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驱动与制约

　　三、 实证分析
　　Bergstrom & Goodman(1973)曾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造公共支出规模模型,本文借鉴前人方法,构造模型如下:
　　lngt=?琢0+?琢1lndift+?琢2lnnt+?琢3lnopt+?琢4lnubt+?琢5rdeft+?琢6lnlt+?琢7lnrdt+?琢8lnmkt+u1t
　　其中,ln表示取自然对数,g是公共支出规模,用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百分比来表示;?琢0是常数项;dif表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城乡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间的差,以1978年为不变价格;n是年末总人口;op代表开放程度,以出口和进口总和占GDP比重来表示;ub代表城市化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rdef表示政府的举债能力,用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表示税收能力的指标有就业规模l和代表征税方便程度的交通状况rd,rd用标准道路里程来表示;mk表示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u1表示误差项;t是年份。
　　考虑到城市化可能受公共支出、农村居民收入状况和前一年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以及就业状况可能受公共支出、工资影响,本文还构造了另两个方程:
　　所谓城市化主要指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影响城市化的第一个因素是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用fi表示。在我国,由于公共品供给非均等化,重城市,轻农村,加上城镇化战略的引导,农村居民收入高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人有经济实力移居城市或就地城镇化。城市化还受公共支出影响,财政倾斜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吸引了更多的人移居城市。城市化是个累积的过程,受前一年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并带有明显的趋势,因此在方程中添加了城市化的一阶滞后项和趋势项。关于就业规模l,首先受工资影响,一般情况下,与工资呈正向变动,工资wg,用历年平均工资实际值来表示;公共支出g可能通过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影响劳动力供给l。u2和u3均表示误差项。
　　本文使用的是1978年~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每个变量的观察值均为31,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如下(括号里为Z统计量):
　　lng=211.259+0.192lndif-23.779lnn-0.416lnop+4.5lnub+
　　(6.5) (1.7)(-5.38) (-2.3) (7.01)
　　5.7rdef+4.454lnl+0.273lnrd+0.27lnmk
　　(5.46) (3.36) (0.53) (0.59)
　　R2=0.95
　　lnub=-13.345+0.025lng+0.048lnfi+0.692lnub-1+0.007t
　　(-2.63) (2.37) (2.05) (7.76)(2.64)
　　R2=0.998
　　lnl=10.469-0.389lng+0.237lnwg
　　 (79.09) (-13.14) (19.98)
　　R2=0.96
　　估计结果显示,人口规模与公共支出规模呈反向关系,人口每增长1%,公共支出规模相对缩小23.779%,这与前面的理论假设相反,说明我国的公共支出并未因人口增长的需求而扩大,这符合我国公共支出严重偏向城市、忽略农村,而农村人口又占很大比重的现实;开放程度与公共支出规模呈反向关系,开放程度扩大1%,公共支出规模缩小0.416%,说明在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府积极适应国际化要求,增进了工作效率,同时压缩了政府作为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直接参与市场化运作的规模;城乡差距与公共支出规模呈正向关系,城乡差距拉大1%,公共支出规模扩大0.192%,这与前面的理论和假设检验相反,说明目前为止我国政府部门对城乡差距重视不足,这与我国政府还未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角色中转变出来的现实有关;城市化与公共支出规模呈正向关系,城市化规模扩张1%,公共支出规模扩大4.5%,说明城市人口的增加确实引起了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品需求的增加;市场化程度与公共支出规模呈正向关系,市场化程度增加1%,公共支出规模扩大0.27%,说明市场化带来的垄断、外部性和各种社会问题增加了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但在统计上不显着;交通状况改善便于政府征税,但在统计上影响不显着;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供给面的就业因素,就业提高1%,公共支出规模提高4.454%,就业规模的增长,增强了税收能力,对公共支出有正向影响,可见,税收供给能力的提高是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主要目的是考察公共支出的驱动与制约因素,为节约篇幅,只对公共支出模型估计的可信性进行检验,这可以通过lng的拟合值和实际值的比较反映出来。从图1可以看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除了交通状况和市场化程度外,其他因素对公共支出规模增长有显着影响。首先,税收供给能力的提高是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表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增长带动公共支出规模增长267%;人口增长,反而使公共支出规模缩小了7倍以上,这可能是受制于税收能力,政府无力负担所有人的公共服务需求;再看对外开放因素,1978年,进出口总额只占GDP的9.7%,2008年遭遇次贷危机,也接近60%,对外开放扩大使公共支出规模缩小61.6%;城市化驱动公共支出规模增长414%;城乡收入差距也是驱动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是2.57倍,2008年扩大到3.31倍,驱动公共支出规模扩大48.8%。
　　四、 结论
　　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我国公共支出规模的驱动与制约因素,然后从实证上进行了检验。本文的结论是:控制政府举债能力这一变量,就业增长是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重要因素,如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女性走向劳动力市场,将不可测度的生产力变为可测度的生产力,扩大了潜在税基;交通状况的改善便于征税,但其对公共支出规模增长的正向作用在统计上不显着;人口、对外开放二因素与公共支出规模负向变动;市场化程度提高、城市化规模扩大和城乡差距拉大是驱动公共支出规模正增长的重要变量。这个结论也表明,公共支出规模增长受制于公共支出能力即收入来源,举债是透支未来收入,税收能力才是公共支出的保障,因此,本文的结论在政策上的体现,就是强调要扩大公共支出规模首先要提升就业率;其次,让全民共享改革成果,而不是以扩大城乡差距、加重社会不平等为代价片面发展城市,加大未来的经济发展风险和社会治理成本从而引发的更大规模的公共支出需求。公共支出规模的提高不仅要注重“开源”,增加就业,短期内更要注重“节流”,调整公共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率。
　　本文的结论建立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的整合上,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这有别于一般从需求单层面的模型分析。限于数据和时间周期,本文没有采用分阶段分析,也没有将预算外支出纳入进去,这是本文未来的改进方向。
　　参考文献:
　　1. Kau,J. B. and Rubin P. H..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Sources and Limits, Public Choice, 2002,(113):389-402.
　　2. Bergstrom & Goodman. Private Demands for Public Go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3, (63):280-296.
　　3. 常世旺,韩仁月.公众主导还是国家主导:1952年~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影响因素研究.经济评论,2008,(6):9-15.
　　作者简介:郭金秀,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高希武,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