309页）他很赞成弗莱彻提出的寻找历史的同时性分两步走的做法，即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指世界上各个地区同时发生的类似现象），然后再判断它们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第307页）弗兰克认为，应该做每10年，每1年发生的事，他本人就做过1640年的世界史。[20](P64)
然而，对一个世界体系来说，考察它的发展同样重要。弗兰克继承了世界体系论者的特长周期和康德拉捷夫周期这两个分析工具，但他的特长周期一般是五百年，而对世界体系论者来说，则大约二百年到三百年为一特长周期。
《白银资本》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把弗兰克所认为的纵古通今的五百年长周期运动使用于近代早期史。一般说来，在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定义的不断扩张的世界体系中，1450—1750年这三百年间存在一个“特长周期”，它的 A阶段开始于1450年，终止于16世纪早期，这就是所谓的“漫长的16世纪”——一个世界扩张的阶段，到了17世纪出现了经济衰退，这就是所谓的“17世纪危机”。[4](P134)弗兰克为使周期运动支持他的亚洲为1400—1800年间世界经济中心的说法，就重塑了世界经济体系论者的近代早期史：从1400年（或1450年）开始了五百年长周期的A阶段，而直到1750 年后才持续进入B阶段，恰在这时，短的康德拉捷夫的B阶段与其重合。就这样，弗兰克跨过了“17世纪危机”的说法，把它当作只属于欧洲的不致于改变世界体系性质的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长周期的A阶段是以亚洲为主的世界经济扩张时期，进入B阶段后，亚洲衰落，欧洲从边缘兴起，但由于处于世界经济衰退时期，新兴的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欧洲也在经历着经济衰退，迟早会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扩张中被恢复活力的亚洲所取代。这的确“把所有的流行理论翻了个脚朝天。”（弗兰克语，第422页）
对历史的重塑的确需要一种宏观的历史观来支撑，弗兰克正是借着他的这一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开启了思想的转航之路。但任何一个宏观的历史观不可避免的具有它自身的悖论，就弗兰克的历史观来说，
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悖论。弗兰克的目的是协助人们建立“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性”这样一个认知基础。他的历史观的确符合历史的统一性，然而，多样性却被消解了。王家范认为，面对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多样化的世界历史，应该承认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不可能不经过自身的选择来接受外来的影响或干预。[10]可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论则掉进了结构决定论的陷阱，在这里，世界历史中的事件好象都是缘于对世界整体运动的被动反应，因而，不同制度和文明的独立性被抹杀了，甚至它们本身也被当作是世界体系创造出来的。这极大地降低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历史的能动性。或许，弗兰克的问题正在于他采取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光磊指出，一个结构主义者如何把这些主观因素纳入自己的框架中，同时，又不损害结构的效力很成问题。[5](P158)弗兰克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给能动性留下了一个相当小的缺口。他在《白银资本》中指出，多样性的统一及周期性运动影响了我们如何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这些状况的结构了解得越多，也就越能更好地在这些条件下施展我们的‘能动性’。”（第465页）这显然并不具有说服力。
弗兰克设想的全球理论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它们是生态/经济/技术之维，/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白银资本》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之维的经济方面。(第10页) 如果能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考察历史，并能将其整合进全球理论中，或许能展现统一性中的多样性。但据说弗兰克近来已取消了把其他几条腿补上的打算，他很怀疑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因素是否具有可以同经济相比较的作用。[1](第[30]注释, P100)
2．具有历史宿命论的倾向。世界体系论者解释经济周期时，很注意矛盾的相互促进性，通常认为经济扩张必然导致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必然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4](P131)同样，弗兰克也认为世界体系经济周期相邻的两个阶段呈因果关系。[2](P149)而且他还认为，A、B阶段的更替伴随着霸权的转移，A阶段为霸权的扩张时期，B阶段虽然会有一些霸权得到发展，但不会持续多长时间，因为衰落时期不利于资本积累。[2](P148-149)我们可以看出，在五百年长周期更替的历史中，弗兰克常常使亚洲占据经济扩张的A阶段的经济中心地位，在《白银资本》涉及到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也是从亚洲开始扩张的。这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作者的视角使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在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解释系统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世界经济扩张的A阶段必然是亚洲兴盛之时，而欧洲往往在世界经济萎缩的B阶段占据中心地位，并且其地位迟早会被亚洲重新夺回。可见，弗兰克思想中以亚洲为中心的历史宿命论倾向是很严重的。
关于《白银资本》的争论在学术界已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其实自中译本出版以来，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白银资本》？如今，随着对本书及弗兰克的思想讨论的深入，这个问题更为凸现出来了。
《白银资本》独具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作者弗兰克新左派的角色，的确在他的理论和读者之间设置了屏障，又加上他理论的彻底性而导致的悖论，的确使中国读者无形中加强了防备意识。然而，笔者认为，《白银资本》的意义在于方法论上给我们的启示：
1．它提供了从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来解释各地区经济变化的视角。这的确能揭示出比只从各地区的内部去寻找根据更多的内涵。就这一点而言，“他（指弗兰克——笔者）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第11页）
2．它对重塑历史具有借鉴意义。高王凌先生指出，我们许多史学理论的建立是某种“倒看（回溯）的结果。倒看历史往往专挑“有利”的导向因素，再加上线形因果论，会造成很大的回溯性差异。这就很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21] (P68)的确，我们往往受欧洲近二百年成就的影响，以欧洲作为预设的标准衡量中国的近代史，往往得出“欧洲有什么而中国没有什么的结论”。弗兰克的新意在于他将中西共同编入一个由白银流通而连接成的世界经济体中，这或许有助于超越中国或欧洲的绝对核心论，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平行的关系，以此来达到在正看而不是在倒看中重塑历史的目的。不管成败如何，《白银资本》在这方面是一个尝试。
刘北成先生认为，“对于不隐瞒自己立场者，只要他是按照公认的学术规范做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在思想史的中做‘文化批判’，而且也应该对他的成果做出学术史上的价值判断。”[21] (P67)或许，我们只有这样对待《白银资本》，才能对它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构筑一种宏观的历史，不是仅有实证研究就能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想象的跳跃。”[21] (P69)今天，我们面对着弗兰克的“想象的跳跃”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上的悖论，需要的是方法论上的对话以及具有自觉“证伪”作用的实证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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