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定标理论、实践及在我国实施的条件分析
关键词：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定标
通货膨胀定标(IT inflation targeting)是20世纪90年代由新西兰储备银行首先采用的一种货币政策新框架。IT在方法上突破了传统的“工具－中间目标－最终目标”货币政策框架，直接以通货膨胀（最终目标）取代中间目标。由于IT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性和可信性等方面有了重大突破，适应了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趋势，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与证实，因而日益成为当今货币政策的主流框架。
一、IT概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IT是一种从“试错(trial-and-error)”实践中产生并得以发展和完善的货币政策框架。IT先有实践，后有理论。
1?IT的定义。
最早对IT下定义的是leiderman和Svensson(1995)，他们对当时加拿大、芬兰、新西兰、瑞典、英国等采取IT国家与美国、德国、以色列、意大利等非采取IT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后来，经过Bernanke，Laubach和Mishkin等学者的研究、概括和提炼，形成了IT的两种定义：框架性定义和规则性定义。
框架性定义的倡导者从货币政策实践的角度来强调IT的特征，他们把IT看作是一种货币政策框架，因此Kuttner(2004)也把它称为“实践性定义”。IT的框架性定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货币当局公开声明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不一定是唯一目标）是价格稳定。二是货币当局应该公布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值作为价格稳定的标准，当实际值与目标值偏离时，通常还规定应该重新实现目标的时间。三是货币政策应该高度透明。中央银行通常定期发表关于形势和通货膨胀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产出增长等宏观变量的趋势分析和预测。四是某种形式的货币政策责任机制。当没有实现通胀目标时，通常要求中央银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公开发表解释或向政府提交公开信。
规则性定义的倡导者认为IT代表一种规则，即一种行为或行动的规定指南。最简单的IT规则性定义可概括为：货币当局明确宣布一个通货膨胀率作为未来一定时期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同时，中央银行对未来的通货膨胀作出预测，如果预测值大于目标值，则提高利率；如果预测值小于目标值，则降低利率；如果预测值与目标值大致相等，货币政策保持不变。正因为如此，IT又被Svensson (1997)称为通货膨胀预测定标(inflation forecast targeting)。
值得指出的是，从框架性定义与规则性定义的内容来看，两种定义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也不存在对立，关键在于前者强调IT是一种货币政策的新框架，而后者认为IT体现为货币政策的一种规则。
2?IT可实现的目标。
政府、中央银行或两者联合公开宣告中央银行将努力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或接近)某个规定数值内是IT的核心支柱。在这一核心支柱下，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的公开承诺和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责任制度构成了IT另外两个支柱。
IT可实现的主要目标如下：
（1）增加了政策的连贯性，使“相机抉择”有所限制的同时，仍有相当的灵活性，有利于实现“有约束的相机抉择(constrained discretion)”( Bernanke和Mishkin，1997)。如果能够对未来通货膨胀进行有效预测，货币政策的操作原则将非常简单和直观：当预测值与目标值相一致，说明货币政策是适当的；当预测值高于(或低于)目标值，则说明货币政策应该紧缩(或放松)。
（2）有效增强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与责任制。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中央银行独立性得到大大增强。同时，由于目标的简单明了，则容易被公众理解和接受，增加了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另外，由于目标容易检测，因此有效增强了中央银行的责任，即使实行“相机抉择”也不会因此影响中央银行的可信度。
（3）作为一个名义锚（nominal anchor），能够较好地引导公众预期，有效地改善经济的运行环境。IT作为一个名义锚突破了传统中间目标理论的三个标准（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能够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机会主义”动机及来自于政府实施膨胀性货币政策的压力加以约束，中央银行也因此能够以此来锁定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
二、IT的实践特征
最早采取IT的国家是新西兰。《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和《政策目标协议(PTA Policy Targets Agreement)1990-03》在IT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两者标志着IT的正式诞生，新西兰储备银行也因此闻名于世。《1989新西兰储备银行法》和《PTA1990-03》规定了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价格稳定，同时公布了一个明确的数值化通货膨胀率作为衡量价格稳定的标准。
在新西兰实行IT之后，智利（1990）、加拿大（1991）相继决定实行IT，并很快为英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所采纳。到目前为止，全球实行通货膨胀定标的国家共有21个。
IT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0年3月新西兰实行IT开始到1994年11月西班牙实行IT为止。这一阶段实行IT的国家有9个，其中7个为化国家（除智利、以色列外）。第二阶段从1998年4月捷克实行IT开始到2002年2月菲律宾实行IT为止。这一阶段实行IT的国家有15个，其中11个是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自此之后至今还没有出现新的IT国家。IT正处于青春期，虽然没有完全定型，但己经显示出一些实践特征(Kuttner，2004)。
1?IT的目标特征。
（1）最终目标。绝大部分IT国家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都包括了“价格稳定”这一核心内容，如加拿大为“稳定、可预期的通货膨胀”，挪威为“实现政府制定的通货膨胀目标”。除价格稳定之外，墨西哥、冰岛、巴西、南非等国家还包括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健，智利、挪威、墨西哥、冰岛等国家包括维护支付体系的功能，澳大利亚、挪威和菲律宾等国包括经济增长。
（2）IT定标的价格指数。在IT框架中，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用来定标的价格指数一般为CPI或 HCPI (Headline or Harmonized CPI)，只有少数几个IT国家（加拿大、韩国、泰国、南非、挪威等）选择了CCPI (Core CPI)。
（3）区间目标与点目标的选择。大多数IT国家选择一个合理的定标区间，只有英国、挪威、哥伦比亚等少数国家选择一个明确的点目标。工业化国家的目标区间一般选择在1-3%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则在2-6%之间。但即便是选择了一个区间，许多中央银行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倾向以点为主。
（4）实现目标值的时间跨度(horizon)。时间跨度选择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IT实施初期，许多中央银行选择在1年左右。在初始通货膨胀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还选择了多年目标以增强中央银行的可信度。目前大多数国家的时间跨度为不确定, 秘鲁、捷克、哥伦比亚等选择为1年，瑞士选择为3年，挪威选择为1-3年。
（5）例外条款(escape clause)。只有加拿大、捷克、新西兰、南非、瑞士等5个国家有正式的例外条款。该条款的内容主要是当经济受到非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冲击时(如汇率、石油价格、贸易条件等冲击)，通货膨胀目标应该进行重新设定。
CCPI、区间目标、时间跨度、例外条款等几种方法都是货币政策应对不确定性环境的技术，它们之间有明显的替代性。从实践来看，如果采用CCPI，就可以不用例外条款；如果采用区间目标，时间跨度就可以相对短些。
2?IT的制度特征。
（1）独立性。所有实行IT的国家都有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独立性，但澳大利亚、智利、挪威、新西兰、泰国、韩国、英国等8个国家规定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干预中央银行工具的选择。在目标独立性上不同国家差异较大，捷克、匈牙利、瑞典、瑞士等4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有完全的目标设定权，挪威和英国的中央银行完全没有目标设定权，同时，大多数国家的目标设定由政府和中央银行共同完成，个别国家还由政府和中央银行联合公布(以一方为主，另一方为辅)。
（2）透明度。绝大多数IT国家的中央银行（除澳大利亚、加拿大、冰岛、瑞士4 个国家外）都发表《通货膨胀报告》，即使不发表《通货膨胀报告》，中央银行通常也有《货币政策报告》或《货币政策声明》之类的材料公诸于众。大多数国家(13个)不公开决策的会议记录，但英国、瑞典、韩国、波兰、捷克、智利、巴西等7个国家公开会议记录，公开时间从几天到几月不等，其中巴西在会议后8天就公布投票情况，韩国则在3个月以后公开。
（3）决策和责任。从决策过程看，大多数中央银行采用货币政策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集体投票表决的形式作出决策，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泰国等4个国家的中央银行采用一致同意的决策方式，只有新西兰和以色列的货币政策决策由行长个人决定。一旦通货膨胀目标没有实现，英国、瑞典、波兰、菲律宾、新西兰、挪威、以色列、冰岛、巴西等9个国家要求中央银行发表一份公开信，解释通货膨胀率偏离目标的原因，并对如何实现通货膨胀目标作出说明。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捷克、匈牙利、以色列、墨西哥、新西兰、挪威、波兰、菲律宾、瑞典、韩国、英国等15个国家对通货膨胀目标有国会听证的要求。
（4）分析与预测。较高的分析与预测水平，特别是对未来通货膨胀水平的预测水平，是实行 IT时对中央银行最突出、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实行IT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中央银行一般还对GDP增长率、产出缺口等指标进行预测。除了中央银行官方预测外，绝大多数实行IT国家也公布非官方预测，如基于市场调查的预测和基于资产市场价格的预测等。在预测时，对利率变化的不同假定往往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利率不变假定是最简单的假定，市场利率假定和内生利率假定则相对比较复杂。在预测技术上，很多国家采用了扇形图技术，即对不确定性往往用可信区间的形式加以处理，目前，巴西、智利、哥伦比亚、捷克、匈牙利、冰岛、以色列、挪威、秘鲁、菲律宾、瑞典、韩国、南非、泰国、英国等15个国家在预测通货膨胀时采用扇形图；巴西、智利、哥伦比亚、捷克、挪威、泰国、英国等7个国家对GDP增长的预测也用扇形图；只有哥伦比亚采用扇形图预测产出缺口。
三、对IT实践效果的评价
IT的效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IT的目标效果(target effect)，指实行IT以后，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的差异大小；二是宏观效果(macroeconomic effect)，指实行IT以后，各宏观经济变量特别是通货膨胀率、利率和产出等宏观变量特征的变化，其中利率的变化有时也被认为就是中央银行的行为变化。后者是评价IT实践价值的关键。
关于IT的宏观效果，学术界有“相关论”与“无关论”之争。发生争论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在90年代中期，IT国家数量较少且时间较短，可以用于实证的数据较少；二是由于90年代低通货膨胀的宏观环境，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比较研究；三与非IT国家相比，IT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宏观经济表现都不是很理想，对IT的作用也难下定论。
Ammer,Freeman和Freeman,Willis1995年使用的VAR（value at risk）模型是“相关论”最早的实证研究成果。他们发现：在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采取IT后，通货膨胀下降得比预计的要显著，这表明IT是很有效果的；同时长期利率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表明IT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但这种效应并不长久。
Mishkin 和 Posen (1997)概括了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的IT经验，对CCPI、GDP增长、短期中央银行利率的VAR作出了估计。他们证实，在这几个国家实行IT以前，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控制，IT有锁定(lock-in)已取得利益的作用。同时，通过动态模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几个国家在开始实施反通货膨胀的政策之时就实行IT框架，通货膨胀和利率都能够实现明显下降，但产出情况可能会发生明显变化。
Debelle (1997)分析了七个国家(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加上芬兰、瑞典、澳大利亚、西班牙)的IT经验，发现在这七个国家通货膨胀和长期利率下降的同时，失业率在上升，说明实行IT并非没有成本。
Bernanke，Laubach和Mishkin (1999) 发现，率先实行IT的少数几个国家的反通货膨胀成本并没有明显减少，但IT的一个主要优点是有助于锁定反通货膨胀的利益，特别是当面临通货膨胀冲击时。英国和瑞典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RM Exchange Rate Mechanism）和加拿大实行商品和服务税证明了这一点。通过公开宣布通货膨胀目标，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被“锚住”，货币政策有了明确的方向。
Corbo，Moreno 和Schmidit-Hebbbel (2001) 指出，实行IT以后，损失率和产出波动率明显下降。IT强化了通货膨胀前瞻性预期的作用，因此减少了通货膨胀的惯性，IT国家的可信度逐步确立。但IT国家与非IT国家中央银行对于通货膨胀的回避性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整个90年代的利率变动比所预计的要小得多。
Neumann 和Hagen(2002)的实证表明IT与宏观表现的改善是相关的。实行IT不仅降低了通货膨胀的水平，而且减少了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波动性，中央银行可以较好地应对和处理外部冲击， IT改进了中央银行的行为，增强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降低了通货膨胀的预期。
总的来看，绝大多数支持IT的学者持相关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实行了IT这一货币政策框架，中央银行的可信度大大增加，在实现价格稳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Ball和Sheridan（2003），Willard（2006）是无关论的主要代表。他们认为虽然与美国、欧元区国家相比，实行IT国家的初始条件并不是很好，IT国家的改进较大（通货膨胀水平和惯性的下降）。但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宏观经济有稳定的收敛性(convergence)，并不是由于实行了IT。
应该指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IT对宏观经济产生危害的任何证据，因此理论和实践双方对IT大多持肯定态度。即使是无关论者也认为，IT可能有一些还没有被发现的优点。货币-[飞诺网FENO.CN]
四、IT在家实施的前提
由于第一阶段实施IT的国家多数是化国家，因此一般认为IT的有效实施应该有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良好的环境。如Masson, Savastano和Sharma (1997)，Debelle, Masson和Savastano(1998)就认为，IT需要相当严格的技术条件和制度保障，这些都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能具备的，因此发展中国家至少在近期内还不可能通过实行IT来改善货币政策。他们认为，IT实施的前提包括：一是中央银行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按照Fischer和Debelle(1994)的说法，虽不必有目标独立性，但至少应该有工具独立性。二是货币当局没有对其它名义变量(如工资、名义汇率)水平和路径的承诺。除以上两个基本前提外，一个国家还必须有技术能力和体制条件运用模型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并对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进行估计。
但第二阶段实施IT国家的实践却反驳了上述观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突破了IT实施需要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和良好的金融环境这一认识上的框框，在并不具备这些所谓前提的条件下宣布实行IT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Carare,Schaechter和Stone (2002)在发展中国家IT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IT框架的初始条件：一是确立一个控制通货膨胀目标的任务和中央银行对实现这一目标的责任；二是确保通货膨胀目标不被其它目标所主导；三是要具备一个完善和稳定的金融体系；四是要有一套适合的政策工具。但这些初始条件并不是“严格”前提，缺少其中的某些条件并不意味着不能实施IT，从实践来看，在一些条件并不完全满足的国家中，IT仍能够运行得相当好。
IMF在2005年对发展中国家实施IT的前提进行了概括，并对IT的前提问题作出了定量分析（IMF,2005）。
IMF把IT的前提概括为四个部分：一是机构独立(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这要求中央银行必须有足够法定的自治能力，并免受可能与IT目标产生冲突的财政与压力。二是设计良好的技术基础设施(technical infrastructure)，即中央银行必须具有通货膨胀预测的程序与建模能力，及执行预测所需要的所有数据；三是经济结构(economic structure)，为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价格应该完全解除管制，经济不应该对商品价格和汇率过度敏感，美元化程度应该非常低。四是健康的金融体系(health of financial system)，为最小化与金融稳定目标的潜在冲突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递，应该有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和发达的资本市场。
同时，通过设计评价IT前提的指标体系，IMF对实施IT的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进行了系统比较。IMF的主要结论是：一是上述前提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实行IT不可逾越的绝对必要条件；二是没有一个前提与实行IT后宏观经济表现的改善有显著的相关性；三是在制度、技术和经济结构等方面，IT国家在实施之初与目前潜在的IT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说明这些国家完全可以实行IT；四是实行IT后，货币政策的制度、技术等方面确实能够得到很好的改进和提高。总的来看，政府和中央银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实行IT最关健的因素。
五、IT在我国实施的条件分析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采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IT作为一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得到有效实践的货币政策新框架，值得我国借鉴。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如余明(2003)、蔡志刚(2004)认为IT的前提比较严格，我国目前还不具备这些前提，因此不宜实行IT。相反姜波克、朱云高(2004)等则认为我国己经具备了实行IT的条件，实行IT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一种现实选择。
虽然IMF的研究表明所谓IT的前提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实行IT的关键在于政府和货币当局的决心和信心，但充分的前提条件对于政策实行取得良好的效果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通过结合IMF2005年提出的标准对我国实施IT的条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已经具备了实施IT的部分条件，但条件仍不充分：
1?中央银行机构独立。
IMF认为中央银行机构独立的最佳标准是：没有或很少的财政借款（包括隐性的）,中央银行具有完全的操作独立性(工具独立性)，货币政策以通货膨胀为唯一法定目标，中央银行行长任期安全，财政收支平衡，公债/GDP比例低，中央银行总体独立性高等7项指标。
从总体独立性看，中国人民银行自1984年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特别是在1995年3月18 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来，中央银行相对于财政、各级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独立性得到不断提高，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方面尤其是在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方面已经相对独立，但中国人民银行直接隶属于国务院，也没有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在国务院），这种独立性始终是相对的。中国人民银行前一任行长任期达到8年，现任行长任期也已达4年，行长任期安全有较好的保障。从财政收支看，2005年全国财政赤字与全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为2280.99亿元和1.25%，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得到有效改善。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停止向财政透支以来，已较为成功地摆脱了各级政府和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目前的主要问题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向农业发展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农业银行等发放了大量政策性再贷款，并承担了本应由财政负担的与城市信用社、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问题金融机构的亏损与债务，实质上是隐性的财政赤字，二是各级地方政府存在大量债务。从国债/GDP的比例来看，2005年我国国债余额超过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17%左右，相对发达国家30-45%的水平并不算高。同时，我国货币政策的法定目标虽然以价格稳定为核心，但仍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目标，从具体执行情况来看也是如此。
2?中央银行技术基础设施。
IMF关于中央银行技术基础设施的最佳标准是：中央银行能够取得全部可信、高质量的必要经济数据，有对通货膨胀进行条件预测（conditional forecast）的建模能力和周期性、系统性预测程序等3项指标。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数据的取得能力已经大为提高。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上海总部，将通过上海总部贴近市场的优势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迅捷、准确的信息来源。但宏观经济数据的可信性和及时性仍不能得到有效保证，如CPI指标不够全面，反应过于滞后等。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尚未运用周期性、系统性预测程序对通货膨胀等进行预测，在有条件预测建模方面仍不具备条件。
3?经济结构。
IMF关于经济结构的最佳标准包括：低或没有汇率传递（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国内通货膨胀对商品价格（commodity price）波动敏感性低，低或没有美元化(dollarization) ，低的外贸依存度等4项指标。
从近两年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对商品价格反应并不敏感，尤其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投资需求旺盛的阶段，国际市场主要商品价格的上升（主要是能源与原材料价格上升）大部分被生产商吸收，没有完全传递给消费者，GDP增长没有受到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较大影响。而由于我国对资本市场项目基本没有放开，对外汇收支采取了相对严格的结售汇制度，汇率波动也因钉住一篮子货币而受到限制，汇率仅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波动，宏观经济对汇率反应并不明显，汇率传递较低。从美元化情况看，目前我国的美元化程度非常低，但随着居民外汇收入的增加和持续顺差，银行体系中的外币存款和居民持有的外币资产正不断增长，美元化有逐渐提高的趋势。同时，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2005年更达到80%的高峰，容易受国际市场影响。
4?金融体系。
IMF关于金融体系的最佳标准包括：高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超过10%）、高的股票融资量/GDP比例、高的债券融资量（非公债）/GDP比例、高的股票市场交易量/GDP比例、没有或低的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债券到期日长且交易活跃等6项指标。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已经得到很大提高。2005年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与工商银行经过股改和注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3.57%、10.42%和9.89%，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7.42%,115家城市商业银行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也达到5.13%，满足中国银监会公布新资本标准的机构家数达到53家，其资产规模已经占到全部银行类金融机构资产的75%以上。从货币错配风险来看，虽然中国严格控制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但随着近几年来国内外汇储备的不断提高，中国银行业货币错配风险正在积累，一旦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调整，将会影响银行业的发展。同时，我国直接融资比重非常低，2005年仅为13.8%，2005年股票市场交易量为3.1万亿元（2006年上半年为3.8万亿元）,受股权分置改革影响股票市场融资仅为329亿元，中长期债券融资仅为654亿元（2006年上半年有所提高，达到1955亿元），短期融资券仅为1392.5亿元，相对于2005年18.2万亿元的GDP总量，比重相对过小。另外，从债券到期日长短来看，除国债020005（国债）、03国开行债（金融债）和03三峡债（企业债）等少数债券最长期限达到30年外，一般债券期限不超过20年，且长期债券交易不够活跃。
总的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实施IT的部分有利条件，但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完善：一是应进一步优化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管理，建立起问题金融机构的长效处置机制，如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加强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与保险保障基金管理等；二是逐步实现隐性财政赤字的证券化，如将部分国家政策性行为形成的再贷款分批转换为中央银行持有的长期国债，逐步将地方政府债务转换为中央财政担保的地方政府债券等；三是中国人民银行应逐步建立起对通货膨胀的周期性、系统性预测程序，形成条件预测方面的建模能力，并增强宏观经济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四是不断优化进出口结构，扩大内需，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五是进一步提高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加快城市与农村信用社改革，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尤其是需要加快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
［1］ Ball, L. & Sheridan, N., 2003, “Dose inflation targeting matter?” NBER working paper 9577.
［2］Bernanke, B. S. & Mishkin, F. S., 1997, “Inflation targe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2 (Spring 1997), 97-116.
［3］Bernanke, B. S., Laubach, T. & Mishkin, F., et.al, 1999,“Inflation targeting: Less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Carare, A., Schaechter, A. & Stone, M. R., et.al, 2002, “Establishing initial condition in support of inflation targeting,” IMF working paper 02/102.
［5］Corbo, V., Moreno, O. L. & Schmidit-Hebbbel, K., 2001, “Does inflation targeting make a difference?” Presented at the Central Bank of Chile conference on ten years of inflation targeting: Design, performance, challenges, Santiago, Nov.
［6］Debelle, G., Masson, P. R.,& Savastano, M. A.,et.al, 1998 “Inflation targeting as a frameworks for monetary policy,”IMF economic issues No.15.
［7］蔡志刚著?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8］余明著?资产价格、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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