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史进程及后现代主义千浅论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3-02-15
马克思先生当年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时候曾经特别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强制,揭示过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劳动力商品,即创造剩余价值的角色。马克思说:“‘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此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历史链条梯次发展的最终驱动力量,它的任何变革和进步,都会促使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革命性变化,都会导致社会上层建筑的深刻嬗变,从而引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心理结构、知识结构、伦理结构和审美结构的关联性变化,最后,又都归结为文明和文化的更新,并以综合的形式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其更适合于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个体尤其是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一直具有一种强制性。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和人们思想水平的提升,这种强制不仅没有得到松驰,而且有越来越强化的趋势。今天的社会个体,尤其是无产阶级不仅越来越依附于劳动对象,越来越受制于大规模的社会生产过程,而且在其劳动之余,仍然越来越受制于各种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影响。统治阶级(资产阶级)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操纵,全面地控制了所有社会个体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和生活待遇。个体的生存方式与工作方式完全地被纳入了固定的程式之中。自由不仅意味着没有闲余的时间,而且意味着没有可以自由地即不受他人干扰地消费闲余时间的空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代的发展,虽为社会个体或无产阶级争取到了一定的空闲时间,但是他们为此丢失了全部私人的空间,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
二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在传统上受人尊重的人文学科和艺术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威胁。
生活方式的演变使得一部分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创作理想和艺术目标发生了重大偏离,并使他们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信仰和信任发生了根本动摇。现代艺术家和人文学者对自身前途的忧虑,又导致对整个西方文化之前途的忧虑。由于他们找不到消除当代科学技术对于人文学科和艺术生存与发展之威胁的途径,它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化在整体上的衰落。艺术家们和思想家们的创作活动越来越丧失了自主性和自由性。个体越来越受制于外在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作品和成果越来越趋于时间化,时尚化,商业化,世俗化。作者、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日益疏离和陌生化。另一方面,它又要同诸媒体阐述观念和顾及读者市场。面对着传媒系统中之各种新闻、拍卖信息和传闻的巨大吸引力和影响力,艺术家们和思想家们已经远远地把对事物真相(真理)的关切抛在了脑后。因为“事物的真相”成为越来越难以驾御的东西,越来越成媒体的“产品”和“赢利手段”。传媒系统成了一个最为庞大的造谣中心和商业的傀儡。正象学者们的职责在于不断地制造出真理一样,媒体的职责在于不断地杜撰出新闻(新奇之闻),以迎合受众的各种需要。整个传媒行业的兴盛最明显地衬托出了某些人文学科的衰落或不景气。然而有责任感的学者在反思,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得以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一个基本的文化背景。
三 西方反理性主义文化的发展导致主体尊严的丧失和人的价值的失落。
一些具有反传统色彩的现代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德里达在批判罗各斯中心标准,抨击尼采的超人思想。他们认为“道德”、“理想”、“理性”都是一些被西方传统文化,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尤其是西方社会进入近代文明之后,“人“被人为地拨高的了。到了现代以后,这一切都已经蜕变成为现代人兜售其个人私货,掩盖其个人欲望,渲泄(放纵或释放)其个人情绪(欲)的托辞。如弗洛伊德视文明为原欲的升华,合法化或合理化。这些具有反传统色彩的现代哲学家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批判和否定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他们没有为西方文化给出一个光明的前景。后现代主义则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们首当其冲地将课题定位在哲学的基本理论上,提出超越主客二分论。
四 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还表现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职责、地位和存在价值的危机。
自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来,追求真理,实现知识的价值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或工业化过程中,科学和理性日益强化着它们的个性功能,而弱化了对社会现实,对自身的批判性功能。现代理性和科学实际造就的一切也不断地偏离了知识分子预设的理想目标,使知识分子对科学、理性和真理产生了怀疑。由于发现了“真理”背后的操纵者,由于“真理”主要的不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由于“真理”日益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由于“真理”日益具有类似于时尚商品那样的时效性,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愿意为“真理”而战。由于实证科学不再迷人,理性不再崇高,“真理”不再神圣,他们对文本世界和话语世界的解释和说明变成了一场自娱性随意性的游戏。那种把一切都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为统一的科学目标而奋斗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受到了他们的唾弃。结果,西方知识分子不再自视为社会中一类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他们心甘情愿地被社会,被他者所同化,所“溶化”。随着知识分子之社会角色的多元化和模糊化,他们的工作和职责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结果是,经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即作为“社会良心”,以“社会正义”、“公正”、“普遍真理”的维护者和追求者自称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正在消声匿迹。 五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活动已经全面地扩张到了文化领域。
现代文化工业的兴起使得文化生产,精神生产全面地商业化了。一方面,在今天,连高级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艺术精英、思想精英等等都可以“批量生产”了,新的思想家,新的艺术家一次又一次地“被大批量地制造出来”。另一方面,艺术家们和思想家们的艺术创作和精神创作比以往更多地受制于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艺术创作和精神创作活动被强行纳入到了一定的程式之中。随着艺术与非艺术,学术与非学术,艺术与生活、理论与生活,艺术品与商品界限的日益消失,艺术、学术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活动正日益受到生活化、平庸化的处置。所有的文化行为首先被当作也要求被当作是一种商业行为。艺术活动、精神创作活动首先被要求遵循的是商品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科学活动、学术活动、艺术活动和其他精神创造活动都已经丧失了传统的价值意蕴和社会地位。科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于某种特殊精神财富的探索者和创造者,而成了为填补人们的空虚而进行批量生产中的商品化的特殊生意人或工匠。成了迎合社会中各色人等之特殊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各种需求的可怜小丑。中国当下的文化活动也基本上是在追随这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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