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技进步贡献率——与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

　　第二个模型是“干中学”的外部性模型。该模型包括两种商品和两个国家。在模型中，学习完全外在于厂商但完全内在于生产国；一种商品的生产率比另一种商品的生产率增长得更快；一国专业化于生产哪种商品完全取决于初始资源配置。如果两种商品的替代性强，生产率增长快的那种商品的消费将比另一种商品增长更快。当且仅当两种商品的替代性强时，专业化于生产知识密集型商品的国家才具有更高的增长率。一国开放贸易可能导致该国专业化于生产知识密集度低的商品，从而降低该国的增长率。 索洛1957年在创建新古典经济增长方程中发现实际增长远大于资本和劳动投入所带来的增长，这一差（索洛余值）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即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资本投入数量的增长因素之后，所有产生作用的其他因素总和，都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它揭示了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索洛研究发现：美国1909—1949年每小时劳动的产出增加有80%归因于技术进步。
　　20世纪60年代对TFP的研究从理论转向了实际应用，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发表了划时代着作《美国生产率趋势》，被理论界公认为第一部把TFP的理论应用于实际经济问题的着作，他运用TFP理论对美国的国民收入统计资料进行了历史分析，把国民收入的增长区分投入量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两大因素，计算出1889—1957年间美国国内私营经济领域综合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1.7%，实际产值平均年增长3.5%，其中一半是劳动和资本的投资量增加的结果，另一半是由技术进步而引起的TFP增长的结果，由此说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肯德里克认为，影响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且很复杂。概括有：无形投资的增加，指对教育、研究、发展、训练等方面的投资；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及其适应经济变化的速度；技术革新的扩展速度；生产规模的变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固有的质量等等。
　　1962年爱德华·丹尼森（Ddward F.Denison）是增长核算或增长原因分析之“父”，这是一种把观察到的国民收入增长分解成其构成元素、以便说明经济增长的原因的技术。它以利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估计劳动和资本对国民产出的实物质贡献为起点。并且增长核算的大部分“技巧”在于把该项剩余再次分解为其各种不同组成元素的方式，即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质量的改进、产业内资源转移、规模经济、固有知识应用上的时延等等。1962年，丹尼森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与我们面临的选择》（经济发展委员会，1962年），该书提出了增长核算问题。第二本书，《增长率为什么不同：战后九个西方国家的经验》，丹尼森的后三本书又回到了他初始的一个国家增长的主题，这三本书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1929—1960年》、《日本经济是如何高速增长的》（与W.KL.Chung合着）、《低速经济增长的原因：七十年代中的美国》。丹尼森最着名的研究成果之一——1929—1959年间美国年增长率的23%要单独归因于这期间美国教育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里对教育的公共支出的激增，正如其所暗示的那样，教育是一个国家增长率加快的主要因素。
　　他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等，另一类是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因素，即“全要素生产率”，（TFP），它包括资源配置、规模节约、知识的进展和应用等项目。丹尼森用“全要素生产率”扩充了索洛方程的“技术进步”的概念，因而“全要素生产率”被称为“广义的技术进步”，或称为直接称为“科技进步”。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里在需求所决定的前题下，称为“内生技术进步”。 丹尼森认为，将来生产率的提高将主要是由知识进展提供的，知识进展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愈来愈显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新经济增长理论，以研究内生产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的增长理论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其观点：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的观点是新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内生的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以保罗·罗默（Paul M.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讨论技术知识的内化以及如何在模型中体现技术知识问题，认为经济长期的增长的驱动力在于内生化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存量。
　　罗默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罗默在1986年发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在《政治经济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罗默以阿罗（1962）的“干中学”概念为基础上，提出了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罗默（1986）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例如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对于个别厂商的自身投入 和而言，该生产函数表现出不变规模收益、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定。然而，如果将K考虑在内，则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含义：代表性厂商将总知识水平 K视为给定的变量，因此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对整个经济（假定它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而言，由于对于任何常数有，因此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这里，总知识水平K成为外部性的来源。此外，罗默（1986）还假定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产出中没有用于消费的部 分）。这样，罗默模型实际上同“干中学”模型一样，通过知识积累的“副产品”性质和知识存量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增长。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被称之为知识积累模型，简称AK模型，它把知识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在这个模型里，罗默说明了知识的积累可使收益保持预想的递增效应。罗默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1）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2）劳动（非技术劳动）；（3）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4）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罗默在内生增长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导致了经济增长分析的全面复兴。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1988年卢卡斯重要贡献体现在他的一篇为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奠定基础的开创性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中。文中揭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经验缺陷（即不能解释国家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巨大差异），提出了两个内生增长模型。
　　第一个模型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在模型中，人力资本增长率是非工作时间的线性函数。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没有全部被投资者获得，投资具有正的溢出效应。由于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经济中最优产出增长率高于均衡增长率。另外，整个经济的生产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经济可以实现内生的增长。如果不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经济甚至将以更高的增长率增长。这一结论很重要，它意味着增长的发动机是内生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外生的技术变化。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可以解释各国持久收入的差异，但不能解释增长率的差异。由于人力资本具有正的外部性，相同技术水平的工人在人力资本平均水平较高的国家中获得较高的工资，因此该模型解释了存在着人口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强大吸引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