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垄断行业收入总体走向

这其实没什么不好承认的，我们国家的垄断行业大都是因为行政性的管制所造成的。
        而且，在1995～2002期间，行业间工资差距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增加主要就是由一些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引起的。按理说，国有企业应该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分红，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垄断利润可以转化为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服务于社会的需要，那就好得多了。中国的问题在于，大量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恐怕只被其内部人分享了，而广大中国居民的福利却因为垄断部门的存在而受损。
        根据我们的研究，与制造业相比，“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和金融保险业这两大行业的收入在1988年并不显著突出，但是到了1995年，这两个行业便成为高收入行业了。在1995～2002年间，这两个行业与作为参照系的制造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更进一步增大。在2002年，这两个行业的工资分别比制造业高16.3%和21.0%。
        但是， 高收入的行业不是大学教育这样的行业。以制造业为参照，“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给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这5个行业的收入仍然高于制造业，这个结论是在已经排除了不同行业的员工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差异之后得到的。这些被我们发现是高收入行业的工作，是不是换了别人做不了的？显然不是。
        进入垄断行业是否机会平等？
        如果劳动力市场是没有行业进入壁垒的，对不同的劳动者，机会能够实现平等，那么，垄断企业即使有超额利润，也可以由企业留着，而不给员工加工资。所以，行业收入差距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因就是存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发问：是谁，凭什么进入了高收入行业？
        除了那些可能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比如教育、工龄、年龄、健康状况等)之后，社会关系是我们首先考虑的影响行业进入壁垒的非市场力量。我们发现，“找工作时有更多人可以提供帮助”的确可以提高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性，“多一个人帮忙找工作”的作用基本上相当于多一年教育、多一年工龄或者年轻一岁。
        家庭背景在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也考察了父亲的教育和政治身份对劳动力市场行业进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父亲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都有助于子女进入高收入行业。
        人们可能会以为，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市场相对来说发育更为成熟，社会关系的作用不会太大。于是，我们就比较了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行业进入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有什么不同，结果非常令人诧异。一方面，在东部，教育和经验这些变量显著地增加了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性，而在内地，这两个标识生产率的变量的作用却要小得多。
        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与内地相比，在东部地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进入高收入行业的作用也很重要。看来，市场机制的成长本身就体现出了两重性，一方面，它的确激励了社会生产率的增长，另一方面，在市场化进程中，一些非市场力量正在起着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国要形成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前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