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案例研究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3-02-15
【论文文章摘要】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201O年中央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讨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辩证关系，并结合新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历史案例进行分析，突出科学发展经济既离不开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结构调整。
一、前言
经济建设举足轻重，如何科学发展经济是关系中国崛起的重大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产业结构层次低，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这是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诸多矛盾的重要原因。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0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科学发展经济，一方面是反映国民经济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总量上的提高；另一方面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国民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对于科学发展经济来说，缺一不可、同等重要。
二、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辩证关系
科学发展经济既离不开国民经济增长，也离不开产业结构调整。要证明这一点，必须从理论、实证以及历史的高度深入论证。要证明这一点，需要考察两个相关的逆命题：产业结构能否摆脱国民经济增长而独立调整?以及，国民经济能否摆脱产业结构调整而保持增长?
对于前者，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是因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国民经济处于高增长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因并不强烈，因而产业结构独立调整的动机并不存在。所以，产业结构调整不能摆脱国民经济增长而独立调整。
对于后者，答案则是可以的。然而，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客观上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需求结构始终是要发生变化的。固定的供给结构将逐渐难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终将会放缓。所以，这不是一种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倘若片面地追求经济高增长，那样势必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沉重打击。
在产业结构不进行调整，反而在既定的结构上继续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前提下，对已经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产业只能继续追加投资。而扩张规模则意味着进一步增加存货，商品价值将无法得到补偿。而出于追求高增长的目的，政府只能动用财政补贴企业的存货投资。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扩大了财政支出，长此以往，必定形成巨额赤字，既影响到政府其他项目支出，如社会福利支出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国民经济带来通货膨胀的隐患。此外，产业结构不进行调整一方面意味着对产能已经过剩的产业的追加投资会挤占产能相对不足的产业的投资；另一方面，扩张规模意味着劳动力的转移。这种双重影响将导致产业结构的自动失衡，甚至会演变成极端失衡。中国现代经济史上就出现过两次，均表现为工、农业以及轻、重工业的严重失衡。当工业盲目扩张时，工业必然向农业索取更多的生产资料，其必然挤占了作为消费资料的农产品。当人们用手中富余的货币去追逐稀缺的消费资料时，通货膨胀悄然降临。而当通货膨胀率超过全社会各产业利润率时，灾难已经发生。企业生产意味着亏损，而停产则意味着商品变得更加稀缺。进一步，随着收入下降，人们可支配的货币将越来越少。于是，经济形势将会瞬间逆转。原来相对稀缺的商品瞬间变得相对过剩，富人瞬问变成贫民，国民经济急转直下。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这样的教训。
三、一个历史案例
以历史为证，二十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较大，且曾经出现两次比较严重的经济滑坡，分别在1960至1962年以及1967至1968年。对于这两次剧烈的经济波动，笔者将重点考察1960至1962年的经济大滑坡，以及造成这次经济滑坡的产业结构因素。
首先，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上俯瞰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笔者截取并考察了1953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这一经济数据指标，并把这一时间序列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3年至l978年，第二个阶段是1979年至2007年。集中考察第一阶段就会发现，第二产业增长率与GDP实际增长率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其相关度达到0．9559，而同期第一、三产业增长率与GDP实际增长率的相关度分别为0．2770和0．8641。同时，纵向比较也会发现，第二产业增长率在第二阶段经济发展中与GDP实际增长率的相关度已经下降到0．8889，参见表1。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经济发展中，GDP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第二产业产值下降造成的。
其次，结合图1回顾历史。造成1960至1962年国民经济严重滑坡的原因应该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但要考察其中的产业结构因素，则还要追溯到更早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时期。
“一五”计划从中国国情出发，确定了两个基本任务，其中一个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此，党中央确
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火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一五”计划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然而，由于农业增长落后于工业，工业受制于农业的特征非常明显，但国民经济大体上是平衡的。陈云在总结“一五”经验时指出，“一五”计划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为此，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发展重工业这个中心任务不变的前提下，确立以下方针：首先保证粮食增产，推动整个农业发展；同时保证主要经济作物增产，推动轻工业发展。整个计划体现了先调整产业结构后发展主导产业的综合平衡的思想。然而，实践却受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影响，使得国民经济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