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研究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有辞典排列，比如说我们查辞典时有A、B、C、D，首先将A查到了，然后再考虑B，A没有考虑穷尽时，B绝对不能用。违反辞典排列就会产生“绳子效应”。
什么是绳子效应呢？一条绳子拉过来很容易，但是要推回去就非常难了。比如生态，要将一池塘的水破坏，倒一桶硫酸就可以了，但是要恢复它的洁净，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要建设和谐社会，生态安全要排在第一位。如果将和谐社会比喻为一个装水的桶的话，没有了生态安全，就如水桶没有了底，这是最大的灾难。生态安全是我们人类生存与发展排在首位的问题。
排在第二位的是环境安全。我们需要社会与社区的安全、工作环境的安全。排在第三位的是生物安全。如食品、药品安全。第四位的是物理发明。在无法保证前三种安全的情况下，物理发明不能随便乱用。第五是化学发明。比如说六六六粉杀虫剂，如果不注意使用的话，就会给人类造成灾难。
我们要坚持辞典排列的摇头权意识。摇头权意识也就是点头不算，摇头算，一票否决。
（二）法则。
所谓法则也就是基调意识。建立和谐劳动关系需要有法则。中国的智慧很多时候表现为基调法则，比如说名和字、礼和乐、经和纬，都是基与调的关系。
我们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基本人群上。受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影响，我们常常将人分为两类，要么“泰山”，要么“鸿毛”。于是我们注重“泰山”，也注重“鸿毛”，而将中间既不是“泰山”也不是“鸿毛”的忘记了。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基本的人群，也要关心弱势和比较弱势的人群，而且需要我们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这些基本的人群身上——他们既不是泰山，也不是鸿毛。这是协调劳动关系的基本思路。
我们要建立橄榄型结构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的结构类型是不同的。首先是砖形社会。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时期，社会就像是一块砖，非常稳定，有人把它称之为超稳定社会。这种社会结构虽然很稳定，但是没有活力。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社会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球形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很广，流行语“东西南北中、发财去广东”，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宽广的流动社会的场景。春节过后大量的人口涌人广东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春节前又有大量的人口离开，因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春运”。
这样的球形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化和问题，也包括劳动关系的变化。我们期待着橄榄形社会的出现，即大部分人都属于中等收入人群。
这种社会结构能够保证中间阶层的稳定性，从而更有可能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橄榄形社会的构成有哪些要素呢？有三个基调要素，即工资、住房、社保（包括五险，即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保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三个基调要素的分配形式是不同的。（见表1）。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三个要素的调整来建立劳动关系和谐，从而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
（三）准则。
准则所强调的是匹配性。
1.企业活力与职工收入匹配。
拉弗曲线（见图2）告诉我们，企业的活力与职工的收入是相匹配的。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职工收入来增强企业的活力。图中A轴为职工收人增长线，B轴为企业活力增长线。以纯加工型企业为例，若职工收入为0，企业活力为0；职工收入为每月1，000元，企业活力为6；职工收人为每月3，000元，企业活力为9.5；但是，职工收入增长至每月4，000元时，企业活力后退为7.5；职工收人为每月6，000元，企业活力为0。职工收入与企业活力不是永远成正比的。不同类型的企业其职工收入与企业活力的匹配是不同的。加工型企业职工收入增长到每月6，000元时，企业活力为0，而微创型企业职工收入为每月9，000元时，其企业活力为0，芯片制造企业职工收入为每月12，000元时，企业活力为0。
不同的企业的活力是受到职工收入影响的。企业活力与企业竞争力、企业发展潜力和自我认识相联系。企业活力最大是不可能达到10的，但是如果要将企业办好，职工工资收入为0，是没有人会为企业工作的，企业活力就为0。随着员工工资的提高，企业的活力也随之增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增长并不是永远成正比的。拉弗曲线告诉我们，工资增长和企业发展动力要形成匹配性。因此在工资集体协商谈判时一定要把握度，要把企业的运作、发展、收入和支出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
2.政府决策与普通职工的关系，即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要相匹配。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所说的就业是指“充分就业”，不是“完全就业”。城镇就业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现在农村有一些新生农民是没有土地的，他们需要被统计在就业人员之中。哈罗一多马模型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特别在发展中国家，是与资本积累、资金回收年限相关的。比如说广州市今年财政收入1000亿，拿多少资本进行投资呢？广州市是发展中城市，很多基本设施没有做完，要进行投入，应该是拿出35％比较合适。资金回收年限多长呢？一般是4年为合适。资金回收年限与投资什么有关系。比如投资重工业需要8年时间，如高铁、重化工业中的石化、钢铁厂。投资轻工业发展只要3—4年就可以了，如果在其中加入贸易投资，则一年就可以回收了。如果投资合理化，能够在4年中回收，资本积累率35％，除以4，那么经济增长率为8.75％，这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比例和经济增长率。我国每一个经济增长点可以造就125万个就业人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有用的，8％就可以解决1000万的就业人口。现在我国城镇的就业人口，再加上农村挤出来的就业人口，基本上每年也有1000多万。我国的就业人口决定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经济增长来为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年轻人无事可干的话就可能无事生非。特别是大学生毕业之后如果没有工作可做，就会觉得委屈和愤愤不平，他们已经付出了就业成本，因此就业心理更加迫切。
广东省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可以解决7万个就业岗位，其经济增长如果是10％的话，那么广东省每年就有70万就业岗位。但是广东省大中专毕业生只有50多万，因此广东省每年都有20多万的就业岗位盈余，可以吸收外地的硕士、博士毕业生等等。比如我们可以让广州市的一些公务员岗位，给来自外省的人员。按照菲利普斯的充分就业观点，允许3％的失业率。还有摩擦性失业。就业的区域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在我国现行情况下，实体经济就业占到总体就业的50％，符号经济（证券、会计、金融、网络等）就业占到25％，信仰经济（社保、福利等）就业占到10％，外包经济就业占到15％。跟过去相比，简单的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来表示就业可能不行了，需要从更多的角度来分析就业领域，政府如果想建立和谐劳动关系，起码能够在量上提供充分就业的数量。
3.收入与CPI、通货膨胀相匹配。
收入与CPI、通货膨胀率的匹配，要求各区域的职工整体收入需要一定的增长幅度。因此我们对不同经济行业（实体经济、符号经济、信仰经济、外包经济）整体工资增长速度要有一个数，需要制订不同的五年期预期和一年期预期，增长幅度要和CPI相匹配。各区域职工个人工资增长幅度，我们也需要有一个五年期、一年期预期。这些预期同样需要与CPI相匹配。
职工收入的增长还要考虑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是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价格水平变动的百分比。依据通货膨胀率找到职工收人的五年预期、一年预期，最终确定职工最希望获得的收入——这些收入不仅仅是维持生活，而且还要维持再生产。
符号经济里最重要的是金融。金融行业存在着鱼篓效应。人们把渔夫比做银行家，鱼篓比做银行，鱼鹰就像是企业。因此很多企业家说企业很多的经济利益被银行拿走了，通货膨胀很多时候是被鱼篓效应所拉动。这里有一个7.2现象，除非企业不找银行借钱。如果企业找银行借钱，比如借了2百万，那么7.2年以后要还400万，再过7.2年就需要还800万了。美国这次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着1％的资本家而来的。
摩根史丹利、高盛等企业，虽然他们只占美国人口的1％，但是他们拥有美国53％的财富。西方国家是私人资本，因此难以对通货膨胀进行政府干预，而我国是国家资本，可以对通货膨胀进行一些调整。
总而言之，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需要我们从企业经营者、普通职工、政府和工会四个方面出发，找到律则、法则，并且通过匹配性的准则进行调整，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基本面上保证劳动关系四方愿望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在协调劳动关系时，既要看到企业的艰难，也要看到职工的诉求，对抗与征服是无法最终化解矛盾的。
【参考文献].
[1]王福重。人人都爱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2]张彦宁。经济学[内部专用教材][z].北京：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2004.
[3]沈琴琴。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态势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影响[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1）：1—7.
[4]童爱农。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1）：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