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长疾

　共和党秉承一贯的立场宣称，对富人实行低税率，对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形势至关重要。而民主党则把大幅削减针对该收入阶层的税赋斥责为增加低收入阶层的负担。
　　根据美国国税局(IRS)的数据，美国富人的税率在过去25年里大幅下降。收入最高的1％纳税人（按2008年水平指年收入超出38.0354万美元者），在1985年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有效所得税率分别是33％和29％。到了小布什政府时期，有效税率已降至23％。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估算，在年收入只有3万至4万美元的人群当中，大约四分之一负担的综合税率高于亿万富翁巴菲特，由此这一法案也被人戏称为“巴菲特规则”( Buffett Rule)。
　　在此背景下，对富人增税被认为是确保减赤成本由所有收入阶层公平承担的唯一办法。
　　11月23日，由12名议员组成的“超级委员会”，将公布他们根据7月份协议条款制定的减赤计划。
　　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表示，根据该计划，削减开支与增税规模之比高达六比一。这一比率比去年鲍尔斯-辛普森(Bowles-Simpson)委员会，以及今年夏季参议院“六人帮”(Gang of Six）提出的方案都要严厉，但是共和党人能否买账还是未知数。
　　芝加哥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经济顾问理查德·马顿（Richard Mattoon）对《财经》记者说，大家希望在政府支出减少的时候，私人支出能够及时弥补，但现在私人支出低迷，所以政府削减开支项目，很难对实体经济发挥正面作用，尤其是现在很多就业是来自政府的公共部门。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解决预算平衡，只需常识性建议：提高生产率；增加储蓄和投资；调动具有创造性的工商企业家的积极性等。扎迪说，目前的任务要使美国经济进入轨道，这对解决长期财政问题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两党政治导致的政策裂痕使此一任务几乎变成无法完成的使命。
　　美国金融家史蒂文·拉特纳(Steven Rattner)日前表示，和卡特里娜飓风相比，美国国会关于国债上限的争吵给经济造成的“寒蝉效应”更为严重。
　　
　　去实业化之痛
　　扼杀美国经济活力的除了消费支出外，还有企业竞争力的下滑。过去，美国经济的优势来自于对全球制造业市场的“统治”，而现在美国制造业产出的利润远远低于美国国民的消费水平。
　　战后美国大部分时间都享有贸易顺差，这一纪录在1960年到1977年间更是被不间断地保持。此后，美国经济表现开始出现螺旋式下滑，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虽然年贸易额一直在增长，但贸易赤字却成为美国进出口贸易中不变的主题。与一些国家高投资率导致贸易赤字的状况完全不同，低储蓄率、高消费和低投资，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推手。
　　制造业的水平在很大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20世纪50年代，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达到顶峰，而到1980年，日本和西欧的制造业水平已和美国并驾齐驱。从1964年前后到80年代末，美国的生产率在经济形势恶化的过程中江河日下，而伴随生产率下降的是一个资本向金融领域大规模转移的过程。
　　与此同时，为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工资和福利的上涨，美国制造商逐渐把业务活动转移到国外，同时购买外国的零部件，重点生产因技术革新而享有竞争优势的高价值产品。
　　在这期间美国经济完成了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由欧洲的资本催生了美国19世纪的经济扩张。第二次转型则指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美国开始应对金融贸易领域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竞争，将资本从大规模制造业向金融、商业服务、零售、专项制造、高科技产品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转移。
　　美国经济结构向服务业倾斜，导致制造业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值比重逐渐减少。高工资的制造业工作随之不断减少，并逐渐被低收入的零售业工作所取代。
　　2006年，制造业占美国国内产品和服务产出的12％，而1980年这一比例为20％。也是在那一年，金融和房地产贷款行业超过制造业，占美国经济产出的21％。而包括律师、咨询人员在内的专业服务人员就创造了等同于制造业的价值，占国内经济产出的12％，而该比例在1980年仅为7％。
　　在伯恩斯坦的眼中，美国的制造业确实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大衰退，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制造业产出也在大大提高，衰退的是制造业部门的就业率——如今，美国的劳动大军中只有10％是制造业工人，而1980年这一占比在20％以上。
　　马顿对比危机前后的状况说，制造业的衰落在经济危机之前就已发生，那是因为全球需求减弱；但经济危机之后，情况已然发生了改变。制造业复苏的势头比美国总体经济复苏要快得多，有些是因为出口的提振，有些是因为经济环境的压力使企业提高了生产力。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蕾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10月25日在国会听证会上说，自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1％，增幅几乎为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的2倍。
　　独立风险分析师克里斯·维伦（Christopher Whalen）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的再实业化过程已然发生，随着美元的进一步贬值，美国会日渐回到工业强国的位置。
　　扎迪发现，随着美国企业资产负债表的逐渐修复，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已有显著的提高，在过去一年差不多提高了1％，而就业市场目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因为需求和产量的疲弱增加，而较少是由于生产力提高所导致。
　　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产能过剩。
　　在金融危机前美国的产能利用率也只有70％，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新兴市场的经济迅速发展，大量投资转向新兴经济体。十年前，新兴国家政府的储备一年总计增加1000亿美元。2009年，这个数额达到1.6万亿美元。如今主权财富基金控制了全球投资的12％。
　　维伦说，我们的系统面临着1920年所面对的问题：高技术、创新，以及生产率提高导致的产能过剩。
　　全球经济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经济财富和影响力中心，而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白宫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成员、哈斯商学院(Haas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劳拉·泰森(Laura Tyson)声称，“我们美国还没有丢掉创新能力，但或许已丧失了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