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调整经济战略和中国即将面对的挑战

　　国外媒体和中国学者历来喜欢唱衰美国经济，尤其是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政策的能量储备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美国现在是政策储备能量最多的国家，也是美国历史上政策储备能量比较充分的时期。如果新上台的奥巴马经济智囊团队，再次推出削减财政赤字和压缩政府债务规模的经济战略，美国现在可以采取的政策手段，除了已经推出的减税和刺激企业投资的措施以外，至少还有：1、出售国有资产，它们是前段危机时期为了挽救破产大企业和大银行而动用联邦政府财力购入的私人股份资产和部分企业债务。2、逐渐提高市场利率，活跃金融市场，减少资本外流和吸引外资内流。3、增加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挽救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4、进一步调整移民政策，吸引各类高技术优秀专业人才的移民，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军用和民用科技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美国从2011年起陆续出台这些政策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奥巴马能够再次赢得2013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些政策则至少还将持续到2017年。
　　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美国成功削减财赤和压缩对外债务，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增长趋势就可能很快逆转，资本和高端技术人才外流将逐渐成为趋势，随之而来的将是宏观经济出现持续的货币紧缩和持续的物价上涨，金融业爆发严重的流动性危机，企业投资下降利润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社会负担增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增长等，重现1993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困难。此外，美国还有可能再次运用对付日本的广场协议手段，利用油价迫使中国方面作出人民币汇率上的牺牲，加速中国资本的外流。中国现在能够应对外部挑战的政策储备能量极为有限，首先是货币政策工具只能发挥短暂的功效，无法抵挡持续单向的外部冲击，其次是进口输入和成本推动的混合型通货膨胀已经抬头，限制政府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此外，从1998年开始的中国房地产投资建设的高潮期即将过去，政府得自土地拍卖和地价高涨的财政收入即将逐渐减少，很多地方政府可能因此重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财政困境。
　　中国现在正好处在一个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矛盾高发期，要想应对美国调整经济战略的巨大影响，避免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同样需要尽快作出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但是中国的调整十分困难。首先是只要人事部门进行年龄一刀切，就足以把所有资深经济专家排斥在外了。其次是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发中心，虽然他们都是地位类似美国白宫经济委员会和经济复兴委员会的政府经济决策咨询机构，但是发改委的内部，其实只是一个长期积累起来的庞大行政烂摊子，承袭计划经济的思想衣钵，时刻想的都是如何扩大或者恢复已经丧失的行政审批权。他们下设的众多科研机构，除了为垄断企业和地方政府服务以外，就是热衷于为领导起草各种文件，已经无法为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提出可以解决重大问题的经济战略来了。最近他们宣布新晋级的20位二级研究员，其中甚至没有一位具备财政金融的专业背景，依靠他们来应对美国的经济战略调整，连起码的对话都很困难。社科院则向高校看齐，以真理标准为原则，长期从事脱离政府决策实际的各种基础研究和问题研究，不了解政府决策急迫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而国研中心则基本没有自己的专业科研团队，只有信息收集、传递和宣传的功能。第三，如果选择设立新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根据中编办、中组部和人事部的干部用人标准，也绝不可能把编制和岗位资源分配给只有专业领域的突出贡献而没有取得高级行政级别的优秀专业人士。
　　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编制、专业岗位的职责分工和部门预算分配，都是高度透明的，长期没有业绩贡献的政府行政机构，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低效的机构，没有明确分工、责任无法考核的机构，总统说话不诚实或者用人不当，法官判决违宪等等，都是只要公众举报基本属实，联邦检察院就可以直接介入立案调查的，国会也可以直接授权独立检察官进行调查取证，确保错误得到及时纠正，腐败得到有效预防。相比之下，中国政府的机构编制管理和人事管理，以及部门预算分配，基本上都是不公开的，公众无法监督，检察机关也不敢介入调查，机构编制、岗位资格标准和干部选拔聘任标准，都变成了组织人事部门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他们的用人标准，是只看重领导亲疏关系和行政等级，而不是政府机构履行专业化社会分工职责的要求，高级专家的晋升资格标准，可以专为行政领导量身定做，很难依靠他们的推荐解决中央高层政府决策咨询的顾问人选问题。但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国家经济战略调整，没有货真价实的高级优秀专业队伍，恐怕就只有自欺欺人的空洞宣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