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

　　二、经济法责任的功能

　　我们知道，经济学最重要的假设就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其实，人的理性假设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只是发现了它，并不是创设了它。人不仅在进行经济行为时是“理性”，在实施任何其它行为时也是“理性”。也就是说，“理性”只是人本身的一种决策机制，它决定人们如何做出决定，做出何种决定。我们的有些决定是理性的（通常认为是正解的决定），有些决定是感性的（通常认为是错误的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只能相对于某一个人来说，不能相对整个社会来说。
　　因此，本人认为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也是具有理性的。也就是说违法主体也是具有理性的利益主体，他在实施违法行为时，也会有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如果他看到违法的成本低于其违法收益时，他会继续实施该违法行为。法律在确定违法主体的法律责任时，就必须使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
　　如何才能保证违法者违法的成本高于其违法的收益呢？首先，我们应该准确地分析违法行为可能带来的各种成本。违法成本指的是组织或个人在实施违法行为后所应付出的代价。一个违法行为往往存在着两种成本。一种成本是指违法主体在实施违法行为时所考虑的、法律强加于其身各种“处罚”，另一种成本是指违法行为客观上造成的影响或损害。[3]法律的目的是通过明确前一种成本（即法律责任），来防止后一种成本的产生（预防功能）或弥补后一种成本（弥补功能）。由于经济违法行为显著的负外部性，它不仅会造成个人成本（对个人利益的损害），还会造成社会成本（对社会利益的损害）。所以经济法在进行成本弥补时，不仅要弥补个人成本，还要弥补社会成本。由于经济法是以社会本位为主导的，它更注重的是社会成本的弥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忽视个人成本。例如，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里的民事责任就是一种对个人成本的弥补。经营者在实施垄断行为时，不仅会直接损害其它经营者与消费者，还会对整个市场秩序与竞争机制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在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后，整个社会会因此而增加一种风险：即其它经营者可能进行的仿效。所以，这种风险也是一种社会成本。我们知道，弥补是指使受损害的利益恢复到违法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反垄断法在弥补违法行为造成社会成本时，采取的是表现为“惩罚性”赔偿的“少额”赔偿。虽然这种赔偿额高于垄断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的、可见的损害，但是相对于垄断行为对市场秩序与竞争机制所造成的损害，以及给社会带来的“仿效”风险而言，这种赔偿是不足的，是“少额”的。

　　三、经济法的责任体系

　　如前文如述，法律是为了使其保护的法益不受侵犯，才规定法律责任的。因此，法律在确定法律责任时，总是以其背后的利益为考量的。由于各个部门法背后的利益考量不同，其法律责任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这里所讲的法律责任，不是指的如“罚款”等责任形式，而是各种具体的责任形式，从一定的利益考量出发，按照一定的逻辑组成的责任系统。就一个具体的部门法而言，它不可能只采取某一种责任形式，而只是对某一种或一些责任形式更加偏重，这种偏重恰恰是由其背后的利益考量驱使的。例如在反垄断法中，罚款条款占整个法律责任条款的比例高达55%。因为反垄断法要通过“罚款”这种责任形式，来保护竞争秩序——其背后的利益考虑。
　　经济法责任不同于其它部门法责任表现在，其责任系统是行政类责任形式在先，民事类责任形式在中，刑事类责任形式在后，市场主体的责任在先，主管机关的责任在后。这不仅体现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而且体现了经济法先规制市场失灵，再控制政府失灵。例如，反垄断法第46、47、48条规定的是罚款，第50条规定的是民事责任，第52、54条规定的刑事责任，同样也是先规定了市场主体的责任，再规定主管机关的责任。因此，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表现在它具有独立的责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