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价值高度来看城乡统筹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就需要打破目前城乡二元的最终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体系，而要建立城乡紧密地产业内部中间产品和服务分工体系。技术价值高度决定垂直分离的空间广度（车程范围），但只有那些有利于产业空间垂直分离的技术才会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例如，虽然上海和北京、天津工业化高度都大于1，处于国内第一阶梯，但是京津地区与长江三角洲之间最明显的经济景观差异则在于无论是环渤海经济圈、京津唐经济圈还是北京、天津都市圈都没有形成长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那种大地域分工协作下城乡共同富裕、联动发展的基本经济格局。
    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很多技术适合产业的空间垂直分离，而不是空间的纵向一体化，这样依据技术价值递减规律在以上海为中心的2~3小时车程的纵深地域内形成了产业不同价值分工环节空间垂直分离和各自集聚的现象，如此也就形成了长江三角洲产业“大区域集聚，中尺度扩散，小尺度集聚”的空间布局特征，或者形成了以上海为第一阶梯，苏州、无锡、杭州等为第二阶梯，周边县级地域为第三阶梯的产业生态群落。与此相反，京津地区不但没有出现长江三角洲各个地区依据与上海的交通时间距离呈现经济发展水平渐进缓慢降低的空间次序或经济景观，而且京津等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辐射情况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例如，从亚行支援项目《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来看，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中，32个贫困县的面积达8.3万平方公里，占该地区总面积的63.3%，其中，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河北省的贫困人口中超过一半分布在环京津地区，三分之一分布在环京津24县；“环京津贫困带甚至与西部地区最贫困的‘三西地区’（定西、陕西、西海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些指标甚至比‘三西’地区还要低！”
    由此可以发现如果依托产业联动来推动城乡统筹发展，那么中心城市的主导产业选择应该尽量选取那些适合产业不同价值环节空间分离的技术，而不是那些倾向产业空间纵向一体化的技术或者排斥区域内部分工而倾向高度空间集聚的技术。
    此外，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除了尽量选取那些适合产业不同价值环节空间分离的技术，还应该注意中心城市与周边第二阶梯、第三阶梯地区的技术价值梯度的连续性。例如，京津地区未能对周边地区形成有效的辐射，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京津等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过大的技术价值落差，这种巨大的差距不但严重约束了产业空间蔓延式布局，而且随着京津等中心城市技术价值高度的进一步提升，这种垂直落差还会进一步加剧，结果城乡之间、大地域内发展也将越来越失衡。
    最后，中心城市依据技术价值递减规律向外围扩散也不是完全的连续的衰减过程，而是依据城市等级体系分层分级衰减的过程。例如，京津地区向周围地区产业转移和空间辐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断裂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在于该地区缺乏一批类似长江三角洲中大量存在的如同苏州、无锡、杭州等中上等级的城市群落。对此，作为城乡统筹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重庆市在《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就明确其2020年1小时都市圈的建设目标是形成以重庆为中心、5个大城市、9个中等城市和小城市、300个左右小城镇的城镇等级体系。这一设计就严格依据了技术价值梯度连续承接的原则，未来该都市圈能否最终实现整个区域城乡的联动发展、共同富裕，关键就在于“1-5-9-300”之间的技术价值梯度能否连续或者能否上下有效承接。
    综上所述，城乡统筹的立足点在于鼓励中心城市优势产业的空间蔓延发展趋势，自然形成区域内部连续非断裂的技术价值梯度差异，而不要人为干扰这种距离衰减规律，造成梯度过大的波动，最终阻碍了产业的空间蔓延布局模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技术价值梯度衰减规律一般是一个连续的缓慢变化过程，承认梯度就需要在大区域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下，不能实行统一的产业进入门槛，门槛应该从中心区向周边逐渐递减，而且这种递减应该是依据城镇等级体系连续地缓慢地下降，而不能出现过度波动或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