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参与式治理缓解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

　　三、参与式治理注重公平。

　　参与式治理不仅通过鼓励低层民众参与决策以缓解贫富两极分化，而且通过对公平的诉求最终实现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目标。

　　市场式政府治理的理念是“相信市场作为分配社会资源的机制的效率”

　　[6][P27]

　　。市场确实是高效率的，私人组织比公共组织更有效率，他们为消费者提供的物品或服务既优又快速。私人组织的高效率源自于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在利润的驱动下，私人组织将尽最大可能在最短时间之内以最小的成本满足顾客需求。而公共组织的低效率正是缺乏利润的驱动。公众的利益无法推动公共组织的快速回应与作为。只有公共组织自身的利益才能驱动他们的作为。市场式政府试图将公共服务的供给转包给私人组织，以期提高供给效率。

　　市场式政府由于偏爱效率，制定的制度也是以效率为其价值取向。对于优者，在制度上给予他更优越的条件，让他更强；对于劣者，在制度上剥夺他已拥有的一切，让他永远处于劣势。从短期来说，国家建设将加速，实力也将大大提升。从长期来说，国家建设将后继乏人，无法持续长久，因为大多数人的潜力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

　　市场式模式通过拉大优者与劣者的距离而使贫富差距拉大，直到出现两极分化。

　　参与式治理则不同，它与市场式政府在观念形态上是对立的。参与式治理是反市场的，它“致力于寻求一个政治性更强、更民主、更集体性的机制来向政府传达信号”。

　　[7][P59]

　　如果说市场式政府追求的是效率，那么，参与式治理追求的则是公平。

　　通过吸收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决策的方式，参与式治理避免了由于决策者单方面作出决策或者由民众单方面作出决策所导致的不公平现象。由决策者也就是执政者单独制定制度，民众的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当前中国政府的制度制定方式就是如此。而完全由民众自己制定制度，不仅缺乏组织和有序，而且执政者的利益也可能无法保障。最公平的治理方式就是由执政者组织，由利益相关人都参与制定相关的制度。如此制定出的制度是各方（包括执政者、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尽管民众在与执政者博弈初期处于劣势，但他们的利益至少能引起执政者的注意。执政者不再视利益相关者如同无物。

　　贫富两极分化是由制度缺陷引起的，不公平的制度制定方式是制度缺陷的根源。中国政府出台的各项制度大都是由各部门闭门造车制定出来的，没有或很少征集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或建议。造成这一现象的诱因一方面是中国政府的官僚习气，政府不屑于向民众收集意见，认为民众根本就不懂得相关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历来习惯于被管理，缺乏权利意识，不懂得如何通过政治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参与式治理从改变政府制定制度的方式入手，从根本上扭转制度的利益导向，以此缓解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在这一治理模式下，政府、私人组织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平等地享有制度决定权，共同参与制度的制定，同时，共同承担维护制度的职责。仅靠政府的力量难以从根本上缓解贫富两极分化，因为政府不可能完全掌握基层的情况，也不可能完全了解民众的意愿。加之利己之心作祟，政府很难控制为己谋利的冲动。只有在私人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共同的直接的监视之下，政府为己谋利之心才能收敛。同样地，只有在政府与私人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交流中，政府才能确切掌握他们的真实意愿。

　　在政府、私人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下制定的制度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各方的利益都将得到适当的考量。当然，各方利益不可能平均分配。富者不会因为掌握丰富的经济资源而拥有更多获取经济资源的机会，一次的成功不等于永远的成功。他要不断地与其他人平等竞争机会，以争取下一次的成功。贫者也不会因为手中缺乏经济资源而被剥夺获取经济资源的权利与机会，一次的失败不等于永远的失败。政府不仅不剥夺贫者致富的权利和机会，反而帮助贫者创设更多脱贫致富的机会。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贫富两极分化必定被缓解，直至被完全消解。

　　综上所述，参与式治理之所以能够缓解贫富两极分化，主要是因为它能通过改变制度的制定方式来改变制度的利益导向。政府在制定制度时与低层民众、私人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决策权将改变制度的利益导向，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中国“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不良倾向。

　　注释：

　　①陈宗胜。关于收入差别倒U曲线及两极分化研究中的几个方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2（5） :78-83.“进一步说，如果只研究收入水平与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关系还容易导致另一误解，即一旦这一回归关系成立，许多人会认为政策调节是多余的，只要耐心等到‘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收入差别即会自动地’下降〔）这又是对库兹涅英倒U理论的误读造成的〔）”

　　②详见纪玉山。库兹涅英倒U理论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97（3） :67-74.纪玉山对库兹涅英曲线提出质疑，周晨和谢福生也发文对倒U曲线提出疑问，见周晨，谢福生。

　　论西蒙·库兹涅英“倒U型曲线”假说理论的实质。辽宁大学学报，2010, （11） :158-160.

　　③纪玉山。库兹涅英倒U理论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97（3） :67-74.“收入差距是否持续扩大，关健在于政府执行的宏观收、分配政策及制度安排的完善程度〔）即使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只要政府部门制定出较为完善的宏观收入调节政策和具体的实施制度，居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也未必一定会呈现出持续恶化的趋势rnstein,SherrvR把公民参与分为8个层次，分别是：操纵、医疗、告知、咨询、安抚、合作伙伴、代理权和民众控制，其中操纵、医疗属于不是参与的”参与“，告知、咨询、安抚属于象征主义的”参与“，合作伙伴、代理权、民众控制属于民众行使权加勺参与（Arnstein,SherryR.公民参与的阶梯。见贾西津主编。中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49）：）我国公民参与至多是第二个层级象征主义的‘渗与”，有的地方连这一层级都未达至IJ〔）⑤听证制度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目的是为保障公民的公共利益不受损〔）中国政府曾经就春运火车票票价、水价、电价等问题召开过听证会，但效果不如人意，主要是政府缺乏听取民众意见的诚心。

　　参考文献：

　　[1]陈宗胜。倒U曲残的“阶梯形”变异[J].经济研究，1994（5）：55-60.

　　[2]李实，李婷。库兹涅假说可以解释中国的收入差距变化吗[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3）：5-10.

　　[3][4][5][6][7]B·盖伊·彼得斯。吴爱民，夏宏图译。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