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城市经济研究述评

　　 这些理论为我们了解城市经济产生和发展壮大的市场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随着城市的急速发展，城市病日益显现，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的理论不足以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健康城市理念、紧凑城市理论、精明增长理论、理性增长理论相继出现，引导城市经济发展合理利用城市空间，优化各种要素配置，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清洁、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 
　　 三、城市经济在我国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研究逐渐展开，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源于城市问题的需要（陈柳钦，2008）。随着农村改革的启动，农村经济活力逐渐得到释放，改革重心随之转移到城市来，城市经济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城市就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改革等问题，对城市的研究日渐加深，主要体现出版的学术专著增多，研究内容日益扩展，研究手段更为多样化，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增强。 
　　 四、我国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 
　　 关于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一直存在两种路径的争论，即以政府为核心的行政主导和以企业为核心的市场主导，这与所谓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的争论是一致的。 
　　 1.行政化集聚与扩散。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层级之间的权力与责任是逐级授予的，权力大小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级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行政权力的大小将涉及制度垄断程度和所覆盖的范围，城市作为地方政府发号施令的中心，自然形成以大管小的城市行政级别体系，造成城市建设资源沿行政层级向大城市集中，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具有更多的自主权（弗农·亨德森等，2007）。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前以典型的计划经济形式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国家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中心，由于建设资金的不足，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村抽取城市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等资源，并且附以户籍等计划手段加以固化，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带有明显的行政化特色。政府集体意志对资源的配置具有决定性作用，如“三线建设”时期产业布局的“山、散、洞”特征就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集聚规律截然相反，这一仅有的扩散效应带有非常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农村改革首先启动，城市改革继之，实行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但前期侧重计划手段，采用价格“双轨制”对经济增量部分进行资源配置，这种双轨制逐渐过渡到单轨制，继续先前的剪刀差和农村税费等形式推动农村资源向城市的集聚，这一过程持续到上世纪末期。21世纪始，城市经济的集聚与扩散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基本上实现了社会资源配置的单轨制，城市从农村抽离资源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由于产权的未定，政府通过垄断的资源抽取城市发展所需的资源，对农村资源有选择性的抽取，特别是对土地资源独占权使得城市“土地财政”现象非常明显，城市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表现为城市基础设施大幅改善，经济规模日益扩大，但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经营城市现象，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城市化进程行政干预的导向逐步从限制转为积极推进，中国的城市化也因此取得了高速发展的显著绩效，但同时也产生了明显的城市化泡沫以及较高的社会总成本（徐琴，2004）。同时，21世纪开始实行的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政策与上述抽离现象同时并存，两种相对的力量博弈结果如何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在资源等关键领域没有重大突破，城市经济行政集聚效应将进一步强化。 
　　 2.市场化集聚与扩散。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为先导的改革激活了市场力量，城市经济向乡村扩散，乡镇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繁荣就是明证，随着改革进程的向前推进，市场力量逐渐强大，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区位条件占优的城市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城市政府强力规划引导只是顺乎时势之举，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规划使城市集聚作用增强，这种人为推动使城市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引领作用，城市化推进对第一产业的优化作用、对第二产业的提升作用及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同样需要以城市为载体（张魁伟，2004）。为推动城市经济平稳发展，必须革除市场化进程中的各种制度障碍，促进资源在城乡之间流动，只有加快市场化进程才能发挥城市经济集聚和扩散效应。 
　　 五、关于城市经济的几点思考 
　　 城市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极，且有加速发展的趋势，在一定时期内，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城市群的出现，这种集聚效应会进一步强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必过于强调政府主导的行政化集聚与扩散效应，或是企业主导的市场化集聚与扩撒效应，现代经济发展历程表明，政府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只是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有所侧重。但不容忽视的是，现阶段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远超过扩散效应，城乡差距日益拉大，我们应同时采取市场化和政策手段对这种差距加以平衡。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城市经济集聚与扩散的边界应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