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浅析

       （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的规定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相关的制度基础
        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0条规定：“调解应当在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权益的前提下进行。”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三）我国“宽严相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据
        具体地说，就是指对于恶性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犯罪、累犯等重大犯罪、，从保护社会正义出发，采取报应刑思想，刑事立法上的“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从重量刑”，刑事执行上“长期隔离式监禁”，甚至死刑；对于轻微犯罪、偶犯、初犯、青少年犯等不需要矫治或者有矫治可能的犯罪，从维护行为人利益出发，采取教育刑思想，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刑事执行上的“非监禁化”②。这种刑事政策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政策基础。
        （四）人本主义是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
        刑事和解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保护犯罪人（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现代刑法对人权的尊重。一方面，被害人的利益补偿不再通过国家公诉下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方式来解决，而是毕其功于一役。另一方面，被纳入刑事和解而受到社会处遇的犯罪人通过和解对被害人进行实质补偿和悔过道歉，也使其自身避免了身陷囹圄，有利于维护犯罪人的尊严、颜面，更利于保护犯罪人的人权，并可避免犯罪人被投诸监狱而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等设施内处遇的缺憾，从而有效地降低这部分犯罪人的再犯罪率。
        （五）现代法治是刑事和解的法律基础
        从刑事司法领域看，西方法律文化对轻刑化的奉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趋向在对一般轻微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等刑事案件的诉讼上达成了共识。即都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消弭冲突为目的，将惩戒寓于教化之中，体现了现代法治中的政治民主、人人平等、契约自由、人权至上等精神实质，切合了法治现代化的发展进路。
        四、刑事和解制度的前景展望
        现如今在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着重考虑以下问题：
        （一）刑罚理念的调整与适应
        在公诉案件范围内，实行法定主义，强调有罪必诉、有罪必审。刑事和解对部分犯罪嫌疑人不移送审判机关判处刑罚，似有姑息、纵容犯罪之嫌。我们认为，刑事和解是符合刑罚发展规律的，刑罚理念的演进虽然可能十分艰难但必须进行。
        （二）可能产生因为贫富不均导致刑罚适用不平等的问题，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刑事和解可能成为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有钱人因为能够较好地赔偿被害人，因而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顺利和解避免刑罚处罚。穷人因为无法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无法和解，享受不到和解的好处，只能接受应得的处罚。③这一消极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但根据刑事和解的上述消极作用来否定其积极价值显然不是一种科学态度。
        （三）和解协议的公理性问题
        首先涉及到的是被害方提出的和解协议的合理性标准问题。其次是如何考察和保障被害人无压力真实意愿表示的问题。在刑事诉讼中，犯罪一方通过说情、引诱甚至威胁的方式谋求被害人撤回控诉或者改变不利陈述等情况时有发生，如果实行刑事和解机制，被害方就拥有了决定加害人命运的巨大权力，加害方及其社会关系对被害方的潜在危险也会加大，被害人的利益保护将会面临新的困难。因此，如何保证和解协议的公正合理及增强对被害人的保护，将是构建刑事和解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78—579页。
②蔡道通著：《中国刑事政策的理性定位》，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③李洪江著：《刑事和解应该缓行》，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 [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2] [意]恩理科•菲力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2004年版。
[3] 黄京平、甄贞主编：《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龚佳禾著：《刑事和解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5] 谢望原，卢建平主编：《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