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车肇事之主观归责：故意与过失的博弈

　 (b）控制原则

　 对原因自由行为的讨论乃是为了说明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的刑事处罚并非超脱了责任主义苑囿，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仍然具有主观上的恶。但仅仅说明具有主观上的恶性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说明为什么刑法必须对这种“恶”进行刑事处罚。对于该项说明，胡萨克教授的控制原则可为解释之典范。

　 控制原则认为，只有当行为人可以防止事态发生时候，才可以对其行为进行刑事处罚{4}。控制原则的提出，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故意与过失认定中产生的无所适从的现象，其认为，只要行为人可以对事态、行为或者思想进行控制而没有进行控制，导致发生了侵害结果，则应当对行为人科以刑事处罚。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在完全可以控制自己饮酒的情况下，仍旧过量饮酒，致使自己陷入了醉态继而驾车肇事，说明行为人在饮酒之时，已经对多数人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抱持着消极的不保护态度。这种内心的恶，便是对其进行处罚的主观根据所在。法律以规范的形式科以驾驶者更加多的注意义务，乃是因为驾驶者本身的行为便是以“被允许的危险”的形式而存在的。为了防止这种“被允许的危险”造成的损失大于允许其存在所获得的社会收益，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科以其更多的义务，获得规范内和社会效果上的平衡。驾驶者在饮酒之前，是可以控制自己的饮酒行为，可以防止出现交通事故的结果的，但是其并未控制从而导致结果发生，理应受到刑事处罚。

　 但本文认为，控制原则说明的限度，仅仅在于为什么要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处罚，表面上看来，是解决了对行为人处罚的根据。然而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便可发现，控制原则在说明行为人处罚根据的范围内完全处于故意、过失的讨论的上层，即控制原则是抽象、概括性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处罚，但却对处罚的具体根据无法阐明。换句话说，控制原则仅仅告诉人们，当实施了某一行为的时候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但一旦进一步追问处罚的程度如何时，其说明力便显得力不从心了。这就需要对具体根据进行分类讨论，才得以明确处罚的程度为何。

　 (2）具体根据：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科以刑事处罚的程度

　 如上文所述，在控制原则之下，无法界分故意与过失的差别。而立足于对故意与过失的处罚轻重有别的理念，进行甄别又成为必要，即必须在实践中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的轻重程度及其根据给予合理的说明。

　 (a)故意与过失的差异

　 我国大陆刑法理论一直以来都将故意与过失的结构定义为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结合，认为故意或者过失就是在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性质和行为结果的基础之上，对该结果所抱持的心理态度。

　 其实，故意与过失的本质差别，并非在于认识因素，而恰恰在于意志因素。本文认为，无论行为人认识的程度如何，都无法改变的是，正是意志因素的不同才构成了对不同的行为进行主观归责的差异结果，换言之，意志因素的差别或者说行为人对法益侵害所持的主观心理态度的差别，是对行为人进行刑事处罚的主观归责之依据。

　 从本质上说，过失心态的核心在于对法益侵害之反对态度，通俗地讲，出现法益侵害的结果是违背过失心态行为人的主观意愿的。而故意心态的核心则在于对法益侵害并不持反对态度，可以积极追究或者消极放任，即出现了对法益的侵害结果，可以说，是顺应了行为人的主观意愿的。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对故意犯罪行为人的刑事处罚比相同行为的过失犯罪要重。

　 （b)认定原则

　 迄今为止，司法实务界对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的考察仍旧建立在旧有的客观表现的立场之上，即通过行为人的客观外在表现来推知行为人的主观因素。主客观相结合的观点，正如前文所引述的黑格尔的表述那般，颇受青睐，客观是主观的外在表现，在通常的刑法领域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关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观点，在现有的技术和理论背景之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故意或者过失的认定，司法实践中也主要是依赖这一哲学的理论基础。以客观要件的各要素来辅助认定主观要件，在许多的案例中的确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亦未造成难以言说的后果，说明这样的认定逻辑具有其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现实和历史合理性[3]。本文对此观点亦无非议，但对于这里的“客观”究竟应当涵盖哪些范畴，在不同的犯罪中应当更加注重哪些表现，似乎尚未出现共识。

　 针对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应当从哪些客观表现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及以哪些为主要推定根据，联系上文所阐述的理论争点，并非没有讨论余地。

　 根据上文所阐述的观点，对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判断应当以行为人陷入醉态之前的心理为依据，即行为人是故意还是过失使自己陷入醉态，用以往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术语来表述，则是采用行为人实施原因行为的心态来作为判断行为人肇事心态的主要依据。由于醉酒状态中行为人可能处于丧失或者减弱辨认控制能力的情状之中，所以，在以陷入醉态之前的主观心理作为主要依据的同时，应当适当考虑行为时可以判定并证明的主观心理态度，并综合考察取得结论。

　 另外，客观要件包括的要素也很多，不仅包括行为结果，还包括行为本身、行为实施的时间和地点等。在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时，不能仅仅囿于其中的某一项或者某几项，而应当充分周全地考虑纳入案件情况的相当因素，从而得出合理结论。

　 为应对高发的交通肇事行为并明确该类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如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意见》，该意见指出，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醉酒驾车，放任危害结果发生，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我们认为，对该《意见》应当引起注意的是：

　 其一，《意见》首句针对的行为包含了“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然而，却在接下来的阐述中仅仅表述为“无视法律醉酒驾车”，逻辑上存在矛盾，无法自明。

　 其二，“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是一个列举式的表述，说明该《意见》的立场中，在列举之前的行为，都应当视为“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然而，在“特别”句之前的原则性规定中，并未明确究竟是“醉酒驾车”还是“酒后驾车”。“醉酒驾车”与“酒后驾车”二者都应当作为“故意”的推定兑现，难以厘清。

　 其三，从《意见》仅有的观点来看，“醉酒驾车”应当视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然而，《意见》本身并未给出一个合理的推定根据，仅仅表述为“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以原因自由行为的框架来看，《意见》的原则性规定中所针对的行为仅仅是原因行为，并以原因行为来确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而并未涉及肇事行为本身。这一见解尽管延续了法律规定的精神，却仍旧未对该规定予以解释和论证。同时，特别列举中涉及的“肇事后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仍旧未充分考虑行为人在肇事时的主观心态。尽管《意见》的指导方向正确，但是难以自圆其说。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意见》中所呈现的上述疑虑，导致在实践中，部分法院的判决却越出了《意见》设定的界限，有失偏颇地解释了《意见》所秉持的立场，导致了不仅以结果判定是否科以刑罚处罚，而且仅以结果决定处罚的轻重程度，忽略了其他应当考虑的因素。

　 根据本文的观点，判定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应当以陷入醉态之前的主观心理态度为主要根据，同时参考实施肇事行为时可能获得证明的主观因素，综合得出结论。

　 对行为人辨认控制能力的判定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醉酒”状态的判定尽管有了法律的规范标准，但实践中可以看到，由于不同人的体质不同，对酒精的接受能力也不同，那么导致其丧失或者减轻辨认控制能力的酒精摄入量就会有所差异。所以，倘若果真试图在个案的处理中引入辨认控制能力的实质标准，那么结果将只能是“一人一标准”。这样的结果是否合乎刑法追求的正义，不言自明。也就是说，应将法律标准作为统一标准对醉酒的状态进行认定，并在该前提下严格依据法律对醉酒状态下行为人辨认控制能力状态的推定对行为进行定性。

　 所以，在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之时，应当以行为人陷入醉态之前作为判断的时间点，并将其认定结论作为整个肇事行为判定的主要根据。只有在必要时，同时可以获得充分证明的情况下，才允许考察行为人实施肇事行为时的主观心态，并将其作为辅助因素纳入考察。

　 在明确考察对象的前提下，可以看到，在认定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时，应当考察行为人陷入醉态之前的客观要件诸要素，以确定其当时的主观心态，并将其作为认定之主要根据。在可以获得合理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适当考察行为人实施肇事行为时的客观要素，以作为确定行为人肇事行为主观心态的辅助根据。

　 至于如何具体认定故意或者过失，鉴于个案的千差万别，并未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3．余议

　 当然，根据本文的主张以行为人陷入醉酒状态之前的主观心理来定性行为人肇事时的心态亦会产生一点理论上的瑕疵，那就是行为人的个体差异会导致在遵循“醉酒”的法律标准之下，行为人陷入醉酒状态时的辨认控制能力会出现差异。换句话说，就是在摄入相同量的酒精之后，不同个体的辨认控制能力会出现差异。于是，在对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以忽略这一差异为原则，承认这种差异为例外的主张似乎有悖于刑法的正义诉求。

　 实际上，本文的结论是一个价值选择和平衡的结果，是一个诸多选择博弈的妥协。遵循文章所提出的观点，其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法律的统一要求，不能在针对同一事件上设立不同的标准，法律标准的统一，才可能为良好的法律效果奠定基础。对醉酒确立统一的规范标准，忽略个别情况下的个体差异，是追求法律价值的最大化的表现。

　 其二，行为人陷入醉酒状态下的主观心理，本来就是难以用客观证据加以证明的，除非在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可能提出相关的有利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对行为人主观心态的确认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推定，通过对客观要素的事实考察与以往的经验积累，来得出推定之结论。所以，倘若过分考虑行为人肇事时的主观心理，就会使法律陷入对经验性推定无限追求却无法得到充分确证的“死胡同”，最终导致实践陷入僵局。同时，囿于法律推定本身受到质疑的可能性比明确的法律规范要大，法律若设定太多的推定，则会使得法律本身的合理性和明确性受到质疑，导致与罪刑法定原则所包含的明确性要求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保留了太多的不确定，不如将这些不确定置于法律之外，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律在规范之内的正义，同时，最大限度地扩张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效果。

　 三、结论

　 在醉酒驾车肇事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案件定性的核心争论点。本文认为：

　 其一，对醉酒状态的把握，应当以法律规范为唯一标准，而摒弃个体标准。承认法律推定是维护法律所作出的利益平衡的结果，合理适用法律推定，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刑法正义。

　 其二，应当以行为人陷入醉酒状态之前的心理状态为主要根据，即以此为主观归责的主要依据。在获得合理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参考行为人肇事时的主观心态见之于客观的表现，作为认定之辅助根据。

　 其三，重新审视“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标准，将行为因素考虑进去，或将行为因素作为从重处罚的一个重要情节，以加大对其的惩处力度。

　 其四，鉴于“酒后驾车”的极度危险性，建议设立“酒后驾车罪”，以警示、防止和减少交通肇事甚至更加严重的酒后交通事故的发生。

 
【注释】
[1]在英美法的刑事诉讼中，存在着“非自愿醉态”这一合法有效的抗辩理由，只要被告人证明自己陷入醉态是属于“非自愿”，则可以免罪。参见《刑法》（第2版）注释本，Richard G. Singer John Q. La Fond著，王秀梅、杜晓君‘周云彩注，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第466～468页。
[2]如陈兴良教授即持此说，参见徐文宗：《论刑法的原因自由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在我国大陆的犯罪构成理论中，无论采用哪种学说的学者，大都赞同一条从客观到主观，进而达到主客观相结合的思维路径。这恰恰说明了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13-116. {2}高秀东．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与处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124-127. {3}[日]佐伯千仞．原因上之自由行为[A]．刑事法讲座（第2卷）[C].301；洪福增．刑事责任之理论[M]．海天印刷厂有限公司，1982.404. {4}[美]道格拉斯·N．胡萨克．刑法哲学[M].谢望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