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膨胀的挑战和政策选择

摘　要： 预测2007年增长将可能超过11.5%、且2008年增长依然强劲，但有关增长稳定性的争议越来越多。特别是下半年的消费物价指数突破了十年的最高点，8、9、10月的物价水平均在6%以上，进入了温和的通货膨胀区间，同期资产价格上涨更为迅速，股票指数在上升中幅波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出现了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双膨胀格局。双膨胀直接挑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首先，汇率升值和城市化进程中资产重估带来的成本传递效应，在国际因素的推波助澜下，可贸易部门加工成本的提升速度和潜在上升势头不小。其次，农业部门的成本也不断提高，导致一些农产品价格走高。再次，受成本推动，中国第三产业部门的长期"价格压抑"正在逐步释放。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靠财富存量是支撑不住经济增长的，必须依靠实业的国际竞争力来促进增长，宏观政策取向上要明确激励实业的创新和，抑制资产和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上升过快。

关键词： 消费物价指数，通货膨胀，资产价格，股票指数，宏观政策，国际竞争力
 
 
　　预测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可能超过11.5%、且2008年增长依然强劲，但有关增长稳定性的争议越来越多。特别是下半年的消费物价指数突破了十年的最高点，8、9、10月的物价水平均在6%以上，进入了温和的通货膨胀区间，同期资产价格上涨更为迅速，股票指数在上升中大幅波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出现了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双膨胀格局。双膨胀直接挑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从他国经济发展轨迹观察，在一国本币升值过程中，资产价格从重估到膨胀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有人认为重估就是资产膨胀甚至是泡沫化的过程），但同时伴生通货膨胀的现象却较少，"东亚模式"中更为少见，这主要是由于本币快速升值过程中相应的国际采购成本降低，消费品价格表现平稳。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都曾经历过粮食和农产品供给对进口的依赖大，汇率快速升值带来的主要是商品价格的紧缩效应，制造业都是因"便宜"而具有竞争力，服务业发展也比较充分，物价上涨的基础没有，货币冲击主要集中在资产上。日本在1985年汇率重估后的20年间，其CPI增长率最高时为1991年，仅为3.24。1996年-1997年股价狂涨期间，CPI增长率大多在3%以内。中国则不同，出现了双膨胀问题，值得厘清机理，有针对性地进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增长。
　　
　　一、资产和消费物价双膨胀格局显现端倪
　　
　　在中国汇率升值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重估引致的资产价格膨胀不会局限于资产部门，而是正在很快地传导到实体部门。在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推动下，中国开始直面近十年来罕见的资产和消费物价双膨胀格局。按"巴拉萨－萨缪尔逊原理"，可贸易部门的快速增长有明显的工资传递效应。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因受剩余劳动力的抑制，这种工资传递效应一直不很明显。但汇率升值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资产价格上升加快后，可贸易工业部门的传递效应却开始逐步显现。这种传递，不仅仅体现在向非贸易部门的"巴拉萨－萨缪尔逊型工资传递效应"，更重要的是在汇率改革和城市化触发下资产价格重估的更广泛的"成本传递效应"，包括土地、水、空气、税收、融资成本等的上升，同时作为大国还必须承担国际价格的冲击，农业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成本都开始上升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出现。
　　
　　首先，汇率升值和城市化进程中资产重估带来的成本传递效应，在国际因素的推波助澜下，可贸易工业部门加工成本的提升速度和潜在上升势头不小。究其表现，一是，从2005年汇改前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上升了约9%（从8.27到7.46），相应地抬高了制造业的出口成本，这一"价格－成本效应"还将在长期内缓慢显现出来；二是资产重估背景下土地、水、空气、税收、融资成本等不断上升，以及城市生活成本提高、"民工荒"等原因引致的劳动者加薪预期上升，不断抬高制造业要素投入的成本；三是由于国际生产性因素、美元贬值和资产投机原因，近年来全球农产品、原料、石油等基础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则更明显，它加剧了国内工业部门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虽然整体的实际汇率变动不大，甚至由于欧元的坚挺还小幅下降，对出口有利，但对原材料上涨的抵消作用极小，导致了出口品的成本－价格上升。中国的出口品价格已经不断上涨（世界银行，2007）。
　　
　

　　其次，农业部门的成本也不断提高，导致一些农产品价格走高。一般而言，部门产出的劳动力投入会依据农民打工者工资作为基本的劳动力市场套利均衡条件。由于农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慢，加上规模小，因而传统二元结构条件下难以吸收按部门工人工资衡量的成本，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时，农村劳动力成本是按农村基本生存水平投入的（刘易斯，1954）。而从当前看：第一，可贸易部门的工资提高对农业部门的工资传递效应非常明显。的进出口主要是制造业、特别是加工工业拉动的，由于这些部门的大规模和对农民工的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和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挂钩了（蔡昉2007），特别是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和社保的要求，使其成本正在逐步向城市打工的基本工资靠拢，这对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上涨有明显的推动效应。第二，农产品生产依赖于工业品的投入，如大量机械、化肥等，以及农业生产服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2005年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0.6%、8.3%，2006年虽因政策性等原因仅上涨1.5%，但2007年1-8月又反弹，上涨6%。其中的农业生产服务价格指数上涨较快，2003-2005三年以7.8%速度增，2007年1-8月更是上涨了11.3%；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业生产服务价格的上涨，提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农副畜牧产品又不可能完全依赖进口，而且作为大国其进口效应直接会拉高国际农产品价格。当前国内很多农副产品的加工原料受到国际农产品价格、能源价格的影响，生产成本推动下的农产品价格走高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受成本推动，中国第三产业部门的长期"价格压抑"正在逐步释放。第三产业很多是属于非贸易的、受管制的，仍处在严格审批的规划体系中，其价格很难反映供求关系，而成为国家调控价格的重要手段，如水、能源价格都是如此，这样也积累了大量的"价格压抑"。服务业潜在的价格上涨不仅仅受到工资成本推动，更重要是受到土地使用等资产价格上升的成本推动，这一潜在的压力是未来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二、宏观政策何去何从
　　
　　可以说双膨胀是有其互动机理的，而它的后果一方面是破坏了增长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成本推动导致实体部门的竞争力和回报率下降，很多制造业公司甚至都不愿做实业了，转向资产部门投机了，这将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因此必须对双膨胀给予重视和治理。2008年中国经济将直面双膨胀的挑战，宏观政策方面一方面要保持正利率。央行还应不断加大利率小幅调整预期，在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逐步化解资产泡沫的危机。在汇率升值可控制情况下，可考虑加大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且明确央行对汇率的触发性政策调控目标，积极参与外汇市场干预，保持干预主动权，增加一个政策杠杆。
　　
　　另一个方面为了缓解实体部门生产成本上升压力要更为积极，这方面最核心的政策应当是减税、激励创新。中国税收是以流转税为基础，而发达国家则以所得为基础。长期以来中国税收的核心是企业生产流转，而且名义税率很高。过去因征缴效果不佳使得实际税负并不十分高。随着化的发展和征缴力度加大，实际与名义税收水平的差距已被逐渐在拉平。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情景下，这一税收体制对实体往往是一种负激励，而资产部门的快速发展却没有相应的所得类税收，比如投资股票、债权等所得免税，也没开征物业税等。这种税收激励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逼企业去投机资产获取回报，直接拉大了实体和资产部门的缺口。因此，建议要在税收体制改革上下大力气、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改革，积极研究和开征相应的物业税和财富增值税等抑制资产泡沫。通过这一改革，才可能对企业设备更新有更大的激励，推动企业发展和创新。
　　
　　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靠财富存量是支撑不住经济增长的，必须依靠实业的国际竞争力来促进增长，宏观政策取向上要明确激励实业的创新和发展，抑制资产和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上升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