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的综合效应研究

    〔论文关键词〕财政支持　农村社会保障　乘数效应　供给效应
    〔论文摘要〕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具有以下效应: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政府转移支付、促进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引导其它社会资金进入农村社会保障领域、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供给量和供给水平的供给效应;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增收效应。
    一、引言
    社会保障是国家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的一种安全制度，主要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从产品性质上看，除社会保险具有部分私人产品性质外，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均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性质。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社会保障应主要由政府财政供给，以弥补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农村社会保障是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上与城市社会保障应均衡发展，并最终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均等化。但长期以来，由于受二元经济结构等影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保障水平和社会化程度均低于城市，呈现明显的城乡二元分离结构和特征，因此更需国家政策扶持和财政投人。目前，针对农村社会保障，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许多研究，但大部分是围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投人机制进行，鲜有学者就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所产生的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和供给。本文在借鉴凯恩斯的乘数效应理论、挤人效应理论、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等理论的基础上，以江西为例，对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的综合效应和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的综合效应
    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指政府运用公共财政对农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和生活困难等情况下给予物质保障.以公共财政分担的方式分散和转移农民生存、发展风险。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主要具有以下几种效应:
    (一)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政府转移支付乘数，对经济增长产生乘数效应。
    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国民收人成倍的增长，这就是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政府支出既包括财政投资、政府购买，同时还包括政府转移支付等。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属于政府转移支付，按照凯恩斯的乘数效应理论，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乘数效应，这种乘数效应主要通过影响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来实现。假定不考虑税率的影响，政府转移支付乘数可表示为:
    政府转移支付乘数=边际消费倾向/(1-边际消费倾向)
    可见，在不考虑税率影响的前提下，政府转移支付乘数大小完全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当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时，政府转移支付乘数也随之提高。通常而言，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的因素除了收人水平之外，主要就是社会保障因素。当社会保障健全有效时，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相对乐观，因而敢于消费，边际消费倾向提高;当社会保障不健全时，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相对悲观，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不敢消费，边际消费倾向自然降低。因此，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人，建立和完善以财政为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扩大消费需求，带动国民经济增长。这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除.我国出口受到较大影响的形势下，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尤为重要和关键。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决定的，因此，扩大全社会消费、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关键和重点在农村。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起步相对较晚，保障层次低、范围小、覆盖面窄，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消费和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财政加大了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所提高，两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以江西为例，2002年以前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人均支出不到10元，全省农村社会保障基本只有农村社会救助、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因而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始终在较低的水平徘徊，最低的2001年甚至还不到0.1。2003年以来，江西加大了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先后建立了以财政为主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户供养、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保障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有所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农村消费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也相应提高。从表1可看出，由于2003年实施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农村特困群众救助和五保户供养，当年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迅速提高至0.8，较上年提高0.18，政府转移支付乘数也提高至5.07，农民人均消费额增加99元，均比以前有大幅提高，财政投人的当期效应十分明显。虽然近年来随着农民收人的增长，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所波动，但基本稳定在0.7左右，农民人均消费额更是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可见，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经传导可转化为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即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可促进经济的增长。
    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对提高整个农村居民边

际消费倾向均具有正效应，但这种效应因不同人群而有所差异，其中效应最大的人群笔者认为主要是农村低收人者和身患疾病的农民。据笔者在江西部分乡镇、村的调查，农村低收人者在没有获得社会保障前，边际消费倾向基本在0.3左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在获得社会保障之后，尤其是获得低保收人后，其收人相对有一块稳定的来源，具备了最基本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低保对象将低保收人的70-80%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进行消费，因而边际消费倾向大幅提高。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医疗救助的实施，大大减少了患病农民医疗费用上的支出，使他们将没有保障前须自己支付的医疗费用部分转用于消费，从而大幅提高了这类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

    (二)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量和供给水平，产生供给效应。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具有双重效应，即投资通过创造收入而产生对产出的需求效应，并通过投资增加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的产出能力而产生供给效应。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笔者认为也可视作一种“投资”，只不过这种投资不是投向经济领域，而是投向农村社会保障这种特殊的产品。按照哈罗德一多马理论，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也具有供给效应，只不过这种供给效应不是增加资本存量产生的供给效应，而是通过增加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量、提高供给水平而产生的直接供给效应，并同时影响和引导私人资金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人而产生间接供给效应，也就是挤人和外溢效应。
    1.直接供给效应。
    如前所述，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如仅靠市场进行配置和供给将不可避免存在市场失灵、供给不足等缺陷，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民收人低下及观念的相对落后决定了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主体必须是政府公共财政。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直接供给效应就是通过财政投人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数量和供给水平，满足农民对社会保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要。江西农村社会保障自2003年以来随着财政投入的增加，供给量增加、供给水平提高，初步满足了农民的需求，直接供给效应比较明显。以全省保障覆盖范围较广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为例，随着财政投人的持续增加，农村五保户的供养数、集中供养率、集中供养标准分别由2003年的16.3万、25% ,800元/人.年，增长到2008年的22.6万、81%,1800 元/人.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数、人均年补助水平分别由2006年的1221万人、35.6元，增长到2008年的2930万人、80元;最低生活保障享受人数和月均补助水平分别由2003年的99万人、12元，增长到2008年的150万人、55元。可见，不论是保障范围还是保障水平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变化得益于财政投人的增加，体现了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直接供给效应。
    2.间接供给效应。
    农村社会保障中部分产品如社会保险产品还具

有私人产品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不应完全由财政提供，而应由政府、集体和个人共同提供。政府作为这类保障产品的提供者之一，对这类保障产品的财政投人不仅可产生直接供给效应，增加其供给量，满足农民的部分需求，而且还将产生间接供给效应。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间接供给效应就是利用部分社会保障产品具有私人性质的特点，通过财政的投人缓解这类产品市场拥挤、供给不足，进而引导、带动和挤入民间私人资金的进入，以此增加农村社会保障产品的供给量，提高供给水平。以覆盖面较广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为例，2006年一2008年江西各级财政(含中央财政)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投人分别为4.35,9.97,21.52亿元，而同期引导和挤人的农民个人参保资金分别达1.42,3.02,5.38亿元，挤人效应比较明显。其它保障项目如农村养老保险，财政同样产生了挤人效应。可见财政资金在自身投人的同时还挤人了部分个人资金，提高了总供给量，产生了间接供给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