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刑讯逼供的程序构想——以侦查权的控制为视角

　（二）确立侦查与羁押的实质分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自被拘留、逮捕后即被羁押在看守所内直至法院作出判决。尽管在公安机关内部侦查职能与羁押管理有着不同的职责分工，但二者同属于公安机关领导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打击犯罪目标的一致性、共同利益的驱动性使得侦查与羁押内部制约关系名存实亡，出于收集证据、尽快攻破犯罪的需要，侦查人员通常长时间地将犯罪嫌疑人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刑讯逼供由此发生。
　　笔者建议将负责羁押管理的看守所从公安系统中分离出来，改由司法行政机构管辖，实现看守所的中立。这样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负责证据的收集、事实的查明，而看守所专司羁押管理，以中立、超然的立场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对侦查权发挥有效的外部制约作用。为此应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明确看守所的中立地位，将保障被羁押人员的权利明确作为看守所的一项重要职能，并设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三、程序完善：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的规范化
　　1.明确讯问的证据条件。关于侦查讯问开始的条件，特别是证据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无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只要已经立案，讯问犯罪嫌疑人即为合法，讯问的随意性较大，助长了“口供中心主义”。对此，笔者认为，讯问的证据条件应当是侦查人员有合理根据表明犯罪嫌疑人有实施犯罪的重大嫌疑。如被害人或者在现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或在其身边或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等等。这一标准低于逮捕的证据条件，是侦查讯问的最低标准。
　　2.完善权利告知程序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的必经程序，为确保诉讼的公正性，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履行告知义务，以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需要告知的权利主要包括：（1）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对沉默权也应明确告知。（2）自行辩护权。（3）获得律师帮助权。（4）司法审查与司法救济权。具体告知内容应制成“权利卡片”，以求统一、高效。
　　3.对讯问的时间、地点进行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禁止夜间讯问及其例外情况；规定在押嫌疑人一次讯问的最长时间，两次讯问间隔的最短时间及对未成年人、怀孕妇女的特殊规定；讯问应在指定的羁押场所进行，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除外。同时，应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律后果予以规定。
　　4.充分运用录音、录像记录讯问过程。运用录音、录像资料记录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 这一举措在国外（如英国）已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开始运用，以防止或及时发现刑讯逼供行为。为保证录音、录像的客观性，应将侦讯人员与视听资料的制作、管理隔离开来。为此可采用固定讯问地点，自动摄录的方法；条件不具备的，可由专人摄录、专人负责保管。
　　四、结果规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1984年联合国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明确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的证据”。
　　我国刑诉法尚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效力，这无疑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笔者建议作如下规定：对于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所获取的非法证据，诸如通过刑讯、非法搜查、非法扣押及侵犯嫌疑人的辩护权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将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证据彻底排除，就会从结果回溯源头，阻断刑讯逼供这一恶流。与此相适应，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两项规定：
　　1.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请人身检查的权利 （验伤权）。参照国外立法例，人身检查既可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义务来规定，也可以作为嫌疑人的一项权利，在发生刑讯逼供的情况下，由犯罪嫌疑人或其律师主张。这对于及时收集刑讯逼供的证据十分必要，也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2.非法证据可采性问题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即由被控方（侦控方）证明刑讯逼供行为不存在，如不能尽到举证责任，则认定刑讯逼供存在，非法取得的供述即被排除。这是因为：首先，被控方有举证的必要性。这是由其司法工作人员的性质决定的，严格依法取证是法律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当就取证的合法性发生争议时，侦控方有责任举证说明当时的情况。其次，被控方有举证的可能性。从距离证据的远近以及取证的便利程度来讲，侦控方举证要比控告方容易得多。特别是在前文提到的同步录像监控制度下，由侦控方举证要容易、快捷得多，符合公平、高效的要求。最后，从国外的立法例看，在法庭上当被告人提出供述违背其自愿性时，警察均负有说明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