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二)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一)关于新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 [40]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国营和集体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按部门、地区分割,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经营按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统收统支”等,既影响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国20世纪后半叶商品流通体制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 [41]。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违背了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他认为,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 [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 [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 [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至今。近年来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 [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 [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 [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 [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
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 [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 [51]一文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高积累下社会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 [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 [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 [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 [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历史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 [57]。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论著众多。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 [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 [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 [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影响 [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方法、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 [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 [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和发展非农产业。 [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是探索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我国尽管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注释
[1]了韩志国:《从计划转向市场经济—新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5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张闻天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理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2] 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 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 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 《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 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
[37] 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38]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1] 《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3] 《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4] 《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 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 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46] 《1950年市场疲软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 《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3] 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5]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56] 《统购统销与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 《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经济》1991年第5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62]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63]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64] 《过渡时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与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
[65] 有关研究还有:梁无瑕:《评新剪刀差论》(《财政研究》1982年第3期);黄道霞:《论剪刀差》(《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
[66] 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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