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经济人假设的理论挑战及其超越

   经济博弈论与此不同，它在研究利益主体的行为特征时，主要不是在既定价格背景和预算约束条件下通过对物质资源的配置使个体利益最大化，而是从人与人之间策略相互作用这一变化的环境中考察人的行为。每个人的目的和行为不是孤立不变，而是每个人对自己行动的选择必须以他对其他局中人将如何反应的判断为基础。其他人策略和行为的变化，会影响其实现最大化的方式，进而改变效用最大化值，加大或减小实现最大化的难度。因而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决不可能不受外界和其他人的影响。用博弈论术语来说，就是策略相互依赖，利益高度相关。具体表现为每一局中人的策略选择都是其它局中人策略选择的反应(函数)，每个局中人的损益得失与所有局中人的策略选择相关。因此个体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取决于自身行为，但另一方面还要受制于与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他人，亦即个人的最优选择是他人选择的函数。从一般均衡中的经济人到博弈论中的对策局中人，可以看到，一般均衡着重研究人对物质资源的配置，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利益关系，而博弈论则强调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以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为立足点考虑物质资源的配置，使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和归位。有鉴于此，让传统的经济人面对有血有肉的交易对方，在策略相互依赖、利益密切相关的博弈均衡中作出决策，也是超越经济人的一条途径。
    3.个体间相互作用的调控:制度及其有效性
    从本质意义上讲，一定的初始察赋在市场上的交换结果绝不全是市场行为的作用，而主要是一种制度约束。市场行为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和外化形式，是社会经济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起作用也是在制度内在地规定了各种要素的相对地位(交换率和变化范围)之后的次一级层级上所发挥的作用二任何制度(正式的、非正式的)都包含着关于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并基于这些规定而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借助这些规则，各种社会、经济、组织和体制的集合体才能形成，各种交易中介和交易方式才能维持，各种分配和再分配的形式才能进行。因而制度构成了经济活动得以发生的初始条件。这类初始条件导致了不同的资源配置、不同交易结果、不同的均衡状态。因此，均衡价格不仅仅是市场要素的数量和结构的函数，从更深层的含义上来讲，市场价格(实际上是资源配置方式)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环境的初始条件，即各种经济环境、制度约束的具体情况。经济均衡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广义经济环境中给定的前提条件。可以理出这样一条逻辑关系链:初始条件—行为特征—对策均衡。从中可清晰地看出均衡对经济环境状态的依赖性。.这正是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所表述的思想，由于存在交易费用，不同的权利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重大的影响，交易费用是衔接“权利初始安排”和“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至关重要的中间变量，而明晰的产权制度则是降低交易费用，减少制度运行摩擦的基础。
    问题在于制度是否适切有效?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制度既定”的假设不涉此类问题，这样，经济人的决策中将不考虑制度变量。而新制度经济学所推进的制度变迁理论则强调，当存在着与规模效益、外部性内部化、风险回避、交易费用降低等相关的外部利益时，制度变迁必然会发生(换言之，从制度变迁的观点看，制度既调节着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使相互作用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而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又会推动制度的变迁，使相互作用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在这种交替反馈的过程中，制度以及制度所规定的经济活动都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有鉴于此，让传统的经济人面对变迁中的制度，在制度所给定的初始条件以及新制度可能带来的外部利益中做出决策。同样是超越经济人的一条途径
　　三、简要结论
    对相互作用的形成条件、运作条件和调控条件的分析表明，现实中的人是面对一定交易中介、交易对象和交易初始条件的人，并由于这些交易中介、交易对象和交易初始条件的多样性，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具有线性叠加的特征，而表现出非线性的相干性质。这种非线性相干，在宏观上导致了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群体效应，在微观上又提供了对人性模式的调控力量。因此立足于个体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将可以看到，人性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和普遍有效的先验规定，而是在现实的相互作用中所塑造、选择出来的多样化的心理结构。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之所以能把“自利”与“边际理性”看成普遍有效的人性规定，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构造出简明且精细的推理链条，正是因为他们把制度既定、产权既定、完全竞争、完全信息、无任何外部性和规模效益等极为理想化的条件作为前提，从而在实际上排斥了对复杂相互作用的考虑，也实际上排斥了人性模式的调控力量。
    与此不同，有限理性决策论改变完全信息的假定，明确把知识信息不足引人人性规定，并据此把知识信息视为以利益价值同样重要的一类决策前提，由此阐明满意性目标对最优目标替代的合理性以及启发式搜索对遍历性搜索替代的合理性。它所主张的人性模式显然具有自利一知识信息一有限理性的心理结构。经济博弈论更前进一步，在考虑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相互作用时，把对方的策略和对方的知识也作为一种信息乃至共同知识引人博弈结构，主张在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组合与支付组合中寻找博弈均衡。这不仅意味着对他人利益的认可，也意味着对他人理性的尊重。在这里互利性以及交互理J哇实际上己被引人人性结构。因而它所主张的人性模式中包含着互利对自利的限制以及交互理性对边际理性的约束。新制度经济学更前进一步，把制度本身作为一类变量，考察不同制度下的交易方式和交易费用，以及由此制约的经济活动。它所主张的人性模式显然有更丰富的内容。因为与制度相关的信任关系、权威关系、公认规定、风俗习惯、公共义务、社会认同等，均可以成为支配个人行为的一种力量，以至为了获得这些社会资本而出现“单边资源让渡”现象，它表明对制度的格守也可以是一种人性规定。
      由此可见，人性模式实质上是在社会交往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所陶冶、沉淀下来的心理结构。不同心理要素及其制约关系的确立，无疑是不同人性模式的内部根据，而社会交往和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环境条件又会选择适宜的人性模式，淘汰不适宜的人性模式，从而成为人性模式变迁的一类调控因素。正因为如此，人性模式是复杂的，不宜简单归结为性善或性恶;人性模式是具体的和多样的，不宜把哪一种模式宣称为普遍有效的;人性模式是历史的和可变的，不宜为它附加先验的规定。也正因为如此，人性假设应视不同领域、不同学科而进行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