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斯蒙第人本经济伦理思想评析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沈昊驹 时间:2013-02-15
  论文关键词:人本伦理思想 伦理之维 和谐社会
  论文摘要:西斯蒙第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其思想对当时大工业社会取代小手工业小生产的胜利的反映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西斯蒙第这一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丰富的以人为本的内涵,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客体是人而不是财富,经济学应考虑大多数人的福利以及经济学研究应当有伦理之维的思想,对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西斯蒙第(1773-1842)是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也许并不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等那么突出,甚至也不能和萨伊相比,但其写于1819年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却成为他在经济学界的成名作。正是在这部书中,他唤起人们注意不受控制的工业主义所带来的危险和潜伏的危机,指出了经济危机的性质和无限制的竞争、生产过剩及消费不足所带来的危险,并预见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日益增大的裂痕,因而号召进行社会改革。他的上述观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的凯恩斯等经济学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熊彼特指出,西斯蒙第最后上升到了这样一种地位:“人们对之表示尊敬已经成为礼貌。部分地,这是由于同分析的成就并无牵涉的态度;他宣讲这样一种福音:经济学的真正客体是人而不是财富。
    笔者的目的在于:在对西斯蒙第的这种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理出对当代经济建设与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一、经济学的真正客体是人而不是财富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声明:“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为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并以此作为其著作的名称。马克思也认为“李嘉图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当作一般生产的最有利的方法,当作财富生产的最有利的方法。……他企求为生产的生产。从此,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看法中都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经济财富。例如萨伊就认为,政治经济学是阐明财富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
    同萨伊一样,西斯蒙第是以斯密的门徒身份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他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论商业财富》就属于第一批热情拥护斯密欧洲大陆贸易自由主张的作品。然而12年后,由于西斯蒙第观察到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新工业秩序对城市和农村工人生活所起的破坏性作用,其在为布鲁斯特的《爱丁堡百科全书》写的一篇文章中却表现出了与斯密的正统追随者相对立的立场。他“认为这些国家,这些民族都走错了路,他们虽然努力设法补救,但是灾难愈益严重。这种思想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得以深化。西斯蒙第不同意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述看法,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研究“人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西斯蒙第在界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时认为: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是考察财富生产,而是一门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只是一种使人获得物质幸福的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生产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提高自身的物质、精神享受水平。“财富和人口并不是国家繁荣的绝对标志;国家繁荣的标志在于财富和人口的比例”;“只有增加了国民享受,国民财富才算增加。并指出:“亚当·斯密是以抽象的方式来看财富的,而不考虑财富与应该享用这种财富的人的关系。西斯蒙第在评价李嘉图时认为:“他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他只说这门科学的目的就是无限制地增加财富。李嘉图曾经说过,只要一个国家实际的纯收人不变,它是由1000万人或是由1200万人组成的,都是没有关系的。对此,西斯蒙第愤怒地质问道:“怎么?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吗?因此,西斯蒙第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手段和目的颠倒了。
    二、经济学应考虑大多数人的福利
    西斯蒙第不仅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是人而不是财富,而且还认为政治经济学不能只考虑少数人致富的问题,更要关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福利问题。西斯蒙第认为“在某个国家里,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经常感到匾乏,生活极不稳定,意志被挫折,精神被研丧,人格被贬低,即使上层阶级获得至高无上的人类幸福,充分发挥一切才能,享有一切人民权利,有尽人间的乐事,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社会的财富只有当它能为每一个阶级造福,才是人们所期望的。……如果不考虑从事劳动的人,而只考虑那些应该享受的人,这种劳动就会变成可怕的灾难。因此,西斯蒙第从对生产和消费的研究转移到了生产和分配的研究,他认为无论个人或全社会的幸福,都不在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所创造的财富的合理使用和公平分配。在他看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伦理问题。这个伦理问题的公平性在于,分配应该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才使人们得到幸福。并且,西斯蒙第认为“积累国家的财富决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所代表的物质生活的快乐。”西斯蒙第批评亚当·斯密的学说是只有利于富人更加富裕的学说,斯密只看到,所有拥有财富的人都关心财富的增加。因此,就听其自然好了;他在使自己致富的同时也会使国家富裕起来。而西斯蒙第认为富人有时用增加新产品的方法来致富,有时却用窃夺原来应该属于穷人的一大部分财富的方法来致富;有的人有能力在自由竞争中致富,有的人却没有这种能力。因此西斯蒙第认为斯密的学说对西方文明社会的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工业能力方面有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发展;但是,在许多人民阶层中也产生了可怕的痛苦。因此他始终呼吁应对弱者实行权利保护:“我们把政府看成应该保护弱者不受强者欺侮的保护者,……为了人们由于自己不能获得的财富的增加而受危害,这种保护权力是极其必要的。
    正是由于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应当考虑大多数人的福利,因此,他几乎始终呼吁亚当·斯密所摒弃的政府干预,而反对自由放任。西斯蒙第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最强有力的人就会得到自己所要得的利益;而弱者的利益将失去保障;因为人们的政治目的就在于少损失多得利。在这各种利益互相斗争的竞争中,不合理的事几乎常常在邪气占上风的情况下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而社会力量自以为是大公无私的,事实上它也会干出这种事的,因为它不问青红皂白,总是同情强有力者。……(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个人利益是一种强取的利益,个人利益常常促使它追求违反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归根结底可以说是违反全人类的利益。西斯蒙第一针见血地揭开了自由放任的利己主义的本质乃是个人至上,弱肉强食。
    此外,西斯蒙第还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中得出结论:“要增加工业和人们劳动产品的销售额,不在于增加富人的收人,而必须增加穷人的收入。假若总是让劳动人民的收人增长低于产出增长的水平,就势必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西斯蒙第的上述思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约翰·穆勒就认为“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显然,约翰·穆勒的上述论断正是对西斯蒙第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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