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共信息在中国-东盟贸易与投资中的传导效应

　　与此相应，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领域主要以贸易和加工业为主，包括农机、家电、轻工纺织、农业以及工程承包等行业；主要流向了少数具有区位优势的东盟国家，即泰国、柬埔寨、印尼、新加坡、越南五国。对泰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机械制造、贸易和房地产等行业；对柬埔寨主要投资于森林开采、农业种植、电力、纺织等领域；对印尼主要投资于化工、家电和摩托车制造等领域；在新加坡的投资主要集中在银行、金融、保险、航空、海运、贸易等领域；对越南主要集中在轻工业、农林渔业、房地产、建筑业等。虽然东盟对华直接投资一直不断地增长，但是，其实际投资占同年中国吸收的实际外资总额的比重却是逐年下降的。同时，中国吸收的来自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新加坡为代表的经济比较发达的五个国家，其他东盟国家对华投资极少。所以，中国-东盟双向投资还拥有不小的上升潜力。
　　第二，贸易与投资结构调整创造的商机。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中国-东盟各国经济增长放缓，迫切需要加强双方的调整贸易、投资结构。在2004年签署《货物贸易协议》以后，2004-2007年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逆差分别以22.43%、2.24%、7.18%、22.12%的速度逐年下降，其贸易逆差占中国全球贸易顺差的比重也分别以62.84%、19.27%、10.27%、5.44%趋于减少［6］。由于双方的出口市场都以美国、欧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主，区域内部贸易占双方对外贸易比重较小，市场博弈的结果是区域内贸易对象国和地区相对集中。2005-2007年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占中国贸易总额仅为9%左右，位于前五位的分别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五者进出口总值合计占同期全国与东盟进出口总值的85％以上［6］。由于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是我国、东盟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金融危机的发生势必减少它们的需求，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东盟各国的出口。2008年以来，受外部需求减弱、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我国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增速明显放缓，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不少外向型中小企业面临困境；东盟经济结束了几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各国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因此，金融危机迫切要求中国、东盟各国需要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刺激内需，加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也要调整面向欧美的贸易、投资结构。 
　　中国-东盟的贸易、投资进一步扩大具有必然趋势。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投资增长源自双方需求增长、产业内贸易增长。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不同的消费层次将随自贸区建设与东盟企业分享开发空间。中国-东盟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工业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产业内贸易指数高，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最有互补发展潜力的贸易产品，产业内贸易依存度大。此外，新加坡是世界著名的贸易中心之一，中国企业可通过与新加坡企业的密切合作而将产品销往更大的国际市场。马来西亚具有伊斯兰清真食品国际市场销售认证资格，中国企业通过与马来西亚企业的合作可将清真产品有效开发全球伊斯兰教消费者市场等。 
　　 
　　三、完善公共信息传导的基本原则与制度 
　　 
　　1.市场效率原则。“帕累托最优”的市场效率原则必须在平等竞争的起点上实现，这是被社会大多数人认可、包容的。因此，使信息公开、透明和可预见性，让交易者更容易获取和认知公共信息，更便捷地进行私人信息沟通等，以降低交易成本，降低经济运行中的系统性风险，这成为交易者第三方特别是政府的重要工作。这是因为：首先政府是法律及规则的制定者，是公共信息的权威发布者。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和如期建成，需要各国政府作为公认的公共利益代表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法律和游戏规则、维护市场秩序，交易者在追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必须按照法律和规则进行，并接受其监督。其次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各国政府提供公共信息及产品的高效率。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决定公共信息及产品的消费者倾向于免费搭车行为，而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导致其他消费者不反对免费搭车的行为，从而使公共信息及产品的个人消费“量”无法确定，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各国政府介入并集资来提供。 
　　2.激励相容原则。激励相容就是使自利的个人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使得每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时，同时也达到了其制度安排设计者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现实经济中完全竞争市场理想状态的排除，就隐含着承认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在促进社会创新与进步、不损害市场良性竞争的前提下，信息优势方利用其私人信息优势实现市场优势，实现对自身品牌、资源的整合，实现创新，谋求超额利润，为市场所认可。各国政府的监管来源于交易者享用公共信息及产品的意愿。中国-东盟贸易、投资的微观监管往往受市场博弈中强者的主导，宏观监管则依据公正的第三方对微观需求函数权衡汇总（适当调整弱势集团的权重）后的总需求函数进行，各国政府拥有确定本国贸易发展战略及协调与相关国家利益的决定权。因此各国政府履行公共利益代表、市场秩序的监管者职责时需要付出监管的制定成本和游说成本（各集团的组织费用和寻租费用）。在成本的约束下，应使公共信息的增加与私人信息的占优相容。因为市场公共信息的增加，可能破坏偶然交易，会降低市场运行效率（赫什雷弗，1971）［7］。 
　　3.促进跨文化交流中信用制度的渐进与完善。信用制度、规则的主要作用是降低系统运行风险，减少制度的运作成本。在跨文化交流中，通过提供信任内容的参照标准，建立和维护善者之间信任，增强认知、维持稳定，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负效应。但是，跨文化交流中信用制度的构建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建立和完善本国信用制度基础上，通过加强沟通，建立质量、品牌与信誉相互认证制度，完善征信体系，及时通报、沟通相关信息等促进信用制度的渐进与完善。 
　　 
　　四、基本结论 
　　 
　　信息不对称模型分析均隐含着公共信息相同的关键性假设。实际上，公共信息是贸易、投资市场发展的基础，公共信息容量的变化及其传导会直接影响贸易与投资者的市场行为。虽然跨文化交流困难增加了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市场、服务贸易市场、投资市场运行的不确定性，但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及全面启动，双方达成共识签署并付诸实施了一系列协议、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东盟各国刺激内需、加强合作等举措，使中国-东盟贸易、投资的公共信息容量及其传导发生变化，交易者更易于获取和认知公共信息，私人信息的沟通更为便捷，进一步降低了系统运行风险、交易成本、创造了新的商机。因此，后危机时代，中国、东盟各国应以市场效率、激励相容为原则，促进跨文化交流中信用制度的渐进与完善，实现中国-东盟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300-301. 
　　［2］ 肖显,胡群智,陈翔.90%企业不知道中国与东盟相互开放时间表［EB/OL］．中国-东盟贸易网. 
　　［3］ 王娟.中国与东盟国家国际服务贸易壁垒研究［J］．学术论坛,2009(10):112. 
　　［4］ 文岚.中泰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市场不确定性分析［J］．东南亚纵横,2007(10):50-55. 
　　［5］ 张晶晶.中国-东盟贸易发展现状分析［J］．商业经济,2007(2):78. 
　　［6］ 计算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网［EB/OL］． 
　　［7］ 查先进.信息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