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监专模式差异性的成因令析

　　当时，议会与司徒雅王室争权，起初双方互有胜负，后来议会大胜，王室大败。议会下院(HouseofCom—mons)便以法案废除了君主享有的解散议会的特权，规定议会的永久性不轮换，并且至少每3年自行集会一次，这次斗争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限制了君主专制，另一方面正式确立了议会权威。其二，关于“七年巴力门法案”。英国议会1694年规定每3年选举一次，据此，1717年将是改选年。但是l7l6年，英王与内阁为了防止雅各党人上台，遂请议会通过一项七年巴力门法案，将大选期限由三年一次改为七年一次。这项法案如果发生在美国．正如戴雪所言，“必被视为违宪，决不能有法律效力”．但在英国它却顶着反对党的违宪呼声而最终获得通过，并且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宪法习惯。此项法案在实质上强调了一种理念：即议会本身“决不是选民的代理人，亦不是选举团的委办会，反之，他在法律上有国家的主权立法的权力”，“如果不明此旨，我们将不免轻视他向来所有立法的至尊性；如果轻视此项至尊性，我们将不能见及七年巴力门法案的宪法重心”【。其三，英王与议会的关系。英国皇嗣的法统问题在《王位继承法》通过之前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解决方法，适至该法案通过以后，“如许重大问题的措置遂得定实此项法案已刊载于威廉第三代档案第十二及第十三册第二章；依据此法英王实受巴力门拥戴而登大位。故在此际嗣君对于王位的继承权只赖巴力门的一宗法案决定”L4j，由议会来决定王位继承问题，又解证了议会权力至上性的生动史实。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嫁接美国模式纷纷以失败告终，这也跟欧洲大陆国家的法院与议会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不同的历史际遇及其形成的效应有关。
　　欧洲的法院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是封建王权的堡垒，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法院凭借登记权(即法令只有经法院登记才有效)阻挠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新法律，为资产阶级所深恶痛绝，而议会在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功勋卓著…。由于法国革命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排除了司法审查的可能，法国先后进行了五次宪法变革，有时行政权占统治地位，有时议会至上，最后才为半总统制，半议会制国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宪法监督模式，这种在曲折而复杂的历史际遇中形成的模式是法国所特有的，很难直接为别国仿效J。
　　美国普通法院违宪审查模式的诞生也有着独特的历史际遇与深刻的政治背景。它直接渊源于马伯里诉麦迪孙一案的判例。当时美国第二届总统亚当斯在离任之前火速提名了一批联邦党人出任新调整的法官职位，这些人选在共和党人杰斐逊就任总统前两天获得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批准，次日，亚当斯正式签署了这些法官的委任状，并着手下发给法官本人，因而这些法官被称为“午夜法官”。但由于交通和通讯的不便，仍有几位法官的委任状未能送出，其中就有马伯里。杰斐逊上台后十分厌恶“午夜法官”，命令国务卿麦迪逊停发尚未发出的委任状。
　　于是，马伯里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最高法院对国务卿麦迪逊下达强制令，强令其向马伯里等人发出委任状。杰斐逊认为从宪法理论上讲最高法院无权对政府下达这种强制今，因此他指示麦迪逊拒绝出庭
　　这样一来，时任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就被推到党派之争、权力角逐的峰头浪尖上。他深深知道，即使最高法院下达强制令，麦迪逊也未必执行，更为严重的是会导致一场宪法危机。而在一旁静观其变的国会，手握弹劾权，时刻准备着对可能作出不当裁决的大法官进行弹劾。经过慎重的思考，马歇尔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分析方法，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回避了马伯里的请求，尤其是在程序上，他认为，马伯里提出请求所依据的《1789年司法法》第l3条违反了宪法第3条关于最高法院管辖权的规定，构成违宪，是无效的，因而驳回了马伯里的诉求。该判例的直接意义在于解决了政治斗争中的尖锐矛盾，马歇尔也得以明哲保身。但马歇尔始料不及的是，他居然在有意无意之中成了普通法院宪法监督模式的始作俑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层意义越来越深远。
　　五、模式差异与司法体制
　　司法体制的界定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凡是与司法活动有关或对司法活动有影响的机关都属探讨之列，我国的传统说法是公、检、法三家，也有人提出公、检、法、司四家，有人提出只宜限于检、法两家。但近年来，倾向于法院一家的呼声日渐高潮。本文由于主要不是讨论我国目前的宪法监督模式，因而也就不必在此问题上纠缠下去。在这里，为了使分析的视角更加清晰，我们权且将司法体制理解为法院的体制。法院的体制包括宏观上的法院组织体系和微观上的法官任职方式。
　　(一)关于法院的组织体系。普通法院宪法监督
　　模式通常适用于具有单一性司法制度的国家，宪法法院监督模式则适合于具有多重性司法系统的国家在典型的普通法系国家美国，司法权统一由司法机关行使，其中，联邦最高法院享有违宪审查和解释宪法的最终权力。它既能保证宪法实施的统一性，又能通过多层级的审判体制保证宪法裁决的准确性。在美国没有特别的专门的“宪法诉讼”程序，违宪审查一般存在于普通的民事、刑事或商事等诉讼中。但在实行宪法法院监督模式的国家，通常先对诉讼门类进行划分，分为民事、商事、行政、社会、刑事等，然后再由不同的法院按不同的程序去处理，当发现关于宪法问题的诉讼时，就由专门的宪法法院负责审理，普通法院一概不得涉猎，它们至多把有关宪法问题的争议提交宪法法院，而无权对宪法争议作出实质性的裁决。
　　(二)法官的任职方式。任职方式包括法官的产生方式、素质要求、角色扮演等内容
　　实行普通法院宪法监督模式的国家，法官必须具备违宪审查的必要条件。法官由行政首脑提名、议会批准而产生，他们一般持有律师资格证书，从事过各式各样的职业(主要包括公务员、律师、法学教师、社会工作者等)，具有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经验，享有特殊的身份保障，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一经任命，即终身任职。在普通法院型模式下，法官扮演着独立自主的角色，基本上可以免除政治压力，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被总统提名而进入最高法院以后，即不再受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人的牵制，恰如哈里·杜鲁门总统所言：“最高法院的人事安排这种事简直没法千……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把一个人送到最高法院，他就不是你的朋友了我敢肯定这一点”J。

　　实行宪法法院监督模式的国家，普通法院的法官则难以胜任宪法监督之职。他们基本上是科班出身，缺乏社会经验和政治素质，在职业训练时，接受的主要是如何适用成文法律的技术性技能，而非政策性取向的判断技巧。他们年纪轻轻就进入司法机关，然后论资排辈，往上升迁，在某些情况下还不能避免政府的调整或其他干预措施。这就足以注定了他们在确认某种行为是否构成违宪时会瞻前顾后，底气不足。所以宪法法院法官必须区别于普通法院法官的任职方式。如奥地利宪法法院由l2名正式成员和6名替补成员组成，其中一半由联邦政府提名，总统任命，政府只能从法官、行政官、法学教授、政治学教授中提名，必须精通宪法和政治。其余成员由议会提名、总统任命。还规定，联邦政府或前政府成员、议会成员均不得任命为宪法法院法官。
　　虽然世界各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可以大体分为几种类型，但就国别而言，基本上没有哪个国家是与其他国家完全雷同的，也没有哪一种现存的宪法监督模式是完美无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选择本国宪法监督模式时，我们应当将移植国外现有模式与尊重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如果脱离特殊的本土文化，即使模式在理论上或者在其他国家表现得再理想再先进，也会被历史证明“走错了房间”如二战之前，美国模式对于大陆法系国家一直具有神话般的吸引力，法国、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在l947一l956年都曾经实验过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结果却是邯郸学步，最终不得不放弃美国模式。韩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1962—1971)，最高法院曾经行使过违宪审查权，也以最高法院法官对争议法律的拱手让步而告终。日本似乎是大陆法系国家唯一一个移植司法审查制度而获得成功的国家，但众所周知，这与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统治和庇护有着历史成因方面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