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唐代死刑适用的法律观念分析

　适用死刑上所要追求的“公平”就是“死者不恨，而生者不怨”，（《全唐文》卷三二九）“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欢悦，见详刑之意”，（《全唐文》卷二七二）这样的结果最终会使“令肃如秋，化行如春”（《全唐文》卷五五），法律得到执行，社会秩序井然。 
　　总的来说，公平适用死刑及其他刑罚，对于司法主体来说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基础；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信任司法的起码的条件；同时，还是死刑判决能够被顺利执行的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 
　　三、礼刑迭相为用观念 
　　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称：“先王立礼，所以进人也；明罚，所以齐政也”。“刑之所以生，本以遏乱，礼之所利，盖以崇德”。（《全唐文》卷二一三）作为行为规范，礼与刑对于统治者来说同样的重要，“无义不可以训人，乱纲不可以明法”，“圣人修礼理内，饬法防外”。礼通过内心的修养，规范的教化，对人进行积极的引导，教人向善；刑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人们为非作歹，相比之下是一种消极的防御。圣人、君主通过制定礼来约束人的内心，通过立法来预防有害的行为。“然后暴乱不作，廉耻以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由此，社会就可以稳定和谐。（《全唐文》卷二一三）礼和刑性质、功能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般无二的，两者关系密切，迭相为用。对此，白居易对“礼刑道迭相以为用”作了深入的阐述： 
　　臣闻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则薙之以刑，其辟也则莳之以礼，其植也则获之以道。故刑行而后礼立，礼立而后道生。始则失道而后礼，中则失礼而后刑，终则修刑以复礼，修礼以复道。故曰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根，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然则王化之有三者，犹天之有两曜，岁之有四时，废一不可也，并用亦不可也，在乎举之有次，措之有伦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恶，不能防人之情；礼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恶。循环表里，迭相为用。故王者观理乱之深浅，顺刑礼之后先，当其惩恶抑淫，致人后劝惧，莫先后刑；划邪窒欲，致人于耻格，莫尚于礼。反和复朴，致人于敦厚，莫大于道。是以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省刑而宏礼；清净之日，则杀礼而任道。亦如祁寒之节，则疏水而附火；徂暑之候，则远火而狎水。顺岁候者，适水火之用；达时变者，得刑礼之宜，适其用，达其宜，则天下之理毕矣，王者之化成矣。将欲较其短长，原其始终，顺其变而先后殊，备其用而优劣等，离而言之则异致，合而理之则同功；其要者在乎举有次，措有伦，适其用，达其理而已。（《全唐文》卷六七一） 
　　这是历史上对礼与刑独自各具功能最为经典的描述。白居易突破了历史上儒家“德主刑辅”之见，认为：刑、礼与道作为治国的规范都是维护君主统治的，要结合适用，“废一不可也”；同时还要因时因地制宜，“举有次，措有伦，适其用”，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事半功倍；最终能够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暴礼不作，廉耻以兴”，（《全唐文》卷二一三）社会上没有犯罪行为，同时道德风尚也蔚为大观，这样的社会才是“治”的社会。 
　　对于某些事涉伦际纲常的案件，可能会出现礼与刑的规定相矛盾的情况，“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如果单从礼的角度或单从刑法的角度来处理都不合适，所以，对待这种情况唐代统治者大都是折衷礼、法而用之。这一点比较突出的体现在一些复仇案件与孝子案件上。但是，正如韩非所说：同类案件“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全唐文》卷五四八）司法者往往是对这类案件临时进行集议，权衡时局而决定，故在处分上依礼、依法的程度可能会各有所偏重。或者为了巩固政权，国家通过对复仇、孝子等的赦宥，彰显孝的意义，从而教化人民，以达到“忠”之作用；或者为了强化社会的稳定性，使更能呈现法治的效果，于是对复仇、孝子等采取了强硬的态度。[4]（P236） 
　　其一，折中礼刑而偏重于依礼处断。 
　　例如“莫诚救兄”案。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时，“民莫诚救兄莫荡，以竹刺莫果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其莫诚禁在龙城县”。依据唐律规定：“以他物殴伤，十二日辜内死者，依杀人论。”柳宗元在《上桂管观察府状》中指出：“右奉牒准律文处分者，窃以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似可哀矜。断手方追于深衷，周身不遑于远虑。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伏乞俯赐兴哀，特从屈法，去全微命，以慰远黎”。（《文献通考·刑九·详谳》）按照唐律，用器物殴伤他人，又在保辜期内死亡者，应以死刑论处。虽然法律这样规定，但柳宗元还是希望开脱莫诚的死罪，其彰显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用意十分明了。 
　　又如“康买得救父”案。穆宗时，京兆府云阳县人张莅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不还，康宪索要，“莅承醉拉宪，气息将绝”。危难时刻，康宪十四岁的儿子康买得为救其父，“遂将木锸击莅之首见血，后三日致死”。司法官员报上案件，最后以皇上的名义作出判决：“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康买得被赦免了死罪。（《册府元龟》卷六一六） 
　　再如，绛州孝女卫氏，字无忌，夏县人也。初，其父为乡人卫长则所杀。无忌年六岁，母又改嫁，无兄弟。及长，常思复仇。无忌从伯常设宴为乐，长则时亦预坐，无忌以砖击杀之。既而诣吏，称父仇既报，请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门侍郎褚遂良以闻，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给传乘徙于雍州，并给田宅，仍令州县以礼嫁之。（《旧唐书·列女传》） 
　　其二，顾全时局依法论处的情况。 
　　例如《旧唐书·孝友传》载“张理张诱兄弟为父报仇”案： 
　　张琇者，蒲州解人也。父审素，为寉州都督，在边累载。俄有纠其军中赃罪，敕监察御史杨汪驰传就军按之。……斩之，籍没其家。琇与兄瑝，以年幼坐徙岭外。寻各逃归，累年隐匿。汪后累转殿中待御史，改名万顷。开元二十三年，瑝、琇候万顷于都城，挺刃杀之。……时都城士女，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复父仇，多言其合矜恕者。中书令张九龄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国法不可纵报仇。”上以为然。……乃下敕曰：“张瑝等兄弟同杀，推问款承，律有正条，俱合至死。近闻士庶颇有喧哗谊议，矜其为父复仇，或言本罪冤滥。但国家设法，事在经久，盖以济人，期于止杀。各申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夫，展转相继，相杀何限？咎由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决杀”。 
　　在本案当中，杨汪之所以杀张琇、张瑝兄弟的父亲张素，原因是张素犯了军法，并非是出于私仇，因此按一般道理来讲，张素应该是罪有应得。然而，张氏兄弟却心怀旧恨，长大后，终为父报仇。在定刑期间，有人以“申为子之志”为之开脱，有人则要求“法在必行”，争议颇大。但出于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考虑，就严格按照唐律规定，判处张理等兄弟死刑。 
　　又如《全唐文》卷三五所载余常安复仇案。“宪宗时，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为里人谢全所杀。常安八岁，已能谋复仇。十有七年，卒杀全。刺史元锡奏轻比，刑部尚书李鄘执不可，卒抵死。” 
　　可见，在死刑的适用上，唐代的司法者已认识到必须因时因人而宜。作为法律。死刑虽然有其明确的范畴与内在的规定性，但在量刑时，它与伦理的矛盾也是无法回避的，在罪与恶的判定中，必须考虑社会现实需要，斟酌礼刑，以谋取平衡。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慎刑观念、公平观念以及礼刑迭相为用观念，在唐代，不论是对司法官员还是对于最高统治者，都是一种约束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代刑法的运行轨迹，影响着死刑适用的状况，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与探讨。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笔者在进行司法部项目“传统的慎刑观与死刑控制”的研究过程中，对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以及《全唐文》记载的唐代司法中适用死刑的案例进行了归类与分析。这些案例主要涵盖了从唐太宗至唐武宗时期，包括了唐代上升时期、全盛时期、衰落时期。但为了方便起见，舍弃了高祖时期、武则天主政时期和唐末的案例，主要因为这三个时期不是唐代的正常时期，不能够反映唐代司法的常态。参见杨二奎：《唐代死刑适用研究》，吉林大学法学院2010年硕士论文，第3—20页。 
　　[1][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日]西田太郎．中国刑法史研究[M]．段秋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3][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陈登武．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