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均收入和GDP两者的增长率看得同样重要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一、 政府主导经济之下GDP增长的特点
其一。
假设（仅仅是假设）2000年全国产出的产品和服务总量为9千亿元，经过01年一年全国人民人力方面的辛勤劳动，同时耗费了一定量的物力和资源，到01年底实现了1万亿元的GDP，那是不是表示说全国人民能享受到的物质财富增长了1千亿呢？不是。因为可能这1万亿的GDP中有一些是没有卖掉的存货。笔者查到的一个数据是，我国的库存积压商品总值96年是1.33万亿，五年后累积为3亿元，再过一年（02年）累积为4亿元；而02年我国的GDP总值是10.2亿元①。这当然不是说10亿元GDP中有4亿元是没有卖出去的存货，这4亿元是好几年积累下来的。但这也毕竟不是小数字，它表示出我国一些企业的效益较低（主要是国企），同时也表现在以国企为主要贷款对象的国有银行的坏帐率较高上。
如果一年增加0.5万亿存货，虽然这些产品生产出来了，也记在了GDP增长中，但却对国民的生活没什么意义，甚至基本可以算作浪费。这种情况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程度会轻很多；因为各个企业的所有权明确，投资硬约束；老板看得最重的就是投资效益（而不是GDP增长）；一旦发现销售情况不对，会立刻改变经营策略，实在不行就申请破产，决不会任存货增加、亏损增加。但我们的国企是投资软约束，反正投资的钱也不是企业老总的，老总对企业效益没那么紧张，甚至不时出现“庙穷了方丈却富了”的情况，结果就是存货越来越多。所以说，不能反映存货问题显然是GDP指标设计时的缺陷；但这个缺陷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得到了有效抑止，却在我国的国企中变得较为严重。
其二。
让我们不考虑存货问题，假设01年全部的1万亿元都是销售出去的，所有的企业得到了总值为1万亿元的收入，那么如何分配呢？大致上分到三方面：员工、企业和政府；员工主要以工资奖金的形式，企业主要是进行固定资产折旧、再投资和利润，政府主要是以税收、收费等形式收取。目前的问题在于：员工（也就是国民）的收入偏少，政府的收入偏多。
从97年到04年，政府收入共增长了204.7％，平均到每年大致是18、19个百分点②，所以刘伟（北大经济学院院长）说财政收入连续多年多出GDP增长速度的一倍③。就最近来说，03年GDP增长8.5％，税收增长20.3％；04年GDP增长9.5％，税收增长25.7％④。与此同时，自19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年增长为5.2％⑤。简单说就是，虽然每年GDP增长8、9个百分点，但其中分配给政府的比例越来越大，增长速度大于GDP增长的一倍；相应的，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小于GDP增长的一倍。去年《福布斯》杂志将评为世界税负第二高的国家，激起国内一片热议。是不是第二高可能说不太清，但我国税收很重应该是个实情；而且还要加上各种预算外的收费，更要加上各个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从01年到03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达到9100亿⑥。我在以前关于房地产的文章说过，香港房价贵是因为政府拍卖土地的价格贵，但是香港的税负属世界最轻之列，香港的财政收入就是靠卖地；但是我国国民既要交很重的税，又要交很高的土地拍卖金（政府收了开发商的土地金，开发商自然会将其放在房价里。）。
国民拿到手里的钱较少，自然购买力就低。当然如果政府收取了较多收入后，能拿出很大部分投入到医疗福利保障方面，也就等于增加了国民消费力；遗憾的是，政府在这方面投入得不够；于是大家抱怨上学贵医疗贵还要存钱防老防意外。结果就是从00年到04年，我国国民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由61.1％下降到53.9％，也就是“内需不足”，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9％。所以罗伟忠（中央党校理论部）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二十多年，我们依旧是中国家。而日本、韩国等高增长二十多年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也就是说，我国GDP的高增长没有带来收入的高增长。”⑦，他说的当然是实情，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是GDP增长速度除以2，并不能算很高。
政府收取的钱较多，其中用回到国民身上教育医疗福利保障的部分又较少，那么大多用在何处呢？一是自身运转的开支，二是固定资产投资。
在自身运转方面，目前我国行政事业费的开支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40％，年增长率为17.7％⑧，这恰好也是多出GDP增长率的一倍。现在每年的公务员都是百里挑一，说明大家都知道公务员的待遇很好。
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主要集中在一些大的项目和公共基建项目上。这也很容易理解。各级政府在投资时会有几个基本考虑：其一，各级政府的领导都有很多行政管理工作要做，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去把握很多中小型项目，所以会集中于大型项目；其二，各级领导由于不可能拿出很多精力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所以往往“凭感觉”决策，所谓的“拍脑袋”决策。于是我们看到前些年的彩电冰箱，现在的汽车钢铁电力，都出现了“过热”“重复建设”的问题；其三，大量投资于基本建设，因为基本建设不太会出现亏损问题，起码不会立刻出现，“总是有用的”，而且十分“现眼”，容易作为政绩。当然在投资方面还有国有银行，国民由于缺乏保障感，而且因为是经济起飞的第一代人有着节约的习惯，所以储蓄率很高；而现在的四大商业银行也是政府办的，于是其投资也是集中于大的工业项目和基建项目。附带地，这也就导致了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因为第三产业虽然和国民生活息息相关，但其投资特点是项目众多、规模不大，恰恰不适合政府投资。总之，由于政府财政收入偏多，由于高储蓄，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自然偏高，其占当年GDP的比例一般为35％，近年更上升到50％左右，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是17％。有很多论者提出要降低投资率，可是在政府收入偏高，而投放在教育医疗福利保障上的量又偏少的情况下，很自然地要进行投资；否则，巨量的财政收入难道锁在保险柜里？难道再给公务员加工资？
以上我们分析了“2001年”（假设的）1万亿GDP的分配情况，所谓“分配决定生产”，那么这种分配状况对第二年的生产会有什么样的导向作用呢？显然，第二年开始时各个企业会生产那些能销售出去的产品。其一，国民的收入增长得不多，购买力自然不旺，那么这方面产品的生产也就不会很旺，大概比上年增加生产4、5个百分点即可。其二，政府运转费用增长较快，达17.7％，那么这方面的产品会生产得多一些；于是我们看到有很多高档酒家应运而生，还出现了很多高尔夫球场，还进口了很多洋酒，当然还有其他种种高消费场所；在这些方面公款消费占了很大比例。其三，政府需要将巨量的财政收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那么这方面产品就高速生产出来，大量的高速公路、城市广场、港口、开发区、磁悬浮列车、“市标性”摩天大楼等大型工程不断涌现，全国像一个大工地；而这些工程的上游行业如水泥、钢铁等同样增长迅猛。
那么，如果说“2001”年的GDP是1万亿，到了“2002”年上升为1.09万亿，增长率为9％，它的确意味着经过一年全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以及消耗了大量的物力和自然资源，全国的产品和服务的产出增加了9％。可是，在其中，国民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比如猪肉、啤酒、公交汽车、服装、住房面积、药品等，总量并没有增长这么多，只增长了4、5个百分点；而“高速公路型”和“公款消费之高档酒家型”产品却增长了20％左右。也就是说，虽然总产出的确增长了9％，但其中有较大部分是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关系不大的。国民们对“公款消费之高档酒家型”产品的高速增长，对公款吃喝、对公车消费等，抱怨很大，因此政府对这方面当然应加以控制；而对于“高速公路型”产品的迅猛增长，同样有许多论者认为过于超前，比如很多高速公路的利用率是很低的，笔者也很同意这种观点。打个比方，一个马路边的“发展中家庭”，日子不算富裕；但大门盖得金壁辉煌，由家中通到马路的路径规格也非常之高，甚至是磁悬浮的，我觉得这就是超前了。不是说大门和那条路径不该建得非常好，而是说建设项目应该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安排，不能畸轻畸重；不能一方面盖起世界顶级的摩天大楼，建起连很多发达国家都不建的磁悬浮列车（太贵了），另一方面有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
无疑，经济建设一定需要投资，但我国的问题一方面是投资额太高，更重要的是投资主体是政府。财政投资固然是各级政府做决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资决策实际上仍然是政府行为。由各级政府进行投资，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出现公共基建项目超前建设，出现政绩工程；而能够直接有效地提升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则相对较少。杨启先（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指出：“我国现在经济效益低下，主要低在国有企业。现在我国全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有经济大约只占1/3，非国有经济大约占2/3。但在每年所消耗的资源和资金中，其比例正好相反。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益仅相当于非国有企业的1/4到1/2.”⑨非国有企业效益好，不仅说明它们自身赚钱多，还说明它们的投入产出比高，更说明它们的产品适销对路，能够满足国民的生活需要；所以这是一种“双赢”“共赢”的状况，政府最应该支持它们的发展，应该把投资向它们倾斜。遗憾的是，它们从银行贷款现在仍较为困难。
前面我们说“分配决定生产”，分析了“2001年”的分配如何决定了“2002年”的生产方向。那么，如果“2002年”的GDP仍然按政府收入偏多、国民收入偏少的方式分配，就会使得“2003年”的生产进一步向“高速公路型”和“公款消费之高档酒家型”产品倾斜。这种“螺旋式上升”显然不是国民乐于见到的，可以认为，这种“螺旋式上升”在方向上出了一定的偏差，应该加以纠正。
单就GDP而言，它在统计时对所有的消费品（不管是国民消费的还是政府人员消费的）、所有的投资品（不管是能否有效提升国民消费品生产能力的），一视同仁，这显然是它的一个重大缺陷。但在民主法制较为健全的国家，国民们对公共财政的监督较为规范，那么这一缺陷会得到较好抑止。而在我国，因为民主法制的建设尚不够健全，所以GDP的这一缺陷会凸现出来，于是形成国民消费产品增长较慢、能直接提升消费品生产能力的投资品增长较慢；而公款消费品增长较快、和消费品生产的关系不直接不密切的投资品和基建项目增长过快。
二、把人均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并列为各级政府经济方面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
03年底以来，公共舆论对GDP的反思逐渐加强，政府也有了若干举措，这既表明了国民公共理性的增强，也表明了政府的从善如流。有识之士们提出了绿色GDP等等建议，以修正GDP的缺陷，秋风更是提出“与其不断修补GDP，在GDP前面不断地增加形容词，何不干脆扔掉GDP指标？”⑩
我想秋风的这一建议偏激了些。他的观点是政府应把精力集中于维护法制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上，发展经济主要是市场的事。但即使在美国，总统也负有提升经济的职责，克林顿即使有私生活问题，但因为任期内经济增长较快，所以得以连任；更何况在我国，政府对经济生活有着很大的指挥权；有权就有责。因此政府应该把经济搞上去，责无旁贷。而GDP指标在设计上虽然有种种缺陷，却仍然是全面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最佳指标。
但我们又不能忽视上面所谈到的GDP指标的缺陷。在我国目前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尚不健全的情况下，GDP增长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会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一最高目的发生偏差；若不及时加以纠正，这种偏差会越拉越大。现在一些人在观念上甚至把GDP增长作为最高目的，而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促进GDP增长的手段。比如有人认为“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应该拉动内需，更应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因为农民的绝对收入低，会把增加的收入立刻进行消费；这样内需起来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就有了保证。”按这种说法，提高农民的收入仅仅是手段，是提高GDP的手段；那是不是说，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更有效地提高GDP，农民收入不升也无妨？或者说，如果压低农民的收入，从而使得积累增长，从而能更有效提高GDP增长，那就也是可取的？收入增长和GDP增长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可如果非要分清两者谁是目的谁是手段，我会选择收入增长；因为收入增长最直接地意味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所以我的观点是：把人均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并列为各级政府经济方面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比如政府提出，要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我很希望同时再加一项：人均收入也翻一番（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样，既能继续督促各级政府努力搞好经济建设，更能把这种建设严格纳入在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轨道上。当然，这样会给各级政府的经济工作加大难度，因为全力以赴做好一项指标，总是比做好两项容易一些；但这两项指标毕竟都是政府分内之事，政府责无旁贷。如此，如果人均收入增长快而GDP增长慢，则表明可能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如果快慢情况相反（现在就是这样），则表明可能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和国民生活关系不大。所以两项指标应该基本保持相同。当然，为此我们的GDP增长可能要比现在下调一些，因为要分一些力量用于提高国民收入；可是这样的下调是值得的，我认为国民会对此充分理解，并和政府更加同心同德。
再者，把人均收入增长率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之一，能有效消除国民对统计数字的疑虑。现在不时有人提出GDP的数值在统计上可能有“水分”，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表明自己的政绩可能会夸大一些自己地方的GDP数值；但是各个地方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则每个居民都会有亲身经验，这样，如果一些地方政府还想夸大数值，则会有所顾忌。所以人均收入增长率的统计数值就会可信度更高、水分更少。
要同时实现人均收入和GDP的较快增长，意味着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第一就是降低现在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做到“还富于民”。有很多论者都主张降低预算内税收水平，更降低预算外收费，但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改革。我想原因有二。其一，减少财政收入势必减少政府运转开支。前面说过，我国行政事业费的开支，年增长率为17.7％。政府公务员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主动减少收入开支，总是不太情愿。所以吴敬琏最近说：“关键是现在许多改革触及到了一些既得利益，遭到了阻力。”其二，减少财政收入会减少政府的投资额。那么为什么政府不愿意减少自己的投资额呢？一方面原因是认为这样大的政府投资是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对于这一点如上文所论，笔者认为有商榷之地。另一方面原因是政府人员不愿降低对社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每个人都会追求自我实现，在社会中实现更大的自身价值。企业家希望自己的产品畅销全国，导演希望自己的影片有口皆碑，教练希望自己的球队年年夺冠。但我们应该看到，每个人、每个社会单位，都应该在自己最擅长的社会领域发挥作用，应该各就各位、各尽其责。张瑞敏应该把精力都放在海尔的经营管理上，而不应该去想拍一部中国的《断背山》，张艺谋同样也不应该去管理一家电器公司，姚明在篮球场上固然叱诧风云，可要是上了足球场可能会一筹莫展。每个人、每种社会单位都有自己所擅长的能力，但也各有所短，按经济学话说叫作应该各自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政府这种社会单位的长处在于公共管理，在于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进行投资。因此，把财政投资额降下来，乃至对政府办的国有银行进行改造，可叫作政府的“归位”。
而对于必要的公共基建项目的建设，则应该更多地听取国民的意见，因为这些钱说到底是国民的钱，国民有权作决策：这一地铁项目、大学城项目、磁悬浮项目要不要上？是不是现在上？投资额定在多大？
第二是大幅提高财政收入中用于教育医疗福利保障的比例。
第三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和企业投资效益的提高。我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方向”一文中提出，国有商业银行应该主动进行战略收缩，把更大的空间交给民营银行乃至外资银行。原因就在于前者的经营效益难以提高，股份制改革和海外上市也难以治本。其实现在很清楚，国有企业（不管是否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也不管是否上市）除了行政垄断性的之外，效益是普遍较低的，国有商业银行也难以例外。而当外资银行逐渐进入、民营银行逐渐兴起时，金融的效益将逐渐提高。民营银行外资银行会仔细寻找效益高的、也就是国民需要的投资项目，从而把生产引向和国民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同时，如果政府能降低税收和各种收费，企业留利将增多，更多的投资额将由企业决定。各个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将根据自己对行业和市场的深入细致的信息把握（比市长部长们在这方面深入细致多了），来决定投资多少，投资什么；它们会认真仔细地调查把握消费者们的需求何在然后进行生产，这样国民的消费更好地满足了，企业的收益也提高了，乃至就业率都得以提高。因为企业要提高效益，就既要找对消费者需求，又要充分利用生产资源，而劳动力就是我国的一种丰富的生产资源，所以我们看到像浙江那样民营企业发达的省份、像广东那样三资企业多的省份，就业都很充分。可是如果政府是投资的主体，由于政府投资对效益问题没那么紧张，就既不会殚精竭虑地为投资找需求，也不会全力以赴地想着如何充分利用丰富的生产资源，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几年固定投资高速增长，但就业人数却增长很慢。
总之，一国的消费和投资的比例是有一个“理想值”的，问题在于这个值由谁去寻找把握。十三亿国人进行的经济活动极为复杂，信息极多，只能由上千万个自负盈亏的生产决策细胞（公司）各自去把握，才会较接近这个“理想值”。如果是由几百个省长、部长、市长来作决策，那只能是粗线条的。打个比方，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就是一个由政府投巨资建成的城市，整个城市十分规整，看上去十分壮观，但居民生活却十分不便。所以说，当投资率和投资项目更多地由讲效益的银行和企业来定，这样每个百分点的增长都是有效益的增长，是能满足国民需要的增长。也许这样的增长比8％、9％要低一些，可这是更加实惠的增长，国民们会更欢迎的。
注释：
1．《改革网》“观察”栏目，05年12月26日，《GDP的三分之一供养人口总数1％的富人》
2．《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05年11月7日，《中国经济失衡：政府富百姓穷》
3．《经济学家论坛网》，04年3月1日，《中国当前经济增长中的热点问题》
4．《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05年6月13日，《中国税负到底高不高》
5．《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04年1月5日，《为何居民收入增速低于经济增速》
6．《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巴曙松文“政府介入房地产的三条边界”，该数据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提供。
7．《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04年7月2日，《要GDP，但不要中国式的GDP》
8．《中洲学刊》，2004年第一期，王丽莉、高键，《廉价政府：内涵、建设措施及其评估系统》
9．《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05年11月18日，《我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相当严峻》
10．《中国改革论坛网》“经济观察”栏目，06年2月6日，《何不干脆扔掉GDP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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