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价值高度来看城乡统筹发展

一、引言
    城乡统筹关键在于破除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生产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割裂的局面。尤其以重庆和成都作为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更显国家对于中西部广大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互动发展、平衡发展的无限期许。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城乡二元化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扩大。除了上世纪80年代初和2006年以来的一段时间，中国农民的实际收入有比较大的改善之外，其他时间农民实际收入的提升水平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速度。农民得到改革发展、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对少一些，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了。200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44.9%，那么就意味着我国有55.1%的人口收入增长很迟缓。因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举国刺激内需的大背景下，内需增量只能主要依靠44.9%的城市居民的需求来拉动，而55.1%的农村居民的需求，由于其收入增长迟缓，对于需求的拉动作用有限。所以，城乡统筹发展对于刺激农民需求，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对抗经济危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城乡统筹策略在平衡城乡发展上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成都统筹城乡发展5年的实践表明，即使在全国城乡居民2000—2007年收入差距呈逐年拉大的趋势下，成都城乡居民收入比仍然从2002年的2.66：1缩小到了2007年的2.63：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并有所缩小。
    由于农产品具有收入弹性低和价格弹性低的特性，单纯靠增加农业生产容易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国外的历史经验证明，唯有通过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农民的人均收入才可以长期持续增长。与此相对应，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统筹，就需要形成城乡产业分工和联动发展格局，而城乡能否形成产业互动发展局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心城市技术高度。
    那么技术高度或者说技术价值高度与城乡统筹发展又有一个什么内在关系呢？什么样的技术才对城乡统筹发展有效呢？对城乡统筹有效的技术，其平衡城乡发展的作用机制又如何呢？下文将围绕上述三大问题展开论述。
    二、城乡统筹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地方中心城市的技术价值高度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价值创造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再构。一方面，发达国家将竞争力重心由生产制造转移到了创新、设计、市场营销、服务和制造业中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等方面；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由于接受了大量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生产制造等价值环节，从而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在此全球产业空间分离片断化进程中，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率先纳入全球这种分工体系，获得了快速发展，例如，目前我国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和增长极，面积只占全国3.4%，却创造了全国38.6%的GDP，全国70.3%的货物出口，吸引了55.9%的外国直接投资，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集聚发展趋势还会持续。
    在国内三大城市群中，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间最明显的经济景观类似之处在于二者都形成了那种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大地域分工协作下城乡共同富裕、联动发展的基本经济格局。例如，长江三角洲所有城市都肯定上海对当地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上海周边地区的许多企业都是从上海转移过来，很多上海的技术工人都在周边地区有蹲点企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连绵区之所以能够实现大片区域的城乡联动发展，其微观解释理由很大程度上在于各类产业依据技术价值距离衰减规律在空间上连续蔓延地分布。事实上，根据对江、浙两省共118个县级（包括县级市）行政区人均GDP水平与距离上海的陆路交通距离的相关研究也表明了这种技术价值的距离衰减规律：与上海的距离每增加100公里，县域资本的产出弹性增加0.061，离上海越远，资本的产出弹性越大，反映了边远地区资本的稀缺性；与上海的距离每增加100公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降低0.085，离上海越远，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越小，反映了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低效率。
    由此我们可以假定一种依据中心城市技术价值高度所决定的产业空间分工协作范围。图一横轴代表空间分离情况，在产业跳跃布局模式中这里泛指空间距离（无具体空间尺度），而在本研究所关注的产业空间蔓延布局模式中则更倾向于特指经济距离或时间距离而不是地理距离；纵轴代表技术的高度和价值的高度，这里认为只有市场应用价值的技术才是有用的技术，所以本研究通过左右纵轴来表明本研究考量的技术高度不在于其学术或研究的高度，而在于其市场表现的优劣程度即技术价值高度。
    地区中心城市所占据全球技术价值的高度直接决定着产业在空间的分工圈层。例如上海作为中国最为发达的城市，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范围已经从2小时车程向3小时车程扩散，即以上海为中心依据图中技术价值高度递减规律形成了超过2小时车程的有效产业分工协作、城乡联动的空间价值等级分工区域。如果以车程多少为衡量技术价值高度的指标，那么上海已经介于2~3之间。而根据《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来看，相对落后的直辖市重庆未来相当一段时间要围绕一小时经济圈展开建设，那么重庆按上述指标其技术价值高度只能小于1了。而与此相对应，日本丰田汽车城则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形成了5小时车程的分工体系，其推动的是5小时车程范围内的联动发展和共同富裕。此外，依据产业劳动生产率测度的产业结构高度或工业化高度指数也可以发现国内各省市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工业化高度大于1（美、日、英、法、德等发达国家该指数基本都大于10），处于第一阶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高度在0.5和1之间，处于第二阶梯；河北、河南、湖北、陕西、四川、贵州等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高度则在0和0.5之间，处于第三阶梯。
    如此可以发现，城乡统筹发展离不开城乡紧密合作的中间产品、服务的内部分工体系，而且这种空间价值等级分工体系的广度和深度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心城市技术价值高度。
    三、城乡统筹的产业空间蔓延机制：技术价值空间连续的垂直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