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经济持久增长的真正源泉

【摘要】 西方兴起的原因历来鲜有共识，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部分因为诺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者占了上风。对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复兴了经济增长理论，但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绩效贡献甚微。在2002年，两位顶尖的华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持久增长发展路径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关键词】 大西洋贸易 制度变迁 内生比较优势 后发劣势
　　
　　西方兴起的原因历来鲜有共识，马克思认为是通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和对亚非拉的血腥掠夺，韦伯则认为新教教义对西方的兴起起着关键作用。20世纪后半期，诺思、托马斯等人又将西方的兴起归结为制度创新、交易费用的节省。在《西方的兴起》、《经济史结构与制度变迁》等著作里，诺思等人通过对15世纪到18世纪西欧经济史进行定量分析，将“为什么在这近四百年航运技术没有明显进步的前提下，西欧的贸易量却有突飞猛进的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制度创新。这一假说无疑有很强的解释力，诺思本人也因此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大西洋贸易重于制度？
　　这几年以“中心——依附”理论为支撑的《白银资本》红极一时，把西方的兴起重新归结为对美洲黄金、白银的掠夺。MIT的Daron Acemoglu（2005年克拉克奖获得者）和人合写了一篇名为《西欧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发表在2005年的《美国经济评论》上。他们提出新的假说：大西洋贸易至关重要，它一方面直接催生了GDP增长，更重要的是它能诱致不同方向的制度变迁，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走向。也就是说Acemoclu et al（2005）认为大西洋贸易是制度变迁的原因，而不是结果（注意与诺思的观点不同之处）。他们通过构造一系列的计量模型，（本文为行文方便去掉了原文的固定效应变量，但不影响原文结论）以城市化率和人均GDP衡量经济绩效，逐次引入变量进行回归，发现当解释变量只有西欧虚拟变量时，系数较大而且高度显著，当增加大西洋贸易虚拟变量时，先前显著的西欧虚拟变量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了。也就是说，一旦控制贸易变量，西欧国家并没有表现出突出的经济绩效，由此排除了西欧国家的兴起是因为地处欧洲西部本身的这个解释。
　　Acemoclu et al（2005）使用Polity IV的方法构造衡量制度指数，以度量对王权与王室垄断海外贸易的限制程度，并由此说明初始制度的重要性。增加制度指数后进行回归，如果制度指数的系数是高度显著的话，就可以下结论说，单纯制度因素对西欧兴起作用明显。但回归结果显示制度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统计检验，这意味着我们找不到明显支持制度单因素变量导致西欧经济起飞的证据。继续引入新的变量——制度指数和大西洋贸易量的交互项，发现此交互项是高度显著的，说明大西洋贸易与初始制度的交互作用对GDP的增长贡献是最重要的，因为此时以前一直高度显著的大西洋虚拟变量变得不显著了，数值上有时甚至为负值。
　　Acemoclu et al（2005）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那些在初始制度上得分太差的国家，根本没有从大西洋贸易上“获利”。这无疑是个有趣的现象，如果系数为负，岂不意味着大西洋贸易量越大，GDP增长越慢吗？但这的确是事实。西班牙、葡萄牙的衰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太富有了——从美洲抢的黄金白银太多了（大西洋贸易太多了，见《全球通史》）。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货币财富很多，资本相对丰裕，劳动力就相对昂贵，那么它们以前擅长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成本肯定上升，出口就成了问题。这时候的西班牙、葡萄牙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已经不符合林毅夫所说的内生的比较优势，它应该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才对。但当时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贸易是王室垄断的，这些人对发展重工业当然没什么兴趣。当然还有一些贿赂王室成员打擦边球的商人，他们的财富来源与当局庇护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没有法律上的产权保护，他们就算有兴趣投资重工业，也没那个胆。因为重工业投资量大、投资回报期长，没有严格的产权保护很可能血本无归。这时候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已经不是比较优势所在，再多的钱就只有吃喝玩乐了。坐吃山空，西班牙、葡萄牙的衰落也是自然的了。
　　Acemoclu et al（2005）还对纬度、降水量、温度等地理变量以及宗教等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一旦控制大西洋贸易与初始制度的互动，这些传统上认为对经济增长重要的变量与经济绩效的关系都不再显著。总之，他们认为西欧国家经济的起飞，良好的初始制度与便利的海洋贸易条件都很重要。
　　当然，Acemoclu et al（2005）的文章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初始制度非常重要，但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另外，该文还以制度指数为因变量，以大西洋贸易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后者对制度的演进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就让人迷惑了，在初始制度对私有财产提供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制度当然会与大西洋贸易进行良性互动，但一个国家极度专制，王室又垄断了大西洋贸易，贸易量的增加，不过是增加国王镇压民众反抗的实力而已，又怎么能推动制度的演进呢？
　　二、内生比较优势和自生能力
　　西方的兴起真的主要可以归结于大西洋贸易吗？一个经济体的起飞，能主要由海外贸易解释吗？让我们观察一下东南亚四小龙的兴起吧。这几个经济体由一个低收入经济体经过短短二三十年的持续增长，最终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它们凭的又是什么？有一段时间，它们的崛起被归结于威权政治，但同样是独裁政体的绝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却停滞不前，而民主国家则普遍实现了速度较慢但持久的经济发展。阿玛蒂亚·森不过轻轻几笔，便把所谓的李光耀命题批得体无完肤（阿玛蒂亚.森，2001），将东南亚四小龙归结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海外贸易的另一种说法曾经大行其道），林毅夫却认为外向型经济虽然能够解释四小龙起飞的一部分原因，但未免太过于表面化了。这位大陆最顶尖经济学家认为外向型经济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试想，一个国家没有相当的发展，自己吃饭穿衣都搞不定，怎么还能大量出口呢？他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持续增长基本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是否符合内生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却相对丰裕，因而工资价格低，它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可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