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强制鉴定制度初探

　　但是，在根据我国司法现状设计适用条件的时候，应充分考虑强制鉴定与我国诉讼效率、司法资源的平衡问题。强制鉴定的初衷在于保护公民权利，鉴定将多一次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因此几乎所有被告人都愿意鉴定；然而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及正义的不可迟延性来讲，对所有案件中提出的鉴定请求都给予回应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国目前应将法定强制鉴定适用于特定、必要、重要情形，这些情形将直接影响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指出，强制鉴定并不是无条件的鉴定，而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必须鉴定。 
　　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中，被追诉人或者被害人一方就以下情形分别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提出鉴定申请的，有关司法机关应决定启动鉴定程序： 
　　（1）查明死亡原因的。即案件中被追诉人、被害人死亡原因不明的，须查明死亡原因； 
　　（2）确定伤情的。案件中被害人伤情性质、程度不明的；或者被追诉人提出证据，使人对其是否受刑讯产生合理怀疑的； 
　　（3）涉及特殊专业领域的事项。例如化学、物理、证券、军事、电子科技等专门领域，法官依靠自己的知识背景不具备判断能力的； 
　　（4）对刑事案件有重要意义的被追诉人、被害人年龄无法确定的； 
　　（5）对被追诉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或者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产生合理怀疑，须确定被追诉人的心理或身体状况的； 
　　（6）对被害人正确理解、陈述对案件有意义的能力产生合理怀疑，须确定被害人的心理状况或身体情况的； 
　　（7）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在全国或全省范围内引起较大反响的案件中，有鉴定争议的； 
　　（8）已经过司法鉴定，但鉴定意见有明显不合理之处，能够使人产生上述条文中的合理怀疑的，也应当启动鉴定程序。 
　　4.2.2 适用强制鉴定应注意的问题 
　　（1）“使人产生合理怀疑”的标准。这与裁判主体及客体条件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从裁判主体来讲，由“谁”来判断是否有合理怀疑？既然是向各司法机关提出鉴定申请，那么判断是否能产生合理怀疑也应由各司法机关来把握。“合理怀疑”在美国证据法中的解释，是指“基于原因和常识的怀疑——那种将使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犹豫不决的怀疑”[8]。笔者认为，应以“一个理性的普通人”的标准来判断是否能够使人产生合理怀疑。这一审查必然包含有裁判者的主观判断在内，但是这种审查仅应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只要符合条件，就不能驳回申请。 
　　从客体条件来看，一般而言，当事人申请时至少须有一定线索或者一定证据能够引起合理的怀疑，否则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资源负担。例如，对于申请精神病鉴定的一方，可以提出当事人先前就诊医院出具的既往精神病病历、或从其家族成员处调查得到的家族遗传史证明、邻居或者看守所共同羁押人认为他存在异常行为的证明，提交这些材料来请求强制鉴定。如果这些证据比较充分，能够使一个理性的普通人产生合理怀疑的话，就能达到法定强制鉴定的开启条件。 
　　（2）死刑案件是否都应当作强制鉴定？目前对强制鉴定的呼声主要来自死刑案件，很多学者及评论家主张无条件对死刑案件被告人进行鉴定，“在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中，只要控辩双方任一方提出鉴定申请，法院不问因由一律批准。就像上诉一样，不管被告人有理没理，只要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一律引发二审程序”[9]。当然，死刑案件相比普通案件来说具有重大性，关乎人最宝贵的生命权，应相当慎重；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出于司法资源和案件效率的考虑，仍然须符合法定的几类条件才应开启强制鉴定程序。例如，如果其精神状况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迹象，以普通理性人的标准不能产生合理怀疑的，即便是死刑案件，也不应强制鉴定。 
　　4.3强制鉴定的救济、监督程序 
　　如果当事人申请符合强制鉴定条件，公安司法机关没有依法决定强制鉴定的，应赋予当事人相应的救济权。有学者认为，“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在当事人提出鉴定申请后，司法机关应予充分注意和认真对待，以附理由的裁定或决定的形式采纳申请与否，并应允许当事人申请复议一次”[10]。 
　　对于法定强制鉴定的救济、监督程序，笔者认为，当事人提出法定鉴定请求，并提出相应的线索或者证据的，司法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审查后认为确实符合法定鉴定条件的，应当决定启动鉴定程序；对不符合法定鉴定条件的，应当做出不予鉴定的决定，并附理由。 
　　对于司法机关不予鉴定的决定，当事人有权申请复议一次。在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中，若前一阶段中申请、复议被驳回的，仍可在下一阶段向相应主体提出申请，请求鉴定。如果当事人在每个阶段都有一次申请机会，一次复议机会，侦、诉、审三阶段总共最多将有六次为己方收集证据的机会。 
　　同时，如果在诉讼中被鉴定对象不易保存的、容易灭失、改变性质等易失去鉴定价值的，应采取鉴定的证据保全措施。例如对于尸体、伤情等的鉴定。如果在侦查阶段复议被驳回，而申请人一方认为属于法定鉴定规定的异常死亡、伤情不明，需要马上做出鉴定才能保全证据的，应允许申请人一方自行聘请鉴定机构做鉴定，作证据保全。 
　　4.4 强制鉴定的费用承担 
　　目前司法实务中“伤情鉴定”费用一般都由侦查机关承担。通常是案件发生后不久侦查机关就对被害人进行了伤情鉴定。而“伤残等级鉴定”通常发生在审判阶段，例如，北京市基层法院目前是由被害人一方提出申请，由法院裁量决定是否许可，伤残鉴定费用完全由被害人一方承担，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再判决由被告方承担即可。同时，如果被告人一方作精神病鉴定，实践中认为是被告方为积极辩护提出获取证据，目前同样是由被告人一方承担，而不是由国家来承担。 
　　确立法定强制鉴定制度之后，属于法定强制鉴定情形的，最终应由国家来承担费用；以强制鉴定之外的其他理由申请鉴定的，属于裁量鉴定，若法官裁量许可当事人鉴定，由当事人来承担鉴定费用。 
　　注释: 
　　[1]贾治辉，徐为霞.司法鉴定学[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5. 
　　[2]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72. 
　　[3][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台湾：三民书局印行，1998：300-301. 
　　[4]谭人玮.法学家呼吁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N].南方都市报，2006-12-10（3）. 
　　[5]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 
　　[6]吴宏耀.司法鉴定制度：变革与完善[J].人民检察，2007，（5）：11-14. 
　　[7]韩旭.改革我国刑事鉴定启动权的思考——以被追诉人取证权的实现为切入[J].法治研究，2009，（2）：17-25. 
　　[8]卞建林.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508. [9]王刚桥.对死刑案件不妨实行强制精神鉴定[N].新京报，2009-02-11（4）. 
　　[10]张方.从两种鉴定类型的比较看我国司法鉴定委托权的归属[J].人民检察，2000，（7）：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