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从博弈世界到东亚货币合作——看2005年诺奖获得者谢林的经济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

  而此时谢林的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就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个别国家认为加人合作体是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但是如果周边国家都联合起来了，而自己还在孤军奋战的话，损失会更大。受到“关键多数理论”的影响，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和现实中，周边国家或与自己关系紧密的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都会给自己形成一种压力，从而迫使自己与合作体形成封堵状态，面对更为巨大的损失，只能将自己逼进合作体中。例如，1993年欧洲联盟同意大市场建立时，丹麦全民公决否定参加，但只有意念时间，市场自发形成的封堵就使丹麦经济损失惨重，不得不在进行第二次全民公决后参与进来。而当前英国不愿意将历史上非常辉煌的英镑废除加人欧元区的决策非常类似于英国早期对待欧洲共同体的经济合作态度。英国因为自身利益没有参加欧洲共同体，并且还推动欧洲其他国家组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进行一种松散的经济贸易合作，形成对欧共体的对抗。但是，因为欧共体更强有力的合作形式产生的巨大力量，反而让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纷纷要求加人进来。其实，无论是欧共体、欧盟还是欧元区，它们的每一次发展、壮大都是谢林的“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为理论”的实证，“关键多数论”所形成的强制力是巨大的，它的存在直接会影响博弈结果的最终走向。

  目前许多学者都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东亚货币合作的“合意性”，论证了该区域是否具备货币合作的条件，大量实证的结果都表明东亚地区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但是在讨论该问题的“可行性”时就会出现许多的问题，其中有经济方面互补性差的问题，有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差异明显的问题，再就是许多学者提到的“东方文明传统”。  
  所谓“东方文明传统”包括:十分注重民族和国家的声誉与尊严，强调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对中央政府权力的尊重和绝对服从，集体主义传统价值观念，政治权威主义盛行等等。而国际货币合作，特别是涉及到建立货币区的问题，自然要求成员国让渡一定的货币政策主权，这个要求也许在西方国家相对容易达到，而在东亚则会对这种“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和做法”敏感，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东亚国家是最不容易在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同时，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亚洲国家往往把国家的尊严等道义因素看得很重，而在进行国际货币合作中难免出现“有损国家尊严和丢面子的事情”，正常的让步往往被视为软弱和卖国，被视为对国家主权的出卖。正因为这些，形成了东亚过去的国际货币合作传统，即必须达成共识，而且只能是非正式的合作形式。但是，这种传统也有可能利于合作，只要国家作出了选择合作的决定，那么国民和国内各阶层、各政治力量都会相对比较自觉自愿地服从和尊重国家政府的选择，这样就给东亚各国政府以相当大的自主权，有利于各国达成稳定的合作协议。由于注重民族与国家声誉的传统，东亚国家一旦签订了国际法律协议，国内法律部门就会很快将其变为国家法律，而民族荣誉感则让东亚国家在加人了合作体之后不愿意落后，而是尽力刺激国家更好地参与合作。  
  再进一步具体来说，东亚的货币合作实际上就是在现在的东盟的基础上再加上“中、日、韩”三国，也即东盟10+3。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合作体在加强其成员国之间的相互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合作体内的一系列政策协调和优惠政策在促进成员国发展的同时，很自然的也会成会对“中、日、韩”三国形成一种无形的封堵，对三方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而且随着合作体内部关系的不断加强，对这三个国家也会形成很大的压力，“封堵”的结果让三国都意识到加人该合作体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其中一个国家率先与东盟签订合作协议的话，出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国家领导权的考虑，另外两个国家不可能无动于衷，最终都会极具迫切愿望的加人该合作体。三个国家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为了得到东盟支持进而得到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领导权，就必然会争先恐后地向东盟靠拢，争相向东盟提出条件优惠的双边协议，以次作为争夺领导权的成本，这种博弈的结果必然是极大促进东亚的经济货币合作。而同样出于国家尊严的考虑，各国的民族自豪感会促使各国在这场货币合作中尽最大努力作到优秀而不是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