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介绍贿赂罪与行贿罪共犯的区别辨析

　　三、案例分析

　　（一）案例
　　王某是个体建筑企业的老板，没有建筑资质。孙某和张某是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孙某曾是张某的下属人员。王某和孙某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并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得知，某政府部门现在有一些外资贷款扶贫项目，正在准备招投标，因此二者经过商定，由王某自己去找有资质的建筑公司，然后挂靠上参与到这次竞标之中；孙某因与这一个政府部门负责人张某相熟，因此王某便请孙某待其找张某帮忙，希望能在这次招标中中标。孙某为此亲自带王某去张某住处，称其和王某“真心”想承接该工程项目，并希望张某能给予一定的帮助，承诺事成以后，一定重谢。张某在清楚地知道王某没有建筑资质的情况下，依然同意帮助王某中标该工程施工项目。当王某顺利中标后，王某便给孙某5万元以示感谢，同时还拿出来20万元请孙某转交与张某，同样感谢其在这次招投标中为其“出力”。孙某收到王某请求转交的20万元以后，仅将其中的10万元转交于张某，其余10万元归自己所有。
　　（二）案例分析
　　在以上案件中，孙某的行为定性问题非常的重要，孙某将王某介绍给工程招标负责人张某，在二者之间起到了桥梁和引见勾通作用，最终使王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向张某行贿的企图得逞。由此可见，孙某的行为可以定性为是介绍贿赂，以介绍贿赂罪论之为宜。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中的关键在于，孙某在为王某介绍张某后，王某为了表示自己的所谓感谢之情，送给孙某5万元的好处费，并让孙某代为转达好处费时，孙某将王某请求转交的10万元私吞，此时孙所谋取个人利益怎样定性，是否可以定性为“为谋取自己的不正当利益”而帮王某向张行贿，这便成了该案的焦点。
　　笔者认为，孙某在和王某商定疏通人际关系时，孙某与王某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虽然表面上看当初孙某并未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表现，但孙某在为王某介绍张某时，实际上就是为能够从中获得一定的好处；王某因不具备相应的建筑施工资质，因此事前请求张某帮其中标，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不正当的利益、王某在本案中所谋取的利益应当认定是不正当利益，孙某的中间行为在本案中也是直接、最关键的，因此也就构成了行贿罪共犯的直接正犯，王某的行为应当以行贿犯罪论之。对于孙某的行为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使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在招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孙某与王某事前通谋，其行为可认定为与王某的共同行为，应当以行贿罪共犯论处。
　　司法实践中，以行为人是否获得既定利益为标准：帮助受贿并参与分赃的，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帮助行贿并为了谋取自己不正当利益的，成立行贿罪的共犯；帮助受贿但没有分赃、帮助行贿却不是为了谋取自己的不正当利益，成立介绍贿赂罪。刑法存在的价值在于法益的保护，犯罪本质上就是侵犯法益。因此，对于行贿罪来说，“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中，除为他人谋利外，也应当包括为个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因此，本案中的王某出于私利之目的，孙某出于为王某谋利之益目的，共同向张某行贿的行为，应当认定孙某为王某行贿犯罪共犯。

　　四、结语

　　通过以上理论与案例实践的分析可知，实际上所有的介绍贿赂犯罪行为，都应当包含着行贿罪、受贿罪中的帮助、撮合等促成性行为，若构成了介绍贿赂罪，则必先构成行贿罪、受贿罪，但因当前法律对介绍贿赂罪所处的刑罚相对较轻，因介绍贿赂罪应当只是限于行贿罪或受贿罪的帮助犯。，其情节更为轻微，处罚相比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