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分析刑讯逼供行为

　　刑讯逼供行为个体在自我角色认知方面的一些错误是刑讯逼供行为多发，而且久禁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角色认知错误的突出表现就是刑讯逼供行为个体（下文以警察为分析对象）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对于警察的这种角色认知并不是其天生就有的，对大多数警察来说，这种认知错误可能就在其入警的那一天，或从那一天起不知不觉中形成，在这种错误认知的支配下，希望权力得到实现，权威得到尊崇，其对审讯工作的影响便是强调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权力和权威的服从——如实回答警察的提问。如果这种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在其外化的过程中受阻，对警察而言便是一种挫折（关于挫折与刑讯逼供的关系下文详述）。
　　这种自我认知方面的错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即社会遗传因素。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五千年的“人治史”，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当然地给警察们输送着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的给养。从近代主流政治理论上看，警察、军队、法庭是三大国家机器，这一切养成了警察在审讯工作中“权力需要服从，权威需要尊崇”的错误观念，从而形成刑讯逼供的心理动因之一。
　　从目前得到的先秦和秦代具体审案的史料来看，在一些情况下，审案者是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先认定案情的是非曲直，然后获取口供，从而加以证实，而获取口供的捷径就是刑讯[1]，这也许是有罪推定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关键一直延续到今天，受“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大多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其对侵犯攻击对象的认知有着一些错误：一是将犯罪嫌疑人等同于罪犯，认为他们是事实上的有罪者，因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对其在审讯中能做的无罪辩解一律视为有罪者为了逃避罪责的托辞，是其主观恶性较重的标志，甚至将律师的辩护理解为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二是将犯罪嫌疑人客体化，认为其只是警察的工作对象，是刑事诉讼的客体而非主体，因而认为犯罪嫌疑人在审讯过程中会有“供认不诲”的义务而无其应有的权利 [2]，要求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受警察的指挥和调控，其在立法中的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第93条有关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提出的问题应当如实回答的相关规定。
　　受传统的纠问式诉讼观念和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警察总是将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化，而使本应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的说服失去了应有的心理基础，[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警察个体与犯罪嫌疑人之间] 讯问失去了其“信息传播——交流——说服”的科学过程特征，而成了警察单方面寻求“命令——服从”的权威满足的过程。虽说由于警察与犯罪嫌疑人在法律地位、审讯活动的行为目标等方面有其固有的对立，双方身份有明显的差异，但这全都是角色差异的表层现象，从更深层面上分析，警察与犯罪嫌疑人都是个体的人，具有普通个体所应具有的个性特征，从而在这一层面上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沟通和交流的可能。倘若将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绝对化，在审讯中警察保持单方面的强势，刑讯逼供的结果就是一种必然。
　　《刑法》247条规定刑讯逼供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假说，该法条的存在必然对意欲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形成心理上的强制而起到一种预防作用。但是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有时即使其内心认为其在审讯中的刑讯逼供行为虽然不合法，但是却合理。心理学理论认为当个人可以推卸其行为的责任时，内在和外来的遏制力降低，产生侵略行为的概率升高[3]。具体地分析，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基于有罪推定的罪刑报应。罪刑报应因其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良好契合而深入人心，警察在刑讯逼供中的思维过程表现为“犯罪嫌疑人有罪——有罪当受到报应——我正在使有罪者受到报应”这一模式，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刑罚”与“刑具”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刑讯逼供行为合法化归因的法文化基础。
　　2、基于实体正义的错误归因。不枉不纵是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的理想价值目标，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实体正义一直以来就是处于上位，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最高目标。刑讯逼供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实现实体正义。对实体正义的偏爱和对程序正义的忽视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该行为合理化归因的价值基础。
　　挫折是个人从事有目的的活动时，由于遇到障碍和干挠，其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的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4]。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J•多拉德等五人在研究了人在遇到挫折的行为反应后，在《挫折与侵犯》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认为：攻击行为是挫折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存在为先决条件的，同时，挫折的存在也总是要导致某些形式的攻击行为[5]。尽管此说因过于绝对而备受诘难，但针对人们的诘难，米勒于1941年在《挫折——侵犯假说》一文中写道：“挫折产生一系列不同类型反应的刺激，其中之一是引起某种形式的侵犯刺激。”对该假说进行了修正。刑讯逼供是一种发生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的主体之间的侵犯攻击行为，符合“挫折——攻击假说”的情境预设，用该理论对刑讯逼供行为进行分析，对于洞察刑讯逼供行为主体的心理动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想的审讯过程预设是“提问——如实回答”，这种模式既能满足警察的工作需要，又能满足警察对权力的被服从，权威受尊崇的心理需求。但实际审讯过程很难按照这一理想预设进行。
　　1、审讯工具的缺乏或失效。审讯是一个说服过程，需要警察具有相关的说服工具，也就是一种审讯技巧。要求警察具备这样一些能力：与审讯及案件有关的法律知识、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观察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而刑讯逼供者大多在这些能力方面存在重大欠缺，或不能正确运用所掌握的审讯工具而导致审讯工具失效。
　　2、审讯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审讯是个双向的信息交流和说服过程，要求审讯人员掌控审讯节奏的同时能很好的调动审讯对象——供述积极性。但自我中心使其忽略了这一点，刑讯逼供者大多不去充分地了解审讯对象的具体情况，包括其犯罪的主观原因和客观过程，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及归案后的认识态度等。即使掌握了一定的审讯工具也不能加以正确利用。
　　3、错误的心理预期。由于刑讯逼供行为人角色认知方面的错误，使其对审讯抱有一种错误的预期，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权力和权威之下会如实回答其提问。但人的趋利避害本能使犯罪嫌疑人总是想方设法寻求反审讯的对策，而使审讯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行为人总是将案件取得突破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或设想从口供中获取查找其它证据的线索，因此对审讯的预期目标表现出主观性的特征，当审讯结果与其主观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差异时，挫折感就产生了。
　　刑讯逼供行为人在审讯受挫之后，不是积极检讨自我方面的不足，如审讯技巧，策略等的缺乏，或及时地调整对审讯的自我心理预期，改变错误的认知观念；也不是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防卫，而更多的是觉得其作为一个执法者、专政者的权力在审讯中没有得到服从，权威没有得到尊崇，目标就在眼前，但是却无法实现。当行为人受挫时愈接近目标，其感受到的挫折也就越为强烈，由此引发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当挫折感突破某种限度时，就会发生现实的侵犯攻击行为，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发泄行为人内心挫折感，保持行为人心里平衡的一种方式[6]。
　　“工作应激是指工作需求超过个人成功应对的能力”[7]当工作要求在过短的时间内完成过多的工作时，就存在工作超负荷现象，这就会改变个体正常的心理或生理功能。心理学家特瑞•彼和约翰•牛芒的研究结论认为，工作应激产生三个消极的个体后果，即心理健康受损、生理健康受损和行为表现症状异常。
工作应激是客观工作环境对工作要求相匹配的技能及个体对其的感知之间相互影响。与前文对刑讯逼供行为所作的“挫折——攻击假说”所分析的一致，个体的挫折感也是导致其工作应激的内部感知的重要因素，而引起个体工作应激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一下几种：
　　1、工作条件因素。第一，警力资源及其它侦查资源的供给不足所导致的警察工作超负荷是引发警察工作应激的重要因素。警察超负荷工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警察的苦衷是，一边是不断的新发案件急待侦破，一边是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的案件需要他们去审讯，去进一步收集和完善证据体系，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公安机关实行并案侦查后体现得尤为突出，这可以称之为数量工作的超载。第二，粗糙的前期侦查及落后的技术手段使众多的案件缺乏起诉所需的证据材料，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终结、提起诉讼、法庭判决三个诉讼阶段一致的证据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目前对警察来说是个“太高”的工作质量要求。要达到这一要求，警察就必须付出很艰苦的努力和代价，有时甚至是牺牲，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质量工作的超载。第三，公安机关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领导人通常以个人的主观意愿来为具体办案人员决定工作方案或目标，如定破案数量指标，定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时间限制等，有时甚至给出“加大力度”等暗示。对刑讯逼供行为人来说，领导的指令给其施加的压力，尤其是针对条件不好的案件，真是不敢怒又不敢言，其结果是烦恼和紧张程度增加。
　　2、角色因素。警察在审讯中是多重角色的复合体。一方面，警察是执法者，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以及做为执法者带来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和专政意识；另一层面，警察做为个体人，具有个体的种种特征，如情绪的愤怒等。执法者的角色需要警察公正、冷静、客观；而做为个体人的角色上，警察有时也有其难以驾驭的情绪或性格。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导致的是个体内心焦虑和恐惧感的增加。
　　3、社会环境因素。不理想的工作和社会支持体系容易导致个体的压力增大。对于警察而言，社会治安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工作负荷的情况，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警察工作压力大，而且有时还会遭到人民的白眼。近年来，对刑事犯罪的“严打”不再是一种阶段性的行动，而是一种日常性的工作，从而给警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社会环境失去缓和的特征，而代之以紧张。
　　另外，还有职业发展因素，包括并职、降职、工作安全性等及家庭工作相互影响的因素，如夫妻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都可能给警察心理上造成压力。研究表明，工作应激在行为个体上表现为工作破坏、冒险行为增加、侵犯攻击行为增加等异常现象。警察在审讯中因前述诸应激因素而承受巨大的压力，引起情绪的紧张和焦虑，部分警察为了达到渲泄的目的而对审讯对象发生刑讯逼供的攻击行为。