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行政合同案件的司法判决

　　(一)合同当事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缔约能力的；
　　(二)违反法律对行政合同的形式所作的强制性规定的；
　　(三)违反法律对行政合同的缔结方式所作的强制性规定的；
　　(四)根本违背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或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
　　(五)合同的履行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且订立时未征得他人同意的；
　　(六)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而订立，且损害国家利益的；
　　(七)依法应经其它机关核准、同意或会同办理，但未履行该程序，事后又未补正的；
　　(八)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其它情形。
　　须说明的是我们主张，为更好的履行司法监督的职能，人民法院对行政合同的无效确认判决应当是强制性的判决，不受原告诉讼请求的限制。
　　2．行政合同的撤销判决
　　当合同欠缺生效要件．当事人可依照自己的意思使合同的效力消灭，相对于绝对无效的合同而言，它是一种相对无效的合同。当行政合同中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或一方以欺诈胁迫或趁人之危等情形，应原告的请求，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撤销判决，判决撤销行政合同。
　　由于合同的撤销，原则上溯及其成立之时的效力，考虑到行政合同不同于民事合同的特殊性，在公益优先原则下，我们认为对撤销判决的使用应有所限制，如果撤销行政合同将导致公共利益的重大损失，人民法院可以不予撤销，但基于经济平衡原则的考虑，应责令行政机关补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而带来的损失。
　　3．行政合同的变更判决
　　当行政合同欠缺生效要件，但当事人依照自己的意思使合同的内容变更，使违背当事人一方真实意思表示的那部分合同的效力消灭。或当行政合同虽然具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而原告愿意接受合同，只主张适当变更，在不违法和不损害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原告的选择，只判决变更，而不应判决撤销，以鼓励合同的履行。
　　4．行政合同的解除判决
　　在民事合同中，除《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几种法定的解除情形外，必须由双方当事人协商才可解除合同。但在行政合同中，一般认为为维护公共利益，行政合同的解除权应由行政机关单方行使。因此行政合同的相对人欲解除合同，应向行政主体提出请求，由行政主体决定。对于行政主体不同意解除的，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此类案件中，满足原告意愿的判决应是合同解除判决。
　　5．行政合同的履行判决
　　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未适当履行合同义务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行政机关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时，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的，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义务。

　　(一)针对行政机关行为的维持判决和撤销判决
　　如前所述，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别之一在于行政合同中，行政机关具有适度主导性权利，合同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行使主导性权利行为不服而起诉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若认为被诉行政机关的行为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自然应当判决维持行政机关的行为；若认为行政机关的被诉行为确实违法或违约的，则应当判决撤销行政机关的行为。
　　(二)赔偿或补偿判决
　　行政合同中，在强调公益优先，赋予行政机关优益权的同时，也主张经济平衡，要求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损失进行补偿。当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造成自己合法权益损害，或对行政机关的补偿决定不服的，均可向法院起诉，也可在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赔偿或补偿的判决。
　　三、关于增加禁止令判决的探讨
　　当行政机关不履行或拖延履行义务即消极违约时，在可以履行的前提下法院可以适用履行合同判决，在履行无意义的情况下可以作出赔偿判决，当行政机关的作为行为违反合同义务即积极违约时，法院当然也可以撤销该行为或作出赔偿判决，但是对于行政机关正在实施侵害相对人利益的违约行为，相对人是先服从该违约行为，而在事后再请求救济，还是针对该正在进行的违约行为马上起诉?如果是后者，人民法院又适用何种判决以满足受害人的要求?笔者以为，应当允许相对人针对该正在进行的积极违约行为提起诉讼，理由如下：
　　第一，行政机关的履约行为不具有相对人服从的公定力。基于行政法理中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的要求，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被视为合法行为，并要求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服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以此为根据建立了“起诉不停止执行”制度，即在行政诉讼中，原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因为原告的起诉和人民法院的审理而停止执行，这种建立在以法律的强制力为前提，以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为基础并考虑国家行政管理效率需要的制度，我们认为，针对单方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言，这种制度是可行的，因为这种单方的行政行为是法律在特定事件上的体现或适用，相对人服从的是这种建立在法律强制力为基础上的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但是对于行政合同而言，行政机关的行为既有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又有履行约定义务的行为，那么在行政机关履行约定义务的行为当然不应当具有那种建立在法律强制力上的公定力，也就不存在相对人不可以起诉的前提。
　　第二，立即起诉是对相对人履约行为的积极保护。行政合同理论中，一般认为行政机关享有适度的主导性权利，在相对人违约时，行政机关可以主动对相对人进行制裁甚至单方面的解除合同以阻止相对人的违约行为。那么当行政机关正在进行的积极违约行为侵害相对人利益，防碍相对人的履约行为时，相对人应该具同等的阻止该违约行为的权利即立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阻止该违约行为。
　　第三，立即起诉有利于合同的履行。合同的目的在于履行，实现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所以在合同理论中一般不鼓励违约和解除合同，行政合同也不例外，虽然撤销判决、解除判决和赔偿判决能够在事后满足受害人的要求，但却不利于合同的正常履行。有许多情况下防止比救济更好，特别是行政合同一旦不能正常履行，势必会增加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益，同时也影响政府信誉。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以为，我们应增加禁止令判决。禁止令原为英国诉讼法上的救济手段之一，它是英国高等法院王座分院对行政机关所发出的禁止其越权行为的特权令，主要适用于行政决定作出或行政行为执行的过程中。“为在真正发生之前阻止可能的错误行为，就得判予永久性禁制或者临时禁制令，而且救济本身是具体明确的，这样最终性禁制令结束错误行为，而不是仅仅用金钱评估它，因此这种救济既提供了能够检验某未来行为的法律有效性，又能阻止已经开始的某些过错行为的继续发展的方法。因此在我国行政合同纠纷的司法判决中增加针对行政机关行为的禁止判决，对于合同的履行、行政目的的实现既相对人利益的保护都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